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三帝国的诞生

第三帝国诞生的前夕，一种病态的紧张气氛笼罩着柏林。几乎人人都看得很清楚，魏玛共和国即将寿终正寝。一年多以来，它一直在迅速崩溃之中。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像他的前任弗朗茨·冯·巴本一样，一点也不喜欢共和国，更谈不上喜欢共和国的民主了，而且他也像他的前任一样，未经议会授权，是靠总统命令担任总理一职的。在执政57天之后，他就已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

1933年1月28日，星期六，年迈的共和国总统冯·兴登堡元帅突然免去了他的职务。当时，德国最大的政党纳粹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要求担任他原来立誓要加以摧毁的民主共和国的总理一职。

在那个命运攸关的冬天的周末，关于未来局势，首都谣诼纷纭，而照后来的情况来看，这些荒诞不经的谣言中最令人吃惊的谣言不是一点没有根据的。有的谣言说，施莱谢尔同陆军总司令库尔特·冯·哈默施坦因将军相勾结，打算在波茨坦卫戍部队的支持下举行政变，逮捕总统，建立军人独裁政权。有的谣言说，纳粹党人要举行政变。在警察系统中纳粹党的同情者协助下，柏林冲锋队要占领威廉街，那是总统府和大多数政府部门的所在地。也有谣言说要举行总罢工。1月29日，星期日，有10万名工人拥进了柏林市中心的游乐公园举行示威，反对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他们的领袖之一企图同冯·哈默施坦因将军联系，如果希特勒被任命来领导新政府，陆军和有组织的工人就采取联合行动。 以前有过一次，在1920年发生卡普政变时，政府逃出首都以后，曾经发生过总罢工，拯救了共和国。

从星期日到星期一的那个夜里，希特勒几乎通宵不寐，在距离总理府不远的总理广场上恺撒霍夫饭店的房间中来回踱步。 他尽管神经紧张，但是极有自信，深知他的时刻已经来到。将近一个月来，他一直在同巴本和其他保守的右派领袖进行秘密谈判。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他没有办法组织一个清一色的纳粹党政府。不过，他可以担任一个联合政府的总理，虽然这个政府的11名成员中有8名不是纳粹党人，但是他们同意他废除民主的魏玛政体。现在似乎只有年迈固执的总统还在作梗。就在1月26日，即这个命运攸关的周末前两天，这位老态龙钟的元帅告诉冯·哈默施坦因将军，他“丝毫无意任命那个奥地利下士担任国防部长或国家总理”。

但是，在他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少校、总统国务秘书奥托·冯·迈斯纳、巴本和总统府其他亲信的影响下，总统终于软化了。他已86岁高龄，精力日益衰退。1月29日星期日那天下午，希特勒正在同戈培尔和其他助手喝咖啡吃蛋糕，纳粹党内地位仅次于希特勒的德国国会议长赫尔曼·戈林突然冲进来明确地告诉他们，明天就要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了。

1933年1月30日，星期一，午前不久，希特勒驱车前往总理府晋见兴登堡，这次晋见对他本人、对德国、对整个世界来说，后来都证明是一件命运攸关的事情。戈培尔、罗姆和纳粹党的其他头子在恺撒霍夫饭店的窗口，焦急地翘望着总理府的大门，他们的元首不久就要从这扇大门里出来。戈培尔记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是否已获成功。”因为即使到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十分把握。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内心的各种情绪此起彼伏，有时感到怀疑，有时感到希望，有时欢欣，有时失望。我们过去失望的次数太多了，这使我们不敢真的相信会发生伟大的奇迹。”

几分钟之后，他们亲眼看到了这个奇迹。那个留着查理·卓别林式的胡子的人，那个年轻时候在维也纳做过一事无成的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无名小卒的人，那个在战后最初那些黯淡的日子里在慕尼黑无人闻问的倒霉蛋，那个啤酒馆政变中有点滑稽的领袖，那个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的煽动家，而且他才43岁，已经宣誓就任德国总理了。

他驱车到数百码以外的恺撒霍夫饭店，马上就回到他的老伙伴戈培尔、戈林、罗姆，以及在这条取得政权的崎岖道路上帮助过他的其他褐衫队员中间。戈培尔的日记上写着：“他一言不发，我们也一言不发，可是他的眼中满含着泪水。”

那天晚上，从黄昏直到午夜过后很久，乐极忘形的纳粹冲锋队员在街头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庆祝胜利。他们成千上万的人，排成整齐的队形，从动物园出来，经过勃兰登堡凯旋门，到威廉街，他们的乐队在震天的鼓声伴奏下吹奏着军乐，他们的嘴里高唱着新编的《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其他一些同德国一样古老的歌曲，他们的长统皮靴在马路上咔嚓咔嚓踩出了有力的节奏，他们的火炬高举着，成了一片火海，照亮了夜空，使聚集在人行道上观看的人们的欢呼声变得分外热烈。兴登堡站在他的府邸的一个窗台前，看着下面游行的人群过去，他的手杖随着军事进行曲的拍子击着地板，他显然很高兴，终于选了一个能够按德国传统方式唤起人民的总理。这位老人，在年老昏聩之中，对于他在那一天放出了什么样的凶神恶煞是否有一丝一毫的感觉，这一点是颇可怀疑的。柏林不久就流传一种很可能是靠不住的传说，说在游行进行的中途，他回过头来对一位老将军说：“我没有想到我们逮住了这么多的俄国俘虏。”

在威廉街另一头只有一箭之遥的地方，阿道夫·希特勒站在总理府一扇打开的窗户前，乐极忘形，手舞足蹈，不断地举起手臂致纳粹党的敬礼，他时而微笑，时而大笑，高兴得眼睛里又充满了泪水。

有一位外国观察家那天晚上怀着另一种感情观看游行。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大使写道：“火海流过了法国大使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和不祥的预感看着它过去。”

戈培尔那天回家已是凌晨3点了，虽然很疲劳，但是很快活。他就寝前在日记中写道：“这几乎如同梦境一般……如同童话故事一般……新帝国诞生了。十四年的辛勤工作终于得到了胜利的结果。德国革命已经开始了！”

