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1998年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国已经开始引进创业投资理念。那时我正和我的师妹葛建新（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讨论她的论文选题，我对师妹说，中国的创业大潮即将到来了。回到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后，我的一位学生想选择创业投资方向选题作论文，这使我进一步确认了此前的判断。我调到汕头大学工作以后，感受到了南方自由创业的文化氛围，开始体会到，东北不能振兴的原因有很多，缺少曾经的创业热情和借助环境成就自己的智慧，是其中之一。

有一次我去东北出差，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销售人员，他的故事后来成为一个我用来解释东北能否振兴的理论依据，即微观垄断模型。那次在火车上的谈话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和我对面交谈的乘客是个年轻人，他是做大学教育试验装备销售的。当我们谈起销售定价的时候，他非常坦率地告诉我，买方会把价格定得比他们公司的价格还高，但前提是他们必须给予采购者个人以回扣，他们公司不会吃亏。这个过程中没有创造，却有人获得了利益，谁吃亏了呢？是学校。也许不是学校花钱，那就是政府吃亏，因为这样的项目多是财政出钱购买的。买方向卖方提出的不是降价，而是提高价格，这有违常理。为什么？价格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位买方代理人拥有的采购权。如果不从双方沟通角度分析这一问题，如果不从商业层面观察，可能无法发现隐藏在市场背后的垄断现象，采购人员以权谋私让买方吃亏是代理人链条失控。此后，我对创新的研究就以此为视角，重点研究在供求关系上，双方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到底是什么阻碍了商业的形成，淡化了对竞争的重视。我的博士论文也与此有关，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我国供给调控理论与政策研究》一书，该书以“有效供给”作为核心概念构建了宏观调控理论。“有效供给”被我定义成能够有效满足需求的供给，相反，供给与需求脱节，导致供给过剩。供给过剩并不是真正的过剩，而是无效供给过多，导致有效需求没有得到培育。商业层面的有效是供给有效的前提条件之一，或者说，供给一方要想让自己更加有效，需要借助有效的商业层面的持续变革。

变革经常有着很强的破坏性，在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下，只有少数英雄敢于突破并取得成功，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过去，大学变革经常被社会诟病，大学校长下决心做存量变革，上无支持，下会得罪人，管理人员与专业教师都不同意，这让校长们对真正的教育变革望而生畏。因此那些有理想、有责任心的大学校长只能做增量，用增量改革进行探索，争取能够向改革迈出一步，不成功，也不会伤及整体。这是我来到暨南大学探索“三创”教育的基本背景。

作为创业学院的创始院长，我把推动大学变革作为自己的使命，虽然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但责任心使然，仍旧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推进工作。和所有大学一样，上级布置的任务不能不完成，并因此形成了上级任务导向。既如此，那还需要创业学院吗？需要。创业学院在这样的环境中闯出一番新天地，这样的新天地没有任务，也没有多少压力，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这样的大环境可遇不可求。我很感谢我们校长胡军教授。

创业学院把商科研究和课程建设当作头等大事，没有想到，数年过去了，当我把业绩清单提交给教育部和中组部组织的“万人计划”教学名师评选的时候，我的材料竟然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自此我有更强的信心，一定要把“三创”教育做好。这样的定位让我走向全国，指导了许多省级师资培训，还帮助一些省份成立了双创联盟。

但是，我深深知道，这个工作既是我个人的，更是暨南大学的。人总是会有退出职场的那一天，那时还有没有你自己呢？所以，从去年起，我开始做退出职场的准备，录制MOOC，编撰专著和教材，也把常年和我们合作的企业请进来，构建起一个有利于创业学院成长的环境。

一个人，为人类服务，而不只是拿工资为单位服务，这才是人。一个老总也好，一个教授也好，或者一个勤勉的普通职员也好，都应该思考一下这样的问题：你到底为人类留下了什么？

借助创业学院这个平台，我完成了对创业型大学的理解，把创业学院作为试验田进行探索，打开了校门，吸收各类资源和能量，面向更多的学生，发现更多未来的领导者。我期待着暨南大学创业学院的工作能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希望这项工作对学校和国家再能有所贡献，它也将成为我人生的归宿。

张耀辉
202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