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是我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她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以及据此拍摄的电影早已为大家所熟悉。据英国广播公司最近调查统计，《傲慢与偏见》在英国人最喜爱的小说中名列第二。但法国人在他们所编的《理想藏书》中，却把《爱玛》列为“英国文学”类“前十本”最好的书里的第一本。由此可见奥斯丁在英国文学中的重要性以及《爱玛》在奥斯丁作品中的突出地位。

《爱玛》（ Emma ）是简·奥斯丁发表的第四部作品，批评家们一般认为，这也许不是她作品中最受一般读者喜爱的一部（那当然是情节更加热闹的《傲慢与偏见》），却肯定是她最为成熟的作品。

简·奥斯丁出生于英国汉普郡斯蒂文顿镇的一个牧师家庭，从小过着祥和、富足的乡居生活。兄弟姐妹共八人，奥斯丁排行第六。她从未进过正规学校，只是在九岁时，曾被送往姐姐的学校伴读。她的姐姐卡桑德拉是她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奥斯丁的启蒙教育更多地得之于她的父亲。奥斯丁酷爱读书写作，还在十一二岁时便已开始以写作为乐事。成年后奥斯丁随全家迁居多次。一八一七年，奥斯丁已抱病在身，为了方便求医，最后一次举家再迁。然而到了曼彻斯特后不过两个多月，她便去世了，遗体被安葬在温彻斯特大教堂。简·奥斯丁终身未嫁，逝世时年仅四十二岁。

奥斯丁创作的小说，几乎都经过长时间的反复修订改写。她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是《理智与情感》（1811）。《傲慢与偏见》（1813）是她的第二部作品。这两部作品，加上她去世后出版的《诺桑觉寺》（1818），都写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通常算是她的早期作品。而《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爱玛》（1816）与《劝导》（1818）则写于十九世纪，算是后期作品。这六部作品，合成中文，总共不过二百万字，数量不算多。作品初出版时，销量也不算很大。可是她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却随时间的流逝而日益显得重要，以致竟有批评家认为：“作家当中手法最接近于（莎士比亚）这位大师的，无疑就要算简·奥斯丁了，这位女性堪称英国之骄傲。她为我们创造出了一大批的人物……”（托·巴·麦考莱语）。另一位将她与莎士比亚相比的是现代美国批评家艾德蒙·威尔逊。他说：“一百多年来，英国曾发生过几次趣味上的革命。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望，惟独莎士比亚与简·奥斯丁经久不衰。”赞赏奥斯丁的作家，从瓦尔特·司各特开始，可以说是绵延不绝，粗略一排就有：特洛罗普、乔治·艾略特、柯尔律治、勃朗宁夫人、麦考莱、骚塞、爱·摩·福斯特等人。但是她的杰出与伟大之处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却不是一下子说得清楚的。弗吉尼亚·吴尔夫就曾说过：“在所有伟大的作家中，她的伟大之处最难捕捉到了。”

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简·奥斯丁是“第一个现实地描绘日常平凡生活中平凡人物的小说家。（她的作品）反映了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生活的喜剧，显示了‘家庭’文学的可能性。她多次探索青年女主角从恋爱到结婚中自我发现的过程。这种着力分析人物性格以及女主角和社会之间紧张关系的做法，使她的小说摆脱十八世纪的传统而接近于现代生活。正是这种现代性，加上她的机智和风趣，她的现实主义和同情心，她的优雅的散文和巧妙的故事结构，使她的小说能长期吸引读者。……当时（指十八世纪末）流行夸张戏剧性的浪漫小说，它们已使人们厌倦，奥斯丁的朴素的现实主义启清新之风，受到读者的欢迎。……到二十世纪，人们才认识到她是英国摄政王时期（1810—1820）最敏锐的观察者，她严肃地分析了当时社会的性质和文化的质量，记录了旧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现代评论家也赞佩奥斯丁小说的高超的组织结构，以及她能于平凡而狭窄有限的情节中揭示生活的悲喜剧的精湛技巧。”

本文作者在较广泛地阅读了中外评论家对奥斯丁的分析评论之后，觉得还是以上所引的简短结论最为准确。但内中未能突出强调奥斯丁塑造人物的巨大才能（每部小说的主角都是青年女性，但她们无一雷同），以及她能站在更高角度，冷眼看待与分析评论这些人物（特别是她心爱的人物）的睿智目光。正是这一点，使她直到今天仍然显得毫不过时。奥斯丁曾说过什么是好的作品，她说：“……有些作品，其中展示了才智最强大的力量；其中作者以最精心选择的语言向世人传达了对人性最透彻的了解、对这种丰富多彩的人性的恰到好处的描绘，以及对机智幽默的最生动活泼的抒发。”（见《诺桑觉修道院》第五章末段）奥斯丁自己的几部作品无疑都是达到了这样的标准的。

