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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就被介绍到国内，笔者改革开放后在复旦大学上本科，英文系自编英语泛读材料里就收有他的《小红马》《珍珠》和《菊花》。当时接触过这些作品，却不能妄称就读得懂。但是斯坦贝克同情弱势群体、警觉金钱势力的腐蚀，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国英语学界五十年代开始特别关注美国二十世纪左翼作家，徐燕谋在五六十年代之交主编的大学四年级英语专业教材（第7—8册）就收了美国左翼剧作家克里福德·奥德茨（Clifford Odets，1906—1963）的独幕剧《等待老左》（ Waiting for Lefty ，1935）中的片段。剧本讲的是一些司机如何组织起来罢工，资方聘用“工贼”（无非是一些要养家糊口的待业工人）进行破坏以及工人领袖“老左”的离奇死亡。
斯坦贝克与奥德茨在大萧条之后的美国文化界同属一个阵营，当然成就更高，一九六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
The Grapes of Wrath
）一九三九年出版，第二年获普利策奖，好莱坞又以最快的速度把它拍成电影，由约翰·福特导演，亨利·方达扮演主人公汤姆，简·达维尔扮演汤姆的母亲。在第十三届奥斯卡金像奖上，福特获最佳导演奖，简·达维尔获最佳女配角奖，可见美国主流文化对这部作品的认可程度。小说一九四一年就有了胡仲持中译本。改革开放后，斯坦贝克的作品渐渐为文学爱好者所熟知，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愤怒的葡萄》（胡仲持译、张友松校，1982）和《斯坦贝克选集：中短篇小说集》（上册，1983；下册，1984）就是很受欢迎的。
我国学者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撰文评论《愤怒的葡萄》，往往从阶级矛盾和冲突切入。近年来发生了变化，研究者比较着意于生态问题。美国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大量东部居民西迁。到了二十世纪，政策鼓励下的移民又逐渐催生了大规模农垦，与此同时也播下了生态危机的种子。科罗拉多、堪萨斯、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西部和新墨西哥一带在三十年代初受风沙灾害，称“干旱尘暴区”（即“Dust Bowl”）。那个广袤的区域本是畜牧草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数百万英亩土地变为耕地，改种植小麦。二十年代后因过度耕作，土地管理不善，加上干旱（年降雨量不到五百毫米），保持水分和土壤表层的草根枯死，春季强风一刮就扬尘，形成“黑风暴”。后来在联邦政府的干涉和协调下，相关地区广植防风林，风害慢慢平息，草地复苏，但是潜伏的危机依然存在。
沙尘滚滚袭来，原来以种粮和棉花为生的农家却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加利福尼亚寻求就业机会。一些意在得利的就业中介乘机广发虚假广告，农民却信以为真。犹太人出埃及，目的地是《圣经》中所说的“流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尘暴区居民心中的迦南，则是非加州莫属。他们辞别家园，收拾起能带的家当，开着卡车一路向西，虽然旅途艰辛，却怀抱希望。《愤怒的葡萄》讲述的就是尘暴区农户以迁徙求生存的故事。
作者在开篇就描写俄克拉何马的尘土：“在车马往来、路面被车轮磨损和马蹄践踏的大路上，干结的泥块化成了尘埃。地面上的各种活动都会把尘土扬到空中：步行的人把薄薄的一层尘土扬到齐腰一般高，大车把它扬到篱笆顶端，汽车则在后面滚起一阵尘雾。这尘土很久才会落下来。”
（第2页）尘暴区居民处于这样的生存环境中，绝非长久之计。小说中乔德一家是俄克拉何马州的佃农，他们改装了家里的旧车，放弃熟悉的生活方式以及很多已染上感情色彩的器物，驶向充满变数的未来。
