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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减碳”之道。
唐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长
深圳
李珏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深圳
深圳历经三个“五年规划”的时期，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技术结构升级，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初步实现了空气质量达标、碳排放达峰和产业结构高端化的“两达一高”目标。2010-2020年，深圳碳排放净增加965万吨，增长16%。比较2010-2015年和2016-2020年两个时期，可以看到深圳碳排放强度加速下降。2010-2015年，深圳碳排放量增长1130万吨，碳强度下降28.9%；2016-2020年，深圳碳排放量下降166万吨，碳强度下降31%。相对于前一时期，深圳经济增长从带动碳排放量上升转为下降。即当碳强度下降速度持续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时，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进入了碳达峰的平台期。
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结构调整是实现碳达峰的关键
化石能源是驱动现代经济增长的起点，人口是化石能源消费的载体。在结构不变时，碳排放与经济和人口成比例增长。20102020年深圳经济增长1.34倍（年均8.9%），人口增长69%（年均新增人口71.9万人），分别带动碳排放增长3.25倍和3.43倍。
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结构调整驱动单位产出能耗和单位能耗碳排放双下降。2010-2020年深圳能源效率提高推动碳排放量减少4.5倍；采用含碳量更低的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引起碳排放量下降1.2倍，二者合计大致抵销了经济增长与人口增加引起的碳排放量的增长。对比2010-2015年和2016-2020年两个时期，深圳人口规模超过1300万后净增超400万人，经济规模超过2万亿元，对碳排放的拉动明显提高；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结构调整发挥了更大作用，抵销了人口和经济增长影响（见表1）。
表1 ：2010-2020年深圳碳排放影响因素贡献率
注：负号为碳排放减少，正号为碳排放增加
以产业结构升级化解碳达峰与经济较快增长的矛盾
2010-2020年深圳二、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明显。其中，现代服务业具有低排放高产出的特征，10年间占地区增加值比重从36.5%上升到49.2%，提高了12.7个百分点，碳排放占比仅从9.8%上升至12.1%，提高了2.3个百分点，结构占比提高是碳排放占比提高的4倍。第二产业中工业增加值增长超过1.2倍，占地区增加值比重从43.6%下降到35%，碳排放占比下降更快，从43.7%降至33.6%，结构占比提高是碳排放占比提高的1倍。
做优做强制造业实现工业碳排放达峰
目前，深圳制造业总产值并非全国城市最大，但制造业增加值仍是全国城市第一，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亦明显高于其他超大型城市。深圳做大做强制造业成果明显，过去15年单位制造业总产值包含增加值提高了约10个百分点，单位制造业增加值的能源消耗大幅下降。2010-202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从37.4%下降到32.1%，能耗占比从43%下降至31%，下降了12个百分点，单位能耗产出提升了1.2倍。制造业内部结构调整可分为四类，一是深圳主导产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出占比持续上升，能源占比大致稳定，强化了深圳产业低能耗低排放的绿色低碳优势。2010年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为62.2%，2020年提高为68.9%，增加值占比始终是能耗占比的2.2倍以上；二是新能源汽车、医药制造业和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制造业占比从6.5%上升为10.5%，增加值占比与能耗占比从0.5提高为1，单位能耗产出效率提升明显；三是20个中低端制造业行业增加值占比从12.1%下降至6.1%，能耗占比从26.7%下降至16.7%。四是四个高耗能材料加工行业增加值占比从15.6%下降至11.5%，能耗占比却上升0.8%，行业转型升级较为缓慢。
能源结构调整推动碳达峰
2010-2020年深圳制造业能耗占全市能耗比重下降了12个百分点的同时，碳排放占比从44.9%下降为30.2%，碳排放占比下降速度明显高于能耗占比下降速度，即单位能源的含碳量明显下降。深圳在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积极调整能源结构。一是减少一次能源燃烧量。在全市范围内淘汰制造业企业小型自备电厂、降低大型燃煤机组的发电小时，全面推广新能源汽车等。2010-2020年生产部门一次能源消耗（除交通运输业）下降40.2%，二次能源消耗替代性增长41.46%，实现碳排放总量下降2.3%；二是加大与南方电网合作，引入可再生能源占比稳步提高的外调电。2020年一次能源终端消耗占比下降为49.8%，外调电占比上升为50.2%，外调电替代一次能源终端消耗12.8%，调整能源结构及南网电力排放因子下降，实现碳排放减少1174万吨（相当于2020年碳排放的16%）。
技术结构升级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和绿色低碳技术创新