希特勒吹嘘说，1933年1月30日诞生的第三帝国将历经千年而不衰， 在纳粹党的语言中，它常常被称为“千秋帝国”。它一共存在了十二年零四个月，但是在这历史的一瞬之中，它在地球上造成了震撼一切的火山爆发，其强烈程度为前所未有；把德国人民送上权力的顶峰，那是他们一千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使他们一度成为从大西洋到伏尔加河、从北角到地中海的欧洲的主人；接着又在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把他们投入毁灭和破坏的深渊。这场世界大战是他们的国家残酷无情地挑起来的，在这场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的国家对被征服的各国人民实行了一种恐怖统治，蓄意屠杀生命和摧残心灵，其程度超过了以前历代所有的野蛮压迫。

创建第三帝国的那个人，无情地而且有时常常是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精明狡猾手段统治第三帝国的那个人，把它送上这样令人目眩的高度后又把它投入这样可悲的下场的那个人，肯定是个有天才的人，哪怕这种天才是邪恶的天才。不错，他在德国人民——神秘的天意和千年的经历把他们陶冶成当时那个样子——身上找到了一种自然的工具，他能够把它用来实现自己的邪恶目的。然而，如果没有阿道夫·希特勒，那就几乎可以肯定绝不会有第三帝国。因为阿道夫·希特勒有着恶魔般的性格、花岗石般的意志、不可思议的本能、无情的冷酷、杰出的智力、驰骋的奇想以及惊人的判断人和局势的本领。只有到最后由于权力和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才做出了不自量力的事情。

正如著名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所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在历史生活中，个人具有突出的和不可估计的力量。”

在有些德国人看来，而且无疑地，在大多数外国人看来，当时的情况似乎是，一个江湖骗子在柏林取得了政权。但是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希特勒具有或者不久就会具有一个真正天生的领袖的气质。在以后的暴风雨般的十二年中，他们要盲目地追随他，好似他具有出自天授的英明睿断。

阿道夫·希特勒的出世

这个与众不同的奥地利农民后裔于1889年4月20日晚上6点半出生于巴伐利亚边境对面、茵河畔的布劳瑙小镇一家名叫波麦客店的小客栈里。考虑到他的出身和早年的生涯，很难想象有比他更不相称的人来承继俾斯麦、霍亨索伦家族皇帝和兴登堡总统的衣钵了。

诞生的地点是在德奥边境，这一点后来证明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希特勒早在青年时期就怀有这样的思想：这两个德语民族之间不应当有边界隔开，它们应该属于一个国家。他的这种感觉非常强烈而且经久不衰，到他35岁蹲在德国一所监牢里口授那本日后要成为第三帝国的蓝图的著作时，他的头几句话就同他的出生地的象征性意义有关。《我的奋斗》是以这几句话开始的：

今天在我看来，命运竟然选择茵河畔的布劳瑙作为我的出生地，似乎是一种天意。因为这个小小的城镇坐落在两个日耳曼国家的边境上，而我们年轻一代的人至少已把竭尽全力统一两国作为我们毕生的工作……在我看来，这个边境上的小城市成了一项伟大使命的象征。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海关小职员的第三次婚姻中所生的第三个孩子。这个奥地利海关小职员是个私生子，39岁以前一直袭用他母亲的姓氏施克尔格鲁勃。希特勒这个姓在母系和父系祖先方面都出现过。希特勒的外祖母和祖父都姓希特勒，或者音同字不同，因为这个姓的拼法常常不同，有时拼成希德勒（Hiedler），有时是休特勒（Huetler，Huettler），有时是希特勒（Hitler）。阿道夫的母亲是他父亲的堂甥女，近亲结婚，当时还得征求教会的许可。

这个德国未来元首的父系和母系祖先都是祖祖辈辈住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这是位于多瑙河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边界之间下奥地利的一个县。在我逗留于维也纳的那些岁月里，我有时路过那里到布拉格或德国去。这是一个森林茂盛的丘陵地区，有不少农家村庄和小块的农田。虽然距离维也纳只有50英里左右，它却有着一种穷乡僻壤的景象，就像奥地利生活的主流没有经过这里一样。这里的居民性格都很执拗，颇像北边的捷克农民。近亲通婚很普遍，希特勒的父母就是，私生子也很多。

在母系祖先方面，情况比较稳定。克拉拉·波尔兹尔一家四代都在施皮塔尔村庄第37号那块农田上务农为生。 而希特勒父系祖先方面的情况却颇为不同了。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家姓氏的拼法经常变化，居处也不固定。希特勒这一家人有一种不能安定下来的气质，总是想从这个村庄搬到另外一个村庄，从这个行业改做另外一个行业，不愿有紧密的亲属关系，而在同女人的关系上喜欢过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

阿道夫的祖父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是个到处打短工的磨坊工人，在下奥地利的各个村子里窜来窜去。1824年，他在第一次结婚后五个月就有了个儿子，不过母子都在产后死了。十八年后，他在杜伦绍尔工作的时候，娶了一个47岁的农妇，名叫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她是施特罗尼斯村子的人。在结婚前五年，1837年6月7日，玛丽亚就生了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后来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极有可能，阿洛伊斯的父亲是约翰·希德勒，虽然我们弄不到确凿的证据。无论如何，约翰在后来娶了这个女人，但是同当时这种情况下的通常习惯相反，他没有想到在结婚后把这个儿子正式登记。这个孩子一直到长大都叫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

安娜在1847年去世，此后三十年约翰·希德勒销声匿迹，不知到哪里去了。后来到84岁那一年，他才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维特拉镇出现，这时他的姓氏已改为希特勒，他在三个旁证面前，向一位公证人宣誓，他就是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父亲。从可以弄到的记录来看，这个老人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才采取这个步骤，他为什么终于采取了这个步骤，这一点是不清楚的。根据海登的说法，阿洛伊斯后来告诉他的一个朋友说，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他能够从他的一个叔父、那个磨坊工人的弟弟那里弄到一份继承权，他就是由那个叔父抚养长大的。 总而言之，在1876年6月6日这么晚才承认了这个儿子以后，11月23日那天，多勒斯海姆教区牧师在接到了有公证人证明的声明后，就在洗礼登记册上画去了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姓名而改为阿洛伊斯·希特勒。

从此以后，阿道夫父亲的合法姓名就叫阿洛伊斯·希特勒，这个姓氏也就自然地传给了他的儿子，直到1930年代，才有维也纳的好奇的记者查阅了教区的档案，发现了关于希特勒祖先的事实，不去理会老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过迟承认私生子这一点，而想要把阿道夫·施克尔格鲁勃这个姓名加在纳粹党领袖的头上。