现代化在美国意味着机械化和集约化生产，农业人口下降势所必然。小块分散农田不利于机械化操作，只有集中起来才有望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在此过程中尊重土地直接使用者的权利并谈妥合理补偿，往往最难做到。《愤怒的葡萄》中的佃户缪利说：“我明知这块地不大好，除了做牧场，没多大用处。当初根本就不该把这些地开垦出来，现在却种满了棉花。假如他们没叫我滚蛋，那我现在也许就到加利福尼亚随便吃葡萄、摘橙子去了。可是那些狗日的却叫我滚蛋，天哪，那可不行，男子汉大丈夫可不能随便叫人摆布！”（第61页）显然，土地所有者想做更合理的投资，不过像缪利那样的佃农是否得到安置，不得而知。他们只是被告知，土地将另作他用，必须离开，自谋生计。缪利这番话的要点是个人尊严，翻成中文后是容易被读者忽略的。浮士德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异想天开，决心围海造田。一对与世无争的老夫妇生活在海边一块高地，院子里树影幢幢。浮士德陶醉于自己想象中的伟业，竟忘乎所以发令：“那上边的老人应当搬走，我想在菩提树下安家，可那几棵树不归我所有，竟破坏了我的一统天下。”
与世无争的夫妇不愿离开，魔鬼梅菲斯特竟派手下的喽啰将他们强行驱逐，老人反抗，家中的火盆不知被谁踢翻，一场大火将他们吞噬。这对夫妇大概是文学中最有名的“钉子户”了。“不能随便叫人摆布”的心态在美国文学传统中颇有来历，其核心精神就体现于《瓦尔登湖》作者梭罗的《公民的不服从》（1849）一文以及麦尔维尔小说《抄写员巴特比》（1853）中神秘的四个字“我宁肯不”。二〇二〇年新冠疫情肆虐美国，很多普通美国人拒绝戴口罩，多少与此相关。
《愤怒的葡萄》中的主人公汤姆·乔德与父亲同名，一时不平，失手打死了人，被判重刑。他在监狱服刑期间表现出色，获假释回家，发现原来的村庄面目全非，不少房屋已被夷平，一时失去了方向感。回家后，他和一家老小收拾行李，割舍家中旧物，贱卖马车和农具，准备开车远行，加入生态危机造成的西迁移民行列。照规定，汤姆在假释期间不能离开俄州，但是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又是修车能手，缺了他，家人走这条远路心里就没有底。幸好他不必随时向警署报告，在外只要本分一点，也无大碍。乔德一家十二口人，外加一位独身牧师，攀爬上一辆临时在旧轿车车架上改装的卡车，晃晃悠悠地上路了。那辆哈得逊牌子的老车，用美国俚语来说，确实是“junk heap”（直译“垃圾堆”，转义为拼拼凑凑的破旧汽车）。他们沿着著名的六十六号公路（起点芝加哥、终点洛杉矶）直往加州南部驶去，路经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
流民的窘况，乔德家一一经历。为了方便长途跋涉的生态难民，美国的慈善机构和州政府开辟了一些收容站和专用停车处，这些地方的管理并不统一，设施也有差别。尤其让读者惊讶的是有一处实行自治，警察不得入内。小说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乔德一家在收容站的诸多生活细节，说明斯坦贝克在此类机构做过深入调查。一九三七年，他曾随着俄州失地农民一同西行，深为他们的艰辛所触动。《愤怒的葡萄》中大量原始材料就是在那时积累的。
一九三六年的照片《移居的母亲》捕捉到了一张令人难忘的面容。摄影师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1895—1965）经过一个临时帐篷，见一位女性愁眉不展而停步。对方毫无察觉，兰格拍摄了她的处境，从而留下三十年代大萧条标志性的经典作品。母亲外套袖口短了一截，眼中一片迷茫，两个三四岁的男孩靠在她身上，怀抱着的幼儿像是睡了，或因营养不足没精打采，手臂上满是污迹。《愤怒的葡萄》中的乔德一家也曾在类似的帐篷里休息过夜，然而母亲却是随遇而安的，她的脸让人看了，心里踏实：
那张脸是严肃而又慈祥的。她那双茶褐色的眼睛似乎饱经了忧患，已到了豁达的境界。她似乎知道自己是全家的堡垒，是一个攻不破的坚强阵地；她似乎是承认了自己这种地位，还表示欢迎。只有她承认遭到了忧患，老汤姆和孩子们才会觉得遭到了忧患，因此她就把自己锻炼得很坚强，根本就不把忧患放在心上。每次发生了什么快乐的事情，大家就首先看看她是否有快乐的表情，于是她就养成了一种习惯，遇到无足轻重的喜事也大笑一场。但是比快活更大的特色，是她的镇定。她经常都保持着泰然自若的神色。由于她在家庭里处在这么一个伟大而又平凡的地位，她就有了自己的尊严和纯洁的、娴静的美。在她给别人医治精神创伤的时候，她显得很有把握，冷静而沉着；在评判是非的时候，她的见解是大公无私的，像女神那么公正。她似乎知道，如果她动摇了，全家就会动摇，如果她居然大大地动摇或是绝望，全家就会完蛋，全家的意志就会不起作用了。（第96—97页）