一是制造业广泛应用高能效技术，如电能替代、过程能耗管控、电机系统节能等，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行业碳达峰后快速下降；二是基础设施行业采取节电技术和清洁能源改造，10年间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能耗下降25.7%，减少碳排放37%；第三，2007年后，深圳新建民用建筑全面实施绿色设计，2015年新建工业厂房全面推行绿色建筑标准、开展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推行大型公共建筑合同能源管理等措施，显著降低了建筑物用电增长。
碳排放交易促进节能减排
深圳碳排放市场是我国七大碳排放市场之一，二级市场成交额和成交量均居全国前列。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管控单位共766家。启动以来，配额累计总成交量约5900.5万吨，总成交金额约13.9亿元，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成交量约2023.36万吨。实现绝对减排量超过640万吨，其中，741家制造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增幅达92.98%，碳排放强度下降48.72%。
2021年7月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从深圳实践出发，我们认为应当明确，2030年实现碳达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内涵，实现碳达峰需要扎扎实实地推动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与能源结构升级。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依归，建立可衡量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碳达峰相关指标体系，坚决遏制形式主义的运动式减碳，有效化解碳达峰与经济增长之间客观存在的矛盾。
从国际经验看，碳达峰不是某一时点碳排放的数值，而是阶段性的碳排放总量趋于稳定，可称之为碳达峰的平台期。从深圳实践看，结构升级不可能一帆风顺，仍有可能出现一定碳排放量的波动。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不放松，保持年度碳排放指标具有一定弹性，经过或长或短的平台期转向碳排放总量下降。
从碳达峰走向碳中和横亘着广泛深刻的能源革命。能源结构从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多样化利用阶段，又孕育着空前的能源技术革命。深圳的实践对解决碳达峰诸多难题是有益的，但仍需要积极探索实现碳中和的起点与路径，尽早形成可为全国借鉴的工作思路。
首先要重视我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推动因素的转变。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我国人口总量趋向稳定时，交通部门和建筑物的能源消耗总量可能大幅上升，成为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其中，我国人均电力消费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电力消费增长的刚需与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间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其次要深化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碳减排。深圳初步形成了高产出低排放的现代工业体系，获得了结构性减排的增益效果。一方面，需要持续支持高产出低碳排放行业高端化，提高行业增长值比重；另一方面，要坚决遏制高污染和高碳排放产业的发展，更广泛采取节能技术，提高能源效率。
三是深挖智慧城市技术，创新驱动推进碳中和。依托绿色建筑规模化和交通工具电气化发展，创造更多的“数字化”和“绿色化”的应用场景。一方面，积极应用与推广交通领域的新技术新能源，加强智能网联交通系统建设，完善交通绿色出行体系，从源头减少碳排放量；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和发展数字化智能建筑解决方案（如“光-储-直柔”建筑、光储充一体化设施），推动不同区域的建筑群或园区构建互动虚拟电厂，发挥政策引导和市场化应用的合力，实现创新驱动建筑物智能化，减少建筑物排放。
四是超前探索我国东部地区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和机制。从整体看，我国光伏资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与我国化石能源“西北多东南少”的分布较为趋同，要完成从传统化石能源为主向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革命，需要从战略上解决稳定性较弱的可再生能源东送问题，也要前瞻性地提升东南地区城市，特别是沿海大城市可再生能源占比，以三七开方式，即自身供给30%的可再能源，外购70%的可再生能源，实现东南地区的碳中和。
五是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落到实处。我国现有落后地区，不仅生态环境优美，也拥有较为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和较好的风力条件。未来应考虑将传统的扶贫方式，转变为可再生能源基地建设与绿电购买的共同开发合作模式。引领探索“风光”电力市场化运行，将传统的结对帮扶转化为可再生能源区域协作交易。在不改变区域生态的前提下，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同时，林业碳汇也是碳中和的应有之义，将经济林种植引入区域碳减排补偿，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助力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和碳中和目标。
（责任编辑：都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