阿道夫·希特勒奇怪的一生之中，有过许多次命运的奇怪的转折，然而却没有比他出生前十三年那一次更加奇怪的了。如果这个84岁的流浪磨坊工人在他妻子去世快三十年以后没有突然出现，承认自己是他年已39岁的儿子的父亲的话，阿道夫·希特勒的姓名就成了阿道夫·施克尔格鲁勃。当然，区区姓名是不至于有多大作用的，但是我也听到一些德国人在猜测，要是希特勒以施克尔格鲁勃闻名于世的话，他是不是还会成为德国的统治者。这个姓氏由德国南部人读起来，声音是有点滑稽可笑的。我们能够想象狂热的德国群众对施克尔格鲁勃这个名字高呼“万岁”吗？“施克尔格鲁勃万岁！”？要知道“希特勒万岁！”不仅在纳粹党人盛大的群众大会上已成为群众齐声呼喊的瓦格纳式、偶像崇拜的口号，而且已成为第三帝国时代德国人之间相互打招呼时必须采用的形式，甚至在电话中也是这样，用来代替过去的“哈罗”。“施克尔格鲁勃万岁！”？这可真有点难以想象了。

阿洛伊斯的父母即使在婚后显然也很少居住在一起，因此，未来的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是由他叔父抚养成人的，他叔父虽然是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的兄弟，却有自己的姓氏拼法，他叫约翰·冯·内波穆克·休特勒。由于纳粹党元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捷克人形成了刻骨的仇恨（他最后还是征服了这个国家），这个教名是值得附带一提的。约翰·冯·内波穆克是捷克人民的民族圣徒，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希特勒一家有这个名字，说明他们有捷克血统。

阿洛伊斯起初在施皮塔尔村学做鞋匠，但是他像他父亲一样没有定性，不久就到维也纳去谋发展了。18岁的时候，他在萨尔茨堡附近做了奥地利海关的边境警察，九年后提升为海关税吏，当时就娶了一个海关官员的过继女儿安娜·格拉斯尔-霍雷尔为妻。她给他带来了一份小嫁妆和社会地位，在前奥匈帝国小官吏中间，这种情况是很平常的。但是这次婚姻并不美满。她的年龄比他大十四岁，身体又虚弱，一直没有生育。十六年后两人就分居了，再隔三年，在1883年，她就去世了。

在分居以前，阿洛伊斯（现在已正式姓希特勒了）就与一个年轻的旅馆厨娘弗兰齐斯卡·马茨尔斯贝格尔同居，她在1882年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阿洛伊斯。在他发妻去世一个月后，他就同厨娘正式结婚，三个月后，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安吉拉。第二次婚姻历时也不久。弗兰齐斯卡在一年之内因肺结核去世。六个月后，阿洛伊斯·希特勒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结婚。

不久即将成为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的新嫁娘名叫克拉拉·波尔兹尔，年方25岁，她的丈夫48岁。他们相识已经很久了。克拉拉老家也是希特勒这一族的老家施皮塔尔。她的外祖父约翰·冯·内波穆克·休特勒就是把侄子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希特勒抚养长大的人。因此，阿洛伊斯是克拉拉的堂舅，他们要结婚，必须申请教会批准。

这位海关税吏在第一个妻子在世时，因为膝下空虚，就把克拉拉领来做过继女儿，当时他就存了同她结合的念头。克拉拉在布劳瑙同施克尔格鲁勃夫妇一起生活了好几年，阿洛伊斯在他发妻病倒后似乎就打算等她一死就娶克拉拉为妻。到这个姑娘满16岁可以合法结婚的年龄时，就发生了他正式改姓和继承叔父（克拉拉的外祖父）遗产的事。但是他的妻子在分居后还拖着没有死，此外，也许因为阿洛伊斯在这时与厨娘弗兰齐斯卡·马茨尔斯贝格尔同居，年已20岁的克拉拉就离开了他家到维也纳去当女佣了。

四年以后她又回来给她堂舅当家，因为弗兰齐斯卡在她临死前最后几个月也搬出了她丈夫的家。阿洛伊斯·希特勒同克拉拉·波尔兹尔在1885年1月7日结婚，大约四个月零十天以后就生了头一个儿子古斯塔夫。古斯塔夫在襁褓中就夭折了，1886年生的第二个孩子伊达也是如此。阿道夫是第三次婚姻中的第三个孩子。后来又在1894年有了一个弟弟埃德蒙，只活了六岁。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保拉生于1896年，寿命比她出名的哥哥还长。

阿道夫的同父异母哥哥阿洛伊斯和姐姐安吉拉（弗兰齐斯卡·马茨尔斯贝格尔生的两个孩子）也活着长大了。安吉拉是个漂亮的姑娘，嫁给了税吏拉包尔，在拉包尔死后在维也纳当管家，如果海登的材料是正确的话，她有一个时期在犹太人办的施粥站做厨娘。 1928年希特勒把她接到贝希特斯加登给他当管家，此后一个时期，在纳粹党人圈子里就常常听到他们谈起她为希特勒做的他非常爱吃的美味维也纳点心和甜食。她于1936年离开了他，嫁给德累斯顿的一位建筑学教授，希特勒当时已是总理兼独裁者，对她的离去很不高兴，连结婚礼物也不肯送。她是他一家人中唯一在他一生后期来往密切的人，不过还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安吉拉的女儿吉莉·拉包尔，一个美丽的金发姑娘，我们不久就会看到，希特勒在他一生之中只同她发生过真正的爱情。

阿道夫·希特勒一向不喜欢有人向他提起他的同父异母哥哥。阿洛伊斯·马茨尔斯贝格尔（后来正式改名为阿洛伊斯·希特勒）当了饭馆跑堂的，他的一生之中有好多年一直在吃官司。根据海登的记载，他在18岁时因偷窃而被判五个月徒刑，20岁时又因为同一罪名被判八个月徒刑。他最后搬到德国住，结果却又继续出事。1924年，阿道夫·希特勒因为在慕尼黑举行政变而身系囹圄，阿洛伊斯·希特勒则在汉堡因为重婚而被判六个月徒刑。据海登记载，此后他就去了英国，居然很快地建立了一个家庭，但是不久又弃家出走。