小说中的母亲，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是家庭妇女，然而她是一家的灵魂。女权主义批评假设妇女在家中地位的高低取决于是否在经济上独立，仿佛没有工资收入就没有发言权，其实这是偏于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赚钱的人不一定就是家庭的脊梁，比如《百年孤独》中的老奶奶乌苏拉代表了一种与权力、野心绝缘的普通天主教徒的道德操守，她是大家庭中唯一真正讲信用并能抵御金钱诱惑的人物。作为一位男性作家，斯坦贝克聚焦于母亲在家庭中的道德权威，表明性别的界限也可以超越。在小说的情节充分展开后，作者又以母亲的叙述声音讲到女性和男性的不同：“男人的生活总是不断地发生急促的变化——孩子出世，大人死掉，这是一变——置了几英亩地，又把它丢掉，这又是一变。女人呢，她的生活老是像河水似的流个不停，像涡流似的，像小瀑布似的，老是向前流着。女人对生活的看法就是这样。我们不会消灭的。人们都在前进——也许有些变故，不过好歹总是在前进。”（第592—593页）也就是说，无论遇到什么不测，只要有女性在，总能渡过难关。
与母亲的形象相比，父亲就逊色得多，在需要做出决断的时候，他经常拿不定主意，有点像自己妻子的副手。另一位约翰伯伯是父亲的兄弟，平时衣冠不整，邋里邋遢，喜欢打小算盘，一家人的现金都交给母亲统一管理，他却留下几个美元没有上交，或许是为贪杯的毛病留有余地。果然，他到了加州的宿营地，偷偷买两瓶威士忌过瘾。乔德一家出发前开家庭会议，大家先听爷爷的意见。“爷爷还是名义上的家长，但是不再管事了。他的地位只是习俗上的挂名地位罢了。他虽然昏庸老朽，却还是保持着首先发言的权利。”（第134页）一家人出发后，还没有驶出俄克拉何马的州界，爷爷就因中风去世了，由家里几位男子在宿营地边上挖出一个深坑，草草埋葬。与男性长辈相比，汤姆的弟弟奥尔得到作者更多关照。三十年代的美国，汽车文化已经十分成熟，很多人还能自己动手修车。半路上汽车抛锚，汤姆和奥尔好不容易找出故障的根源，又为了一个配件离开家人，走访一个个旧车市场，最终找到一辆废弃破车，钻入车盘底部，费了大劲把某个部件拆卸下来，装到自家的哈得逊车上。两兄弟启动引擎，发现还能凑合着使用，无比喜悦。对一九三九年的美国读者而言，这个有点冗长的修车插曲读来饶有趣味。逶迤伸向太平洋的六十六号公路标记了奥尔的成长，他出场时还是一个小牛仔：
奥尔发觉有人注意他，便挺直胸脯，大摇大摆地走到院子里来，像只将要啼叫的雄鸡一般。他得意扬扬地走到汤姆面前才认出了他。当他弄明白的时候，他那得意的表情就变了，两眼透出钦佩和敬重的神气，那副架子也放下了。他那条卷起八英寸裤腿、故意露出高跟皮靴的挺括的斜纹布裤——他那根缀有铜字的三英寸阔的腰带，甚至他那件蓝衬衫上的红臂带，他那顶斯泰森毡帽上时髦的尖角，都不足以使他有他哥哥那么神气；因为他哥哥打死过一个人，这是谁也不会忘记的。奥尔知道自己就因为哥哥打死过人的缘故，受到过一些年纪相仿的男孩的敬重。他曾经在萨利索听到别人指着他说：“这就是奥尔·乔德。他哥哥用铁锹打死了一个人。”（第111页）
奥尔的举止穿着，莫不体现了西部的牛仔文化，只是牛仔的骏马换成了小说中的勉强前行的卡车。到了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汤姆怕连累家人独自离去，奥尔能接替哥哥在家的地位吗？
小说里还有一位年轻男性——汤姆妹妹罗莎夏的丈夫康尼。这对新婚夫妇曾一起憧憬加州新生活，未免过于乐观，显然作者在嘲讽所谓的“美国梦”。（第224页）果然，志向远大的康尼毫无责任感，唯一顾念的就是自己的前程，到了加州，竟然丢弃下已怀孕好几个月的妻子，偷偷溜走了。他是十三个人中唯一的背叛者。母亲劝罗莎夏不要垂头丧气，“我们这一家人可不能愁眉苦脸的”，应该“把心事放在肚里”。（第417—418页）她在危急时刻总体现出尊严：“我们是乔德家的人。我们是从来不向人家低头的。”（第424页）
