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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esophageal carcinoma，EC） 是一种常见的消化道肿瘤。2018年全球食管癌发病率为6.3/100 000，在恶性肿瘤中居第7位，死亡率为5.5/100 000，在恶性肿瘤中居第六位。 ［1］ 我国是食管癌高发国家，2018年流行病学数据显示，我国食管癌发病率为13.9/100 000，死亡率为12.7/100 000，我国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占全球总数的53.7%和55.7% ［2］ 。
显著的地域性分布是食管癌流行病学的突出特征，高、低发区发病率和死亡率相差可达500倍。河南省林州市（原河南省林县）和河北省磁县是我国食管癌发病最高的地区，发病率超过100/10万 ［3 ， 4］ ；山东省肥城市也是我国食管癌高发区，1970—1974年食管癌死亡率为63.19/10万，仅次于河南省林州市 ［4］ ；2014—2017年食管癌仍是肥城市居民的第一大死因（56.01/10万） ［5］ 。国内一项移民流行病学研究发现，河南省林州市居民移居到山西省长治市100年后，其自然人群食管癌检出率仍与河南省林州市原居住地居民相似，这提示除自然因素之外，遗传因素可能在食管癌发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病理学上，食管癌可分为 食管鳞状细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ESCC） 和 食管腺癌（esophageal adenocarcinoma，EAC） 。在北美地区，EAC占食管癌的80%；在我国，ESCC占食管癌的90%，EAC仅占10%。 巴雷特食管（Barrett esophagus，BE） 是EAC的癌前疾病。不论是由鳞状上皮还是柱状上皮发展而成的食管恶性肿瘤，大部分都呈一个多阶段过程，正常黏膜经过不同程度的上皮异型增生（dysplasia），最终发展为侵袭性癌；其中异型增生可分为三个级别，分别为 低级别（轻度）异型增生（low-grade dysplasia，LGD）、中级别（中度）异型增生（middle-grade dysplasia，MGD） 和 高级别（重度）异型增生（high-grade dysplasia，HGD） ，其中LGD和MGD又称为低级别上皮内瘤变（low-grade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LGIN），HGD和原位癌称为 高级别上皮内瘤变（high-grade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HGIN） 。EC，在发生异型增生前，往往还有基底细胞的增生和（或）炎症。在河南省高发区进行的30～78个月随访研究发现，单纯炎症或增生患者的EC发病率为4.03%，而异型增生患者的发病率高达33.87% ［6］ 。另一项长达15年的随访研究发现，正常食管黏膜、LGD、MGD、HGD发展为EC的概率分别为2.4%、5.0%、8.3%、10.3%，依次增高 ［6］ 。
中晚期食管癌治疗花费大且效果差，总体5年生存率为15%～25%。发现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进行早期治疗是改善食管癌预后，提高患者生存率及生存质量，降低全球疾病负担的有效方法。目前早期食管癌和癌前病变的诊断主要建立在结合碘染色、亚甲蓝染色等化学染色和窄带成像（narrow-band image，NBI）、联动成像（linked-color image，LCI）等光学染色的内镜筛查及靶向活检的基础上 ［1］ 。但内镜检查为侵入性检查，部分患者存在检查禁忌，并且不同医生的检查质量不均一，这些因素限制了内镜筛查及靶向活检的开展。
探寻环境因素与遗传易感性在食管癌发病中的机制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发现食管癌的危险因素，筛选和建立用于早期诊断的生物学标记是当前肿瘤防治的热点。本章将早期食管癌的危险因素和生物标志物两方面探讨食管癌的预测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