奥斯丁的语言确实出色，这对提高她作品的水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她的对话不但符合人物性格，而且暗藏机锋。（奥斯丁小时候曾和家人演戏自娱，设计精彩的对白自应是她的特长。）叙述描写部分的语言通常徐缓舒展，与她所写的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与人物身份非常配称。作者偶尔亦用曲笔，不动声色地说几句谑而不虐的反讽话，使得读懂的读者不禁要发出会心的微笑。（批评家瓦尔特·艾伦就说过，整部《爱玛》，“就是在嘲弄中孕育成的”。）在结构上，《爱玛》亦极匀称紧密。除了书中高潮处外，每一章都有精彩的“看点”。作者还常常像侦探小说作家似的在作品中故布疑阵，对此，书中次要人物（甚至包括读者）都不糊涂，惟独聪明过人的女主人反倒仍然（常常是被自己）蒙在鼓里。而她之所以如此，又莫不与优越的社会地位和自身条件有关，许多可笑之处亦由此产生。这种种精巧之处，使得翻译者在苦苦奋斗工作的同时又自有乐趣，仿佛是“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相信读者在读她的书时也会有这样的体会。有位批评家说过：“在《爱玛》中，整个主题就是女主人公痛苦的认识自身并逐渐抛开幻想的过程。”同样，在译者翻译、读者阅读的过程中，大家都逐渐认识了爱玛这一有着各种优点与缺点的活生生的形象，同时也通过这面镜子的反照，能对自我有比以前较深一些的认识。说到底，阅读文学作品最大的益处无非就是通过这一智力活动，帮助自己更深刻地了解自我、他人，认识社会与这个世界。爱玛的自信、自以为是、缺乏自知之明、好心做坏事、不愿承认错误，还多少有点势利眼，有点自私（虽然自己认识不到），这种种性格上的毛病，岂不是在我们自己与周围人的身上依旧存在着吗？而且不但存在于作为个体的人的身上，连集体的人——小至一个团体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国际组织中，不也是同样会存在的吗？认识自己，认识周围的人，这是人所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之一。正因如此，古希腊人才在德尔斐神庙门廊上刻上“认识自己”这几个字。我们只能说奥斯丁的小说里未触及拿破仑战争这类的历史大事件大题材，却不能断言没有反映人生中的重大主题。

《爱玛》是奥斯丁于一八一四年一月开始动笔的，一八一五年三月底写完，并于年底出版（初版本扉页上标明的是一八一六年）。出版人约翰·默里曾将手稿交给《评论季刊》的编辑威廉·吉福德审阅。他的评语是：“好得没得说的。”《爱玛》刚出版，一八一六年三月出版的《每季评论》上即刊出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热情赞赏奥斯丁作品特别是《爱玛》的长文。一八一七年的七月十八日，奥斯丁溘然去世。《爱玛》成了她生前最后一部与读者见面的小说。但读者并不知道作者是谁。直到一八一八年，她的作品才由她的哥哥署上真名出版。

奥斯丁在世时，英国由摄政王统治。他的父亲乔治三世晚年精神失常，国会安排由王子摄政。一八二〇年老王去世，摄政王即位，是为乔治四世。据说他非常喜欢奥斯丁的作品，在每个住处都存有一套，他还曾通过第三者表示了自己的钦佩，并希望她能把下一部作品献给自己。奥斯丁曾由摄政王的“大内牧师”带领，参观过摄政王的一处王宫。那位牧师向她作过这样的暗示。奥斯丁在一封信里说：“对亲王的感谢，我感到荣幸。”由此她也多少有些违心地写了《爱玛》书前的那篇献词。据记载，摄政王藏书室的负责人还曾建议奥斯丁写题材大一些的作品。对此，奥斯丁在回信中客气却毫不让步地顶了回去，她说：“我不写传奇。我必须保持自己的风格，继续走自己的路，虽然在这条路上我可能永不会再获成功。我却相信在别的路上我将彻底失败。”奥斯丁向亲属表示过，她自己能做的只是“写乡野的几户人家”，“在一小块（两英寸宽的）象牙上……用一支细细的画笔轻描慢绘”。今天，人们自然要庆幸奥斯丁没有采纳那样的建议。而且她也并不纯粹是“为小题材而小题材”。她也能做到小中见大。她在作品中关怀妇女、恋爱、婚姻问题，探讨社会在这些方面的谬误与偏见，并从而揭示人性中的一些弱点。探讨人性，这难道能说是在写微不足道的小题材吗？在这里不妨顺便提一句，英国现代的许多小说在对人性弱点的探究、结构框架甚至在语态上，可以说都还是沿袭了《爱玛》这类作品的路数的。奥斯丁在文学风格上的影响同样是不容低估的。

此书前半部（第二卷第十一章以前）的翻译由李文俊担任，从第二卷第十一章起，由蔡慧承担。这次合作，是五十多年前两个文学青年在文学翻译上初次合作的延续。我们都很珍惜出版社能提供这样一次机会，让两个病弱老者，再次协力，辛苦却愉快地完成这一饶有意义与趣味的工作。翻译所据的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的本子，作注时参考了牛津、企鹅、诺顿、雄鸡各种版本中有关资料，特此说明。书中所用Hugh Thomson的插图十余幅，趣味盎然，且可窥见旧时英国风情，为译本增色不少。插图原本，系老友梅绍武、屠珍特地从美国洛城觅得寄赠，在此一并表示感激。

李文俊蔡慧
二〇〇四年八月

呈献于

摄政王殿下

蒙殿下恩准

谨以最最崇高之敬意

将此拙作

献予

摄政王殿下

殿下

忠诚

恭顺

谦卑之仆人

本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