母亲作为“全家的堡垒”，名副其实。爷爷中风逝世，是她为爷爷装殓；奶奶神志不清，昏了过去，汽车正在美国西南部的沙漠地区跋涉，加州平原终于出现在众人眼前，母亲此时才告诉大家奶奶死去的噩耗。其实她早已知道奶奶咽气了，强忍住悲痛，过关卡时沉着冷静，谎称她身边守护着的老人急需去医院就诊。
但是，这个可以依赖的堡垒又是向着外人开放的。汤姆假释归来，遇见村里的牧师凯西。农民出走，教堂里听他布道的人越来越少，而且他也生出对宗教的怀疑，决定背离自己的教会，深入社会，何去何从，心中无数。他与汤姆谈及村里的变迁，感慨不已。两人说着一起回到汤姆家，正逢父亲在院子外给已经再造的车厢加装一个堆放行李的顶板，母亲在屋里做早餐。父亲带他们走到门口，故意说来了“两个过路客人”想要一点吃的。母亲的回答毫不犹豫：“请他们来吧，我们的东西多着呢。”（第96页）斯坦贝克此处写她乐于与路人分享自家食物，为揭示小说中某些农副产品生产大户的自私做了铺垫，后者为了保持物价，宁可将“生产过剩”的玉米、咖啡、土豆和猪肉作为废物处理，也不愿周济饥民。随后就是母子重逢的感人场面，爷爷奶奶也闻声颤颤巍巍赶出来看孙子。斯坦贝克此时故意让凯西悄悄从汤姆身边消失片刻，等汤姆到门外喊他名字，他才从院子里的水槽下钻出来，找了个借口，说是坐在那里想心事。凯西这小小的举动说明他的礼貌与周到。假如他与汤姆同时走进屋里，大家势必会首先照顾客人，嘘寒问暖，这样他就有喧宾夺主之嫌了，而且会影响汤姆一家自然的感情流露。过于概念化的所谓“伦理批评”对文学的隔膜太深，丝毫不能在感受力上有所作用，怕是难以顾及斯坦贝克笔下如此善体人情的细处。
凯西出现在众人面前，又产生了新的难题。汤姆全家老老少少十二个人，尽管席梦思大床垫把汽车顶板下有限的空间隔成上下两个部分，提高了利用效率，要让大家在车上各得其所，还是很费周折。凯西单身一人，想离乡而无处可去。乔德一家看在眼里，心里都很纠结。如果带上他，就成了十三个人，数字是否吉利，自不必多言。因此在家庭会议上决定凯西去留时，人们心里会多一道阴影，尤其是像爷爷那样的老者。再说全家现金总共无非一百多块钱，养的两头小猪杀掉做腌肉，也吃不了多久，添一张嘴，难道不是负担吗？父亲试探地问母亲“行不行”，母亲注意到大家在犹豫，不顾父亲的面子，毫不含糊做出决断：
“不是行不行，要问肯不肯。”她坚定地回答，“说到行不行，那我们是什么都不行，到加利福尼亚去也不行，干什么都不行。至于说到肯不肯，那么凡是我们肯做的事，我们都可以做……”（第136页）
于是凯西就被乔德一家接纳了。他待人温和，不信上帝了，却依然讲仁爱，也常引述《圣经》。别人心目中他还是牧师，爷爷去世，就是请他做祷告完成仪式的。凯西抵达加州以后，目睹农民工不能在与农庄雇主的利益博弈中取得平等地位的情形，成为罢工领袖，在与警察的冲突中竟中枪而亡。斯坦贝克在小说《相持》（1936）中已经描写过加州果园工人的罢工，但是罢工的组织者长于煽动，别有所图，未必真正关心罢工者的利益和难处。凯西则是无私无我，以他的善良和真挚感人。小说接近收尾处汤姆目击凯西之死，一怒之下打死一位警察，自己脸上也受了伤。他的身份尚未暴露，但是一家人添了心病，只得让他自谋出路。奥尔肩上责任更重，他开着车与家人驶向下一个有工可做的地方，前景不明。
汤姆出事后与母亲道别，两人的对话堪称本书的高潮。他回忆道：“凯西！他谈过许多道理。常常使我讨厌。可是现在我却想到了他所说的话，我还记得——句句都记得。他说有一次，他跑到荒野上去寻找他自己的灵魂，他发现并没有什么灵魂是属于他自己的。他说他觉得自己的灵魂不过是一个大灵魂的一小部分。他说荒野不好，因为他那一小部分灵魂要是不跟其余的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那就没有好处。真奇怪，我怎么还记得这么清楚。当初我还以为根本没有用心听呢。可是现在我明白了，一个人离开了大伙儿，那是不中用的。”（第584—585页）汤姆自己也要追随凯西的足迹，投身工人维权运动：“到处都有我——不管你往哪一边望，都能看见我。凡是有饥饿的人为了吃饭而斗争的地方，都有我在场。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场。”（第587页）汤姆的两段话也说出了美国原来信奉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原因。凯西这位游离于教会之外的牧师以新的角度反省宗教，并不意味着斯坦贝克对宗教采取一种激烈的否定姿态。他描写的一个收容所管理有方，妇女们精神饱满，一面洗衣服，一面唱赞美诗。（第419页）汤姆也从凯西熟读的《圣经》得到启发，他甚至记得这些鼓励互助的文字出自《传道书》：“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效果。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两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第585页）