纳粹党当权后，阿洛伊斯·希特勒的境况好过了一些。他在柏林郊区开了一家小啤酒店，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搬到了首都繁华的西区的维滕贝格广场。一些纳粹官员是座上常客，在战争初期食物恐慌的时候，这家啤酒店的供应却非常充裕。当时我偶尔也曾进去憩足过。阿洛伊斯这时已快60岁了，身体肥胖，心地单纯，脾气随和，同他著名的同父异母兄弟在外表上很少有什么相像之处，事实上，你在德国和奥地利许多小酒店老板中间，是很难把他分辨出来的。酒店生意很好，不管他过去如何，就当时而论，他的境况显然很顺遂。他只有一件事情叫他担心，那就是他的兄弟一时生气或感到厌憎，可能吊销他的营业执照。在这家小酒店里，有时就有人在谈论，说国家元首兼总理很不高兴这个使人想起希特勒一家出身寒微的人。据我所记得的，阿洛伊斯本人是不愿参加关于他的兄弟的谈论的，他这么谨慎自然是明哲保身之道，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想要尽量了解那个当时已开始要征服欧洲的人的出身背景的人来说，自然感到很失望。

除了在《我的奋斗》中以外，希特勒很少谈到——也很少允许人家在他面前谈到——他的家庭出身和早年生活。而在《我的奋斗》中出现的零星传记材料也是常常令人产生误解的，而且许多事情都被略去不谈。关于他的家庭出身，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情况。那么他的早年生活如何呢？

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生活

他父亲58岁那年从海关退休的时候，年满6岁的阿道夫进了林茨西南不远的菲施尔哈姆村子的公立学校。那是1895年。在此后四五年中，这个按捺不下心来的靠养老金为生的人在林茨附近的许多村子里搬来搬去。到他儿子15岁的时候，已搬了7个地方，换了5所学校。他在兰巴赫附近的本笃派修道院上了两年学，因为他父亲在那里附近买了一块田地。他参加了唱诗班，选了唱歌课，据他自己的记载， 他梦想将来做牧师。最后，退休的海关职员在林茨南郊的莱昂丁定居下来，一家人在那里住的是一所朴素的带花园的房子。

11岁的时候，阿道夫被送到林茨去上中学。这需要他父亲破费一点钱财，也说明他父亲有志让儿子走自己的道路——做个公务员。但这却是做儿子的最不想做的事。

希特勒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才11岁就不得不第一次违抗（我父亲的意愿）……我不想当公务员。”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以显然诚恳的态度详尽而如实地记载的传记性事实并不多，他在10岁刚出头的时候顽强地同他冷酷刚愎的父亲的坚决斗争则是其中之一。这场斗争第一次表现了他的坚强不屈的意志，这种意志日后终于使他克服了看来是无法克服的重重障碍和困难而达到了他那样的成就，而且使反对他的人目瞪口呆的是，这种意志给德国和欧洲盖上了一个无法抹去的烙印。

我不要当公务员，不，不。我父亲为了要使我热爱这个职业，对我讲了些他自己一生经历中的故事，但是这一切努力的结果适得其反。我……一想到坐在一间办公室里，被剥夺了自由，不能再自由支配我的时间，不得不把我的一生花在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上面，心中就感到作呕……

有一天，我终于决定要做个画家，做个艺术家……我的父亲听了吃了一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画家？艺术家？”

他疑心我发疯了，也很可能他以为听错了或者理解错了我的话。但是一等到他弄清楚了以后，特别是他意识到我不是开玩笑以后，他极其坚决地反对这个打算……

“艺术家？不行！只要我还剩一口气，我绝不答应！”……我父亲绝不改变他的“绝不！”，而我却加强了我的“决心！”。

希特勒后来说，这次冲突的一个结果是，他在学校里就不再好好学习了。“我想，我父亲发现我在中学里成绩不好以后，就会让我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是否愿意。”

三十四年以后写的这一段话，可能有一半是在为他学习成绩不好辩解。他在小学里成绩一贯良好，但在林茨中学里却坏得异乎寻常，终于在没有得到应有的证书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学到距林茨相当远的施泰尔州立中学。他在那里待了不久，没有毕业就离开了。

希特勒在学习上的失败，使他后来耿耿于怀，常常嘲笑读书“先生”，嘲笑他们的学位、文凭、学究气。甚至在他临死前三四年在最高统帅部里忙于军事战略、战术和指挥上的安排的时候，他也常常抽一个晚上，同他党内的老伙伴回忆他年轻时候碰到的教员怎样愚蠢。这个疯狂的天才这时已是亲自指挥部署在伏尔加河到英吉利海峡的大军的最高统帅了，他的这种聊天内容还保存了一部分下来。

想到担任过我的教师的那些人，我就觉得他们大多数都有点疯癫。称得上好教师的人是例外。这种人居然有权阻挡一个青年的道路，使人觉得真是可悲。——1942年3月3日。

我回想起教过我书的教师来就很不愉快。他们的外表极其不洁；衣领不整……他们是没有个人独立思想、无知之至的无产阶级的产物，非常适合充当一种腐朽的政府制度的支柱，这种制度，谢谢上帝，现在已经成为过去了。——1942年4月12日。

一想到我上学时的教师，我就觉得他们之中有一半人是不正常的……我们旧奥地利的学生受到要尊敬老人和妇女的教育。但是对于我们的教师，我们毫不客气；他们是我们天生的敌人。他们大多数人都有点神经错乱，不少人后来真的发了疯！……我同教师的关系特别不好。我对外文一点也没有天赋——也许可能有，要不是那个教员是个天生白痴的话。我一看见他就感到憎恶。——1942年8月29日。

我们的教师都是专制魔王。他们一点也不同情年轻人；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要填塞我们的脑袋，把我们变成像他们那样的博学人猿，如果有学生显出一丝一毫独创性，他们就要无情地折磨他，我所认识的一些模范学生后来在社会上都失败了。——1942年9月7日。

很明显，希特勒直到临死的时候还不能原谅也不能忘掉他的教师给了他坏分数。但是他却能够把实际情况歪曲到可笑的程度。他的教员在他成了世界名人以后回忆起当时对他的印象，也有简短的记载。希特勒似乎还喜欢的少数教员中，有一个是教过他科学的特奥多尔·吉辛格老师。吉辛格后来回忆说：“就我来说，希特勒在林茨中学既没有留下好印象也没有留下坏印象。他在班里肯定不是出类拔萃的，他身材细长挺直，面孔苍白瘦削，几乎像是一个生肺病的人，他的眼睛常常睁得大大的，闪闪发光。”