凯西死于非命，汤姆又遁迹而去，然而他们救助穷苦无告者的精神在小说的结尾生动闪亮。罗莎夏被丈夫抛弃时已近产期，后来生了死婴，又患起病来。一家人到一个堆了干草的仓棚避雨。黑暗中有两个人影，一个仰卧着的男子和一个男孩，据说男子六天没进食物，省下来一点食物都给孩子吃了，气息奄奄。孩子去边上的农户那儿偷了一只面包喂他，见他吞咽困难，急忙说：“他得吃点汤或是牛奶才行。”这时母女俩听着，“心心相印地彼此望了一会儿”，女儿说“行”，接着“她把困乏的身子挺起来，裹上那条被子。她慢慢地走到那角落里，站在那里低着头，望着那张憔悴的脸，看着那双张得很大的、吃惊的眼睛。随后她慢慢地在他身边躺下。他慢慢地摇摇头”。接着罗莎夏给他喂奶，“她的手指轻轻地摸着他的头发。她看看上面，又看看仓棚外面，渐渐合拢嘴唇，神秘地微笑了”。（第633—634页）这就是《愤怒的葡萄》全书出乎意料的收尾，带有几分生命复苏的暖色。我国艺术史上，哺乳也是入画的，如唐寅的《乳姑图》描绘的是婆婆年衰，坐在桌边，媳妇哺乳。这是宣传孝文化的画作，女性老者换成没有血缘关系的生人，那就超出了画家的想象。
贯穿《愤怒的葡萄》始终的阶级对立意识随着穷人之间的友情而加强。在加州，乔德家四位男子一天劳动所得仅仅一元，母亲拿了钱到店铺购物，精打细算，把每分钱都用于食物后，想起买了咖啡忘了糖，于是希望赊账买一毛钱糖。店里规定不许赊账，店员自掏一毛钱给她买了糖。这时妈悟出一个道理：“天天都在体会这个道理，时时刻刻都在体会。你要是遭到了困难，或是受了委屈，有了急需要——那就去找穷人帮忙吧。只有他们才肯帮忙——只有他们。”（第524页）母亲判断人，要看衣着。一次她遇到一位男子，见“他那白色上衣上磨破了的衣缝，便觉得放心了”（第420页）。凭外观判断对方是不是“自己人”变成了她的习惯：“感谢上帝，我们跟自己人在一起了。”（第424页）乔德一家随时对穷人伸出援手，自己也受人热心帮助。他们在路边帐篷里遇见威尔逊夫妇，爷爷病危，威尔逊夫妇让他进帐篷，并拿出自家的垫子。两家因此结成友谊，一起开车同行，后因威尔逊夫人身体太弱，不能继续赶路，乔德一家为他们留下一些腌肉和美元。所有这些笔墨都是为阶级情谊增色的。第十四章中的有些文字像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政论，不过斯坦贝克用了十分形象的比喻，读来并不枯燥。两户人家都在路边支起帐篷过夜，一家孩子病了：
夜幕笼罩下来了。婴儿感冒了。这里有一条毯子，拿去吧。这是羊毛的，是我母亲的毯子——拿去给孩子盖上。这就是会爆炸的东西。这是开端——从“我”到“我们”的开端。
如果你们这些占有大家都应该有的东西的人能够懂得这个道理，你们就可以保住自己了。如果你们能够把原因和后果分开……你们就可以历经灾难而仍然存活下去。但这却是你们所不会明白的。因为“占有”这一特性把你们永远冻结为“我”，把你们永远与“我们”隔离开了。（第204—205页）
互助固然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占有”的贪欲也应该收敛，但是“我”与“我们”的同一，势必导致对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以及“群己权界”的彻底否定。从小说内容来看，“我们”亦非浑然的整体。斯坦贝克以社会谴责的笔法写出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游民和种植园采摘工人如何廉价出卖劳动力，不幸的是，这些农业工人中间也会产生利益冲突。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扩充，加州雇主选择范围越来越大，工钱一减再减。劳工拒绝降薪，集体抗争，然而源源不断涌来的俄州农民却是导致降薪的原因，他们为了一口饭，报酬低于原标准也无所谓，反而成为罢工运动的破坏者，一条裂痕就出现在两个群体之间。这无非说明，小说中一再强调的阶级意识不一定能把背景不同的雇工凝聚成目标一致的阶级阵线，薪酬期待值不高的外来劳动力甚至很容易成为排斥、歧视的对象。