爱德华·许默老师显然是希特勒上面提到的“天生白痴”，因为他教的是法文。他在1923年到慕尼黑去，为他以前的学生做证，当时希特勒正因为啤酒馆政变而以叛国罪受审。他虽然赞扬希特勒的志愿，说从心底里祝愿他完成他的理想，但是他对当时那个年轻的中学生做了如下的简短描绘：

希特勒肯定是有天资的，虽然只是在某些学科方面，但是他缺乏自制力，说得客气一些，他好强辩，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脾气暴躁，不能遵守学校纪律。他也不用功，否则以他这样的天赋，他会有好得多的成绩。

林茨中学有一个教员对少年时代的阿道夫·希特勒起了一种强有力的、后来证明是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是历史教员利奥波德·珀奇博士。他的家乡在南部同南斯拉夫人地区接壤的德语边疆地区，他在那里遇到种族纠纷的经历使他成了一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他在来林茨之前，曾在马尔堡教过书。马尔堡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南斯拉夫时改名为马里波尔。

虽然珀奇博士给他的这个学生的历史分数只是“中”，他却是在《我的奋斗》中受到热烈赞扬的唯一教员。希特勒非常愿意承认受到这个人的教益。

我有幸得到了一位懂得很少人懂得的……去芜存菁的原则的历史教员，这对我后来的生涯也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林茨中学我的教师利奥波德·珀奇博士的身上，这个条件得到了真正理想的满足。他是个温和但严格的长者，不仅能够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吸引我们的注意，而且也能够使我们听得出神。即使到今天，我还怀着真正的感情怀念这位头发斑白的人，他的激烈言辞有时能使我们忘记现在，好像变魔术一般把我们带到了过去的时代，穿过重重的时间之雾，使枯燥的历史事实变成生动的现实生活。我们坐在那里，心里常常燃烧着热情，有时甚至感动得落泪……他利用我们萌芽状态的民族热情作为教育我们的手段，常常唤醒我们的民族荣誉感。

这位教员使历史成了我最喜爱的课目。

事实的确是这样，虽然他并无此意，我却正是在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

大约三十五年以后，即1938年，希特勒总理在强迫奥地利并入第三帝国后到奥地利各地进行胜利的巡视，他特地在克拉根福停下来探视当时已经退休的老教师。他很高兴地发现，这位老先生是在奥地利独立时期被取缔的地下纳粹党冲锋队的队员。他同这位老先生单独谈了一个小时的话，后来告诉党内同志说：“你们想象不出我得益于这位老人有多么大。”

阿洛伊斯·希特勒于1903年1月3日因肺出血逝世，享年65岁。他的病是在早晨散步时发作的，几分钟以后就在附近一家酒店里死在一个邻居的怀里。当他的13岁儿子看到他父亲的遗体时，不禁痛哭失声。

他的母亲当时42岁，搬到了林茨郊外乌尔法尔一所简陋的公寓去住，靠不多的积蓄和养老金抚养两个遗孤阿道夫和保拉。正如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中所说，她觉得有义务按照丈夫的愿望继续让他儿子上学——“换句话说（用希特勒的话），要我学习做公务员的行业”。不过，虽然年轻的寡妇很溺爱她的儿子，而且他似乎也很爱她，他却“比以前更加坚定地下定决心不愿干这个行业”。因此，尽管母子之间感情深厚，却还是存在着矛盾，阿道夫继续荒废他的学业。

“接着一场疾病突然帮了我的忙，在几个星期之内决定了我的前途，结束了永无休止的家庭争吵。”

希特勒快满16岁的时候得了肺病，不得不至少停学一年。他被送到施皮塔尔故乡，在他姨母家里休养了一段时期。他的姨母特雷莎·施密特是一个农家妇女。病好后，他暂时回到施泰尔州立中学。他的最终成绩单（1905年9月16日）上的记分是：德语、化学、物理、几何、几何画是“及格”，地理和历史是“良”，自由绘画是“优”。由于能够从此离开学校，他兴奋之余，终于喝醉了酒，这是他一生之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喝醉酒。据他后来回忆，一个挤奶姑娘在天明的时候看到他卧倒在施泰尔镇外乡下大路旁边，她扶他回到镇里，他发誓以后绝不再犯。 至少在这件事上，他是遵守他的诺言的，他以后不仅不喝酒吸烟，而且还食素，开始是因为在维也纳和慕尼黑做流浪汉时囊无分文不得不如此，后来却完全出于自觉。

希特勒常常说此后的两三年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 虽然他母亲劝他——他的亲戚催促他——去做工，学一个行业，他却陶醉在将来做艺术家的美梦里，在多瑙河畔逍遥闲荡。他永远忘不了16岁到19岁这一段年月里“懒洋洋的日子”，做“妈妈的心肝宝贝”，享受“空虚的舒服生活”。 虽然体弱多病的母亲靠微薄收入很难维持生计，年轻的阿道夫却拒绝出外谋生来帮助母亲。用任何正当职业来维持哪怕是他个人的生活，对他来说都是想也不愿想的，而且毕生如此。

希特勒觉得快成年的这最后几年这么快活，其原因显然是因为可以不必工作，这就使他有时间去沉思梦想，白昼在城市街头或乡间田野闲荡，向同伴畅谈社会流弊和纠正办法，夜晚埋头读书，或者在林茨或者在维也纳歌剧院的后排座位后，站立着出神地谛听理查德·瓦格纳的神秘的异教音乐。

一个少年时代的友人后来回忆说他是个面容苍白、身材瘦弱的少年，平时羞怯怕生，沉默寡言，但是对于不同意他的意见的人，有时也会突然发出神经质的怒言。有四年之久，他自以为深深地爱上了一位漂亮的金发少女，名叫斯蒂芬妮，虽然他常常在她同她母亲在林茨的兰德大街散步的时候爱慕地凝视着她，但是他从来没有做丝毫努力来同她结识，而像许多其他东西一般，宁愿把她保留在他幻想驰骋的梦幻世界里。他给她写了许多爱情诗，虽然从来没有寄出过（其中一首题为《献给心爱的人的赞歌》），但是却硬要读给他耐心的少年友人奥古斯特·库比泽克 听。在这些爱情诗里，斯蒂芬妮成了《女武神》 中的少女，身穿一件随风飘扬的深蓝色天鹅绒长袍，骑着一匹白马，驰骋在百花盛开的草地上。

希特勒虽然下定决心要做艺术家，最好是做画家，否则至少也要做个建筑家，但是他在16岁的时候已经热衷于政治了。当时他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的多民族奥匈帝国境内所有非日耳曼民族已经有了强烈的憎恨，对于凡是日耳曼的一切，都有着同样强烈的热爱。16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至死不改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

尽管过了这么久的闲荡生活，他却似乎很少有一般少年所有的无忧无虑的心情。世界大事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库比泽克后来回忆说：“他处处只看到障碍和敌意……他总是碰到什么东西同他作对，总是同世界闹别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把什么事情看得很开的……”

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厌恶学校的青年人忽然喜欢起读书来，参加了林茨成年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学会，大批大批地借阅图书。据他的少年友人回忆，他总是埋首在书堆里，最喜欢阅读的是关于德国历史和德国神话的著作。

林茨只是一个外省城市，不久之后，金碧辉煌的巴洛克式的帝国首都维也纳就开始向这个雄心勃勃、幻想驰骋的青年招手了。在1906年过了17岁生日以后，希特勒带着他母亲和别的亲戚给他的一些钱，动身到这个大都会去住了两个月。虽然维也纳日后成了他度过他一生中最惨淡岁月的地方，惨到几乎流落街头，但是在他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维也纳却使他目眩神迷。他成天在街头闲逛，兴奋地瞻仰环城路附近的宏伟建筑，在博物馆、歌剧院、剧场中所看到的景象使他眼花缭乱、如醉如狂。

他也去打听了维也纳美术学院的入学手续，一年以后，1907年10月，他又回到首都来参加入学考试，这是他要实现做画家的梦想的第一个实际步骤。他当时年方18岁，充满希望，但是这种希望马上化为了泡影。看了维也纳美术学院的甄别名单上的记载就可知道。

下列诸生考试成绩不良，不予录取……阿道夫·希特勒。籍贯：茵河畔的布劳瑙。生日：1889年4月20日。民族：日耳曼。宗教：天主教。父亲职业：公务员。学历：中学四年。考题：人头像。评语：试画成绩不够满意。

次年希特勒又试了一次，这次他的绘画太差，根本没有让他参加正式考试。对于这个雄心勃勃的青年来说，正如他后来所说，这仿佛是晴天霹雳。因为他原来有绝对自信，以为一定会成功的。据他自己在《我的奋斗》中的记述，他要求院长说明原因。

那位先生告诉我，我交的几张画肯定地说明我不适合学绘画，我的才能显然在建筑方面；他说，对我来说，维也纳美术学院的绘画系是肯定不合适的，合适的地方是建筑系。

年轻的阿道夫愿意同意这一点，但是他又立刻发觉，遗憾的是，他中学没有毕业，这很可能妨碍他进建筑系。

这时，他的母亲又患了致命的乳癌，于是他就回到林茨。自从阿道夫离开学校以来，克拉拉·希特勒和她的亲戚凑钱供养他有三年之久，结果却一点成绩也没有。1908年12月21日，林茨开始披上圣诞节的盛装时，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溘然长逝了，两天后她安葬在莱昂丁丈夫的墓边。对于这个19岁的青年来说，

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敬畏父亲，却爱母亲……［她的］去世使我的宏愿突然不能实现……贫困和残酷的现实迫使我做出一个迅速的决定……我面临着想办法谋生的问题。

想办法！他并无一技之长，又一向轻视体力劳动，从来没有想靠自己的力量赚一分钱。但是他并不气馁。他向亲戚告别，宣布他若不得志，绝不回乡。

我手中提着一只装换洗衣衫的衣箱，心中怀着坚定的意志，动身到维也纳去。我也希望从命运手中夺取我父亲在五十年以前取得的东西；我也希望“有所成就”——但是绝不做公务员。

“我一生最悲哀的时期”

此后四年（从1909年到1913年）对这个林茨来的闯世界的青年来说，是一段极其悲惨和贫困的时期。在哈布斯堡王朝还没有覆亡，维也纳还是拥有5200万人民的帝国在欧洲心脏的首都的最后短短几年里，维也纳有着一种世界各国首都所没有的独特的快活气氛和迷人魅力。不仅在建筑、雕塑、音乐方面，而且在人民的无忧无虑、喜欢享乐、爱慕文化、追求风雅的精神生活方面，维也纳都可以呼吸到西方任何其他城市所没有的那种纷华靡丽的巴洛克和洛可可式空气。

维也纳位于维纳瓦尔德树木葱郁的山脚下，蓝色的多瑙河畔，山坡上到处点缀着黄绿色的葡萄园，这是一个富有天然美景的地方，外来的游客固然为之心迷神醉，维也纳本地人也自以为得天独厚。空气中充满了音乐，那是当地的天才子弟、欧洲最伟大的音乐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的高尚优美的音乐，而且在最后那几年回光返照的升平岁月里，还有维也纳自己钟爱的约翰·施特劳斯的欢乐迷人的华尔兹圆舞曲。对于这样幸运和过惯了巴洛克式生活的人们来说，生活就像是一场美梦，因此快活的维也纳人都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跳华尔兹，喝葡萄酒，在咖啡馆里谈心，在歌场舞榭听曲看戏，打情骂俏，寻欢作乐，把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享受和梦想之中。

当然，也需要治理一个帝国，维持一支陆军和海军，管理交通，进行贸易，从事劳动。但是在维也纳，很少有人需要在这些事情上加班工作，甚至用不着全天工作。

当然，也有阴暗的一面。这个城市像所有其他城市一样，也有穷人，他们营养不良，衣衫褴褛，住在贫民窟里。但是作为帝国的首都，而且作为中欧最大的工业中心，维也纳是繁荣的，这种繁荣比较普遍，人人都有一份。下层中产阶级人数众多，在政治上控制了这个城市；工人们不仅在组织工会，而且也在组织自己的强大政党——社会民主党。全市人口这时已增加到200万，生活之中有着一种沸腾的景象。民主的势力正在排挤哈布斯堡王朝悠久的专制的势力，教育和文化已向群众开放，因此到1909年希特勒到维也纳来的时候，一个囊无分文的青年也有机会受高等教育，或者谋得一份相当体面的差使，同其他为数约100万的职工一样，生活在笼罩着首都居民的文明气氛中。他的唯一友人，同他一样微贱和默默无闻的库比泽克不是已经在音乐学院中初露头角了吗？