小说各章篇幅不一，有些较短（如第十一章仅两三页），读来就像笔法灵动的新闻特写或时评，而且还有多声部、多视角以及人称不固定等叙述特点。它们穿插于乔德一家西迁的主干，使得整部作品就像一棵摇曳多姿的大树。这些插入性质的篇章生动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现实，也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幅传神的人物素描，进一步渲染了同情互助的主题。第十五章写到公路服务站里的各色小饭馆、酒吧的内部场景以及店门口的吃角子老虎机，现在读来依然不失真实感。斯坦贝克对景物精描细绘，观察人物更有独到的一面。长途汽车司机是酒吧的回头客，他们收入稳定，给起小费来出手大方，柜台后面渐近中年的女招待梅伊对他们当然是热情服务，不敢怠慢。这位女性熟悉各种轿车牌号，根据汽车的款式来判断顾客的消费能力，有一双来自职业本能的势利眼，但是自利的考虑也常常被同情心融化。一辆一九二六年的旧车停下来了，车上是一对夫妇和两个男孩，男的和孩子下车，要点自来水，竟把嘴对着橡皮水管直接喝了起来。那位父亲想买一毛钱面包，梅伊就把售价一毛五的大面包给他了。父亲付钱时还带出一个一分钱来，看孩子在盯着糖果柜台，就问薄荷糖是不是卖一分一块，此刻两个男孩抬头望着她，梅伊就不动声色地回答说，一分钱两块。顾客走后读者才明白薄荷糖卖五分钱一块。梅伊顾全了那家人的体面，然而两个孩子接过糖时却怯生生的，“嘴角上挂着一丝不自然的微笑”（第218页），可见他们知道真实的售价高于此数。梅伊行善，边上两位买了咖啡和馅饼的卡车司机看在眼里，付账时留下两三倍于往常的小费，梅伊乐开了花，却担心“小气鬼”（第219页）还会随时到来。要说她不带歧视，怕是言过其实了。但是她做赔本生意还念及顾客的自尊，不以施主自居，毕竟还有可敬之处。
梅伊和她的男搭档社会地位不高，却算不得穷人。考诸美国历史，斯坦贝克“穷人皆兄弟”的主导思想未必站得住脚。英文“慈善”（charity）一词本意为仁爱，这种情感应该是超越阶级的，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十九世纪为劳工权益呐喊的人士中，不少还是衣冠楚楚的中上阶层绅士。英语国家也以民间慈善事业著称，美国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捐赠自己的几乎全部财产，他的善举来自悠久的宗教信仰和社会习惯。而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包括斯坦贝克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作家低估了他们所在的社会自我改造、更新的能力。现在美国已有一套专门针对穷人的福利救济政策，贫困现象尚未绝迹，社会却出现了新的形态，非十九世纪中后期形成的一些宏大概念所能形容。大萧条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一些旨在保护劳工权益的法案，如一九三五年的《全国劳工关系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赋予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根据一九三八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Fair Labor Standards Act，又称《工资和工作时间法案》），工人第一年最低小时工资为二十五美分，七年之内必须达到四十美分，上班时间也设有上限。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最低工资也不断提升。
诚然，工会领导层也会发生蜕变，但无论如何，这些与时俱进的法案有利于缓解国内矛盾。毋庸讳言，美国仍为诸多社会问题所苦，贫富不均是其中之一，但是美国联邦和各州州政府通过成熟、复杂的税收制度来适当进行财富的再分配，遗产税、赠予税和房产税的征收限制了某些畸形的暴富现象，联邦和州政府正是依靠税收从事社会福利事业，包括设立政府补贴的养老院，向穷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等。