不过年轻的阿道夫并没有去实现进建筑系的抱负。尽管他没有中学毕业文凭，他仍有可能进建筑系——凡是有“特别才能”的青年，即使没有这种证件也能入学——但是从目前所知道的情况来看，他没有申请入学。他也不想学什么手艺行业，或者从事任何正常的职业。相反，他宁愿干些杂七杂八的零活——扫雪，拍打地毯，在铁路西站外面扛行李，有时候干几天工地小工的零活。1909年11月，他到维也纳“掌握命运”后不到一年，他不得不放弃在西蒙·丹克胡同租赁的房间，在以后的四年中一直住在只有铺位的鸡毛店里，或者在多瑙河畔维也纳第二十区默尔德曼街几乎同样简陋的单身宿舍里栖身，靠光顾施粥站打发饥饿的日子。

难怪在将近二十年后他这么写道：

对许多人来说，维也纳是个尽情享受的天堂、寻欢作乐的场所，但是对我来说——恕我直言——它却是我一生最悲哀的时期的活生生的记忆。

即使到今天，这个城市在我的心中也只能引起不愉快的想法。对我来说，这个逍遥自在的城市的名字所代表的就是五年艰苦贫困的生活。在这五年中我被迫求职糊口，开始当小工，后来当小画家。收入之微薄，不足以填充我每日辘辘的饥肠。

他说到那些日子时，总不免要提起饥饿。

当时饥饿是我忠实的伴侣，它同我形影不离，有福同享……我的生活就是同这个无情的友人进行的一场长期搏斗。

但是，饥饿却从来没有逼得他设法寻找一个固定的职业。他在《我的奋斗》中说得很清楚，他有着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入骨的恐惧，生怕又掉到无产者的队伍中去，掉到体力劳动者的队伍中去——他后来就利用这种恐惧心理在缺乏领导、薪金低微、无人重视的白领阶层的广大基础上建立了纳粹党。这个阶层的千百万人都有这样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在社会地位上比起“工人”来至少略胜一筹。

希特勒固然说过，他至少有一阵子靠当个“小画家”糊口，但是他在自传中没有详细说明这个工作的情况，只不过说了这么一句，在1909年和1910年，他的情况略有改善，可以不必再当普通小工了。

他说：“这时，我已开始独立工作，做个小素描画家和水彩画家。”

这句话是有些容易令人误解的，《我的奋斗》中许多其他具有传记性质的段落也是如此。虽然当时认识他的人所提供的材料也并不比他自己更加可靠，但是拼凑起来的情况可以说肯定是比较完整的，也可能比较确实。

有一点是相当肯定的，阿道夫·希特勒从来没有像他的政敌所嘲笑的那样当过房屋油漆匠。至少没有材料证明他干过这个行当。他当时干过的事是绘制一些拙劣的维也纳画片，内容常常是一些著名的景物，例如圣斯蒂芬大教堂、歌剧院、城堡剧院、美泉宫或者美泉公园中罗马时代的遗迹。据他相识的人说，他是从别人作品上临摹下来的；显然他没有写生的能力。这些画片是矫揉造作、没有生气的，很像一个初学建筑的人所画的粗糙草率的速写，他有时添上一些人物，也画得非常拙劣，好像连环画一样。我有一次看到希特勒的原作速写后曾经记下过这么一些话：“几个人面画像。拙劣。有一个几乎像食尸鬼。”在海登看来，“它们像巍峨庄严的宫殿外的小沙包”。

这种可怜的玩意儿，希特勒也许画了几百张，卖给小贩装饰墙头，卖给商人嵌在陈列出售的画框里，卖给家具商把这种画片钉在廉价的沙发和椅子靠背上，当时在维也纳，这是一种流行风气。希特勒也能够画一些比较商业性的东西。他常常为小铺子老板画招贴，给泰迪狐臭粉这种商品做广告。有一张画后来也许在圣诞节的时候赚过一些钱，画的是圣诞老人在叫卖色彩鲜艳的蜡烛，还有一张画的是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哥特式尖顶，高耸在一堆肥皂上。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尖顶是希特勒百画不厌的东西。

希特勒的“艺术”成就仅止于此，但是他至死都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

在维也纳这些流浪的年代中，他的外表肯定是波希米亚式的流浪汉。当时认识他的人后来追忆，他穿一件破旧的黑大衣，长至足踝，很像一件土耳其长袍，这是一个匈牙利籍犹太旧衣商送给他的，这个旧衣商也住在那所简陋的单身宿舍里，同他颇为友好。这些人还记得他头戴一顶油腻发光的黑呢帽，四季不换。他一头乱发，前额斜梳，像他日后那样，颈后的头发乱糟糟地盖住了肮脏的衣领，因为他很少理发修面，两颊和下巴颏往往胡髭丛生。如果日后成了艺术家的哈尼施的话可信的话，希特勒像“一个基督徒中间很少出现的鬼怪”。

不像同住在一起的一些潦倒的青年人，他毫无青年的恶习。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他同女人没有来往——根据已知情况，不是因为任何不正常的心理或生理，而完全是因为他特别怕羞。

希特勒后来在《我的奋斗》中难得幽默地说：“我相信，当时我认识的人都把我当作一个怪物。”

像他的教师一样，这些人也记得他的炯炯有神的目光，这是他脸部的突出特点，反映出性格中同这个一身肮脏的流浪汉的贫困生活很不协调的某种东西。他们还记得，这个青年人尽管在体力劳动上极其懒惰，读起书来却废寝忘食，夜以继日。

当时我用心读了大量的书。工作之余全部时间都花在读书上。这样在几年之内我就打下了知识的基础，到今天我还从这里吸收营养。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详尽地谈到了读书的艺术。

所谓“读书”，当然，我的意思也许同所谓“知识界”的一般人有所不同。

我也认识一些大量“读书”的人……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博学”的人。不错，他们有大量“知识”，但是他们的头脑不能组织和整理他们所吸收的知识……另外一方面，一个掌握正确读书艺术的人……从本能上立刻就能辨别出什么东西是他认为值得永远记住的，或者因为这些东西符合他的需要，或者因为一般值得知道……读书的艺术，求知的艺术是：…… 去芜存菁 ……只有这样的读书才有意义，才有目的性……由此看来，我在维也纳的日子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

有什么价值？希特勒的答复是：从他读的书中，从他在维也纳穷人中间的生活中，他学到了日后需要知道的一切。

维也纳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旧是我一生中条件最艰苦的学校，虽然也是最彻底的学校。我刚踏进这座城市时还是一个孩子，离开时却已成人，性格也变得沉静严肃了。