在社会改良进步的过程中，诸如《愤怒的葡萄》之类的批判性作品始终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监督作用，美国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就是在批评声中设立并逐步完善的。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部分来自社会主义思潮和黑幕揭发运动的合力。北美洲原本是滋育空想社会主义的沃土，自一七七六年起，欧洲许多奠基在共产主义公社基础上的宗教团体也在美国壮大。
一八二五年，英国工厂主罗伯特·欧文甚至在印第安纳州购买三万英亩土地，建立“新和谐村”进行乌托邦实验。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又在一系列著作中提倡土地公有，实行单一地价税，他的学说实为孙中山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的来源。恩格斯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译本美国版（1887）作序时寄望于美国诸多工人组织的团结：“这些分散的争吵不休的队伍最近就会形成一个长长的战斗行列，在敌人面前摆下一条严整的战线，武器在预示风暴来临的沉寂里闪闪发光。”
一年后，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的乌托邦小说《回顾：公元2000—1887年》问世，主人公威斯特梦中二〇〇〇年的国家无所不能，一切生活用品都由中央枢纽管理提供，每个人的各种需要都能满足，不问工作能力如何。小说出版后美国各地一度出现“工业国有化运动俱乐部”。社会主义的长处在大萧条后更加耀眼，翻译家杨静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撰写的学期论文就是斯坦贝克和厄普顿·辛克莱小说的比较，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当时被冠以“社会主义”之名。
写到此处，还应介绍一下不同乃至对立的观点。美国杰出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作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著名论文《美国的现实》评述德莱塞晚期的变化，引用了后者传记作者的一段话：“当他支持左翼运动……时，他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已经研究过该党的具体路线方针，并为它感到满意，而是因为他赞同其中的总体规划，它代表了一种帮助人类实现更广泛的平等权利的手段，而这种平等也正是德莱塞倍加珍惜的目标。”但是特里林却问道，倍加珍惜的目标固然很好，如果它“不准我们停下脚步来思考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也不许我们思考是否会因为尝试错误的实现手段而毁掉这个目标”，我们还将一往直前吗？
到了一九五二年，特里林又在《目前美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一文中写道：“关于‘工人阶级的祖国’的理想在过去某个时间已经系统地进行了自我摧毁——即使是最愚笨的知识分子，如今也不至于无知到选择希腊神话中的克洛诺斯作为自己的养父。”
克洛诺斯（即罗马神话中的萨图恩）食子是希腊神话中最残忍的故事之一，鲁本斯、戈雅等艺术家曾以此为题材作画，在世界艺术史上还很有名气。特里林担忧，假如知识分子认“工人阶级的祖国”为父，那么他们迟早会被吞噬。他的责问，也可以用于斯坦贝克。关于社会和经济正义的探索远未结束，戈雅的名画《萨图恩》被法国哲学家让-皮埃尔·迪皮伊用作《经济的未来》
一书封面，作者继承了法国左翼传统，批判市场的至尊地位，断言政府如不能履行干预的职责，社会、政治和人都将被市场和“物”所吞噬。他的焦虑与特里林恰恰相反，也见于法兰克福学派和今日欧美以齐泽克为代表的批判性哲学家。
最后略谈本书书名。下面这段文字中出现“愤怒的葡萄”：
腐烂的气息弥漫了全国。
咖啡在船上当燃料烧。玉米被人烧来取暖，火倒是很旺。把土豆大量地抛到河里，岸上还派人看守着，不让饥饿的人来打捞。把猪宰杀了埋起来，让它烂掉，渗入地里。
这里有一种无处投诉的罪行。这里有一种眼泪不足以象征的悲哀。这里有一种绝大的失败，足以使我们一切的成就都垮台。肥沃的土地，笔直的一排一排的树，坚实的树干，成熟的果实，全都完蛋了。患糙皮病快死的孩子们非死不可，因为农场老板得不到橙子的利润。验尸员在验尸证书上必须填上“营养不良致死”，因为食物只好任其腐烂，非强制着使它腐烂不可。
人们拿了网来，在河里打捞土豆，看守的人便把他们拦住；人们开了破汽车来拾取丢弃了的橙子，但是火油却已经浇上了。于是人们静静地站着，眼看着土豆顺水漂流，听着惨叫的猪被人在干水沟里杀掉，用生石灰掩埋起来，眼看着堆积成山的橙子坍下去，变成一片腐烂的泥浆；于是人们的眼里看到了一场失败；饥饿的人眼里闪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怒火。愤怒的葡萄充塞着人们的心灵，在那里成长起来，结得沉甸甸的，准备着收获期的到临。（第484—485页）
农民工的日子，一天天挨着过，有的甚至吃了上顿愁下顿，而无数食物却被毁弃，还有大片沃土撂荒。一方面是生产过剩，一方面是贫困和饥饿。这种对社会分配不公的谴责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变调。但是要化解这种矛盾，可能并不简单，甚至无解。根据“谷贱伤农”的古训，如果粮食丰收，谷价下跌，这就会迫使谷农改行，因此政府还不可以袖手旁观，必须适当购粮以备荒年平粜，同时维持价格。适度的干预不同于取消市场的调节、包揽一切、实行统购统销，难的是如何把握好“度”。面对斯坦贝克在此揭露的“无处投诉的罪行”还无动于衷，不啻天良泯灭。当时欧美知识界部分人士目睹市场机制失灵，青睐有所规划的经济和明智的统筹协调，倡导艰难时世的人道精神，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为什么说“愤怒的葡萄充塞着人们的心灵”？小说英文书名“The Grapes of Wrath”中的“Wrath（愤怒）”一词常有宗教的含义，在《旧约》尤其频繁出现，如“上帝的盛怒”（God's wrath）。《圣经》中的葡萄园代表着上帝的国，
在那里工作，不管先来后到，都能得到同样的报酬：
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巳初出去，看见市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各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
这种不顾工作时间长短、平等发放工钱的做法，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近乎“按需分配”，比“按劳分配”更高一个层次。但是先受雇的工人并不理解：“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
英国十九世纪流行基督教社会主义，著名艺术史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所著批判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集《给那后来的》（1860）一书书名就是来自这个有名的故事。葡萄在《圣经》中还有济贫的联想。人们在收获的季节就想起不应忘记穷人这一训导：“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一个社会对流离失所的农民工如此冷漠，非但没能为他们留下一些庄稼和“葡萄园的果子”，在他们进了果园贱卖劳动力的时候，还要逼迫他们承受减薪之辱，转义的“葡萄”还不愤怒吗？斯坦贝克从小受的道德教育就是“勿欺穷乏之雇工”
，眼见着这一条最基本的准则在现实中不能通行，他不得不借助宗教的权威发出威严的谴责之声。
陆建德
写毕于庚子除夕
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