在这段时期中，我形成了一种世界观，一种人生哲学，日后成了我一切行动的巩固基础。除了我当时打下的基础之外，我后来很少需要学习什么东西，也不需要改变什么东西。

那么，他在维也纳这所慷慨给予他狠狠的打击的学校里究竟学到了一些什么？他在那里的经历和阅读中究竟学到了一些什么思想？照他的说法，这些思想一直保持到最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这些思想大部分是空虚陈腐的思想，有时往往荒唐可笑，而且受到粗暴的偏见的影响。在对这些思想稍加考察之后，这一点就是很明显的事了。但同样明显的是，这些思想对这部历史很重要，正如这些思想对世界曾经是很重要的一样，因为这些思想将成为这个有书呆子气的流浪汉不久要建立的第三帝国的基础的一部分。

阿道夫·希特勒的萌芽思想

除了一个例外，这些思想都不是什么独创之见，而是从20世纪初叶奥地利政治和生活的奔腾的大旋涡中原封不动地拣来的东西。这个多瑙河畔的帝国当时由于消化不良正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中。好几个世纪以来，在人口中占少数地位的日耳曼奥地利人统治着一个拥有十多个民族的多语言帝国，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强加在它之上。但是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控制地位就在削弱之中。他们不能同化少数民族。奥地利不是一个熔炉。1860年代，意大利人分裂了出去，1867年，匈牙利人在所谓双重王室的制度下赢得了与日耳曼人平等的地位。现在，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各个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等——都要求有平等待遇并且至少要求民族自治。各民族间的激烈争吵成了奥地利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

不仅如此，还有社会动荡，而这往往掩盖了民族冲突。没有选举权的下层阶级要求享有选举权，工人们坚决要求有权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不仅是为了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也是为了要实现他们的民主的政治目标。后来事实也确是如此，在举行一次总罢工后，成人都普遍享有了选举权，而奥地利籍的日耳曼人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也因此告终，因为他们在奥匈帝国奥地利这一半中只占三分之一的人口。

对于这些情况，希特勒这个从林茨来的年轻而狂热的日耳曼-奥地利民族主义者是坚决反对的。在他看来，帝国正在陷入“危险的泥淖”中去。只有日耳曼人这个主宰种族恢复原来的绝对权威才能拯救。非日耳曼人，特别是斯拉夫人，而其中尤其是捷克人，都是劣等民族。必须要由日耳曼人用铁腕来统治他们。议会必须废除，所有民主的“胡闹”必须结束。

虽然希特勒没有参与政治，但他非常关心地注意着奥地利三大政党的活动：社会民主党、基督教社会党、泛日耳曼民族党。一种政治上的狡猾见识现在已开始在这个不修边幅的施粥站常客的心中萌芽，使他能够极其清晰地看到当代各个政党的力量与弱点，而在成熟以后，使他成了德国的第一号奸雄。

他同社会民主党一接触后，就对该党有了一种强烈的憎恨。“最使我憎恶的是，”他说，“它对维护日耳曼主义的斗争持敌对态度，它对斯拉夫‘同志’不要脸地讨好卖乖……在几个月之内，我就得到了在其他情况下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得到的东西：看透了一个假装成社会美德和兄弟友爱的化身的有毒的妓女 。”

但是他这时已经相当聪明，知道为了要仔细研究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间得到成功的原因，必须抑制自己对这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反感。他最后认为他们成功的原因有好几个，他牢记了这些原因，后来还利用它们来建立德国的纳粹党。

有一天——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他看到维也纳工人举行群众示威。“我屏息凝神地看着人群组成的巨龙慢慢地游过去，几乎有两个小时之久。我最后离开那个地方漫步回家时，心中极感焦虑。”

回家后他开始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分析该党领导人的演讲，研究它的组织，思考它的心理和政治手段，估计它的成绩。他最后得出社会民主党获得成功的三个原因：他们知道如何建立一个群众运动，任何政党如果没有群众运动就一无用处；他们掌握了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艺术；最后一点是，他们知道利用他所说的“精神恐怖和肉体恐怖”的价值。

这第三个教训引起了年轻的希特勒的好奇心，虽然这肯定是以错误的观察为基础的，其中掺杂他个人的大量偏见。十年以后他将充分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了解这个运动——特别对资产阶级——所造成的恶劣的精神恐怖，从思想上和心理上来说，资产阶级都不是这种进攻的对手；信号一发，只要看来是最危险的敌人，它就对之发动谎言和诽谤的真正大攻击，一直到被攻击者的精神不能支持时为止……这种策略所根据的是对一切人性弱点的精确估计，它的结果能导致必然的胜利，其必然程度几乎同数学一样精确……

我同样也了解肉体恐怖对个人和群众的重要性……因为在支持者中间，所取得的胜利似乎是他们本身事业的正义性的胜利，而被击败的对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继续进行抵抗不存任何胜利的希望。

关于希特勒日后要加以发展的纳粹策略，再也没有比这段话分析得更加精确的了。

在维也纳，有两个政党强烈地吸引着成长中的希特勒的注意，他对它们都应用了他正在提高的狡猾冷静的分析能力。他说，他最初拥护由格奥尔格·冯·舍内雷尔骑士建立的泛日耳曼民族党，冯·舍内雷尔也是希特勒老家下奥地利施皮塔尔附近一州的人。泛日耳曼党当时正在为日耳曼民族在这个多民族帝国中的统治地位进行最后的奋斗。虽然希特勒认为舍内雷尔是个“深刻的思想家”，而且热情地拥护他的强烈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反社会主义、主张同德国合并、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和教廷的基本纲领，但他很快就发现了该党失败的原因：

“这个运动未能充分了解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使它失去了真正有战斗性的人民群众；它参加了议会，这就使它丧失了重要的推动力量，而沾上了议会所特有的一切弱点；反对天主教会……又使它丧失了我国民族足以自豪的无数最优秀的分子。”

希特勒在维也纳时代得到了一个教训，虽然他日后在德国取得政权时还是把它忘记了，可是他在《我的奋斗》中竭力强调过，那就是，一个政党要想反对教会是没有用的。他在解释舍内雷尔的“脱离罗马”运动为什么是个策略错误时说：“不管一个宗教派别有多大值得批评的地方，一个政党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以往的全部历史经验中，一个纯粹政治性的党派要进行宗教改革是从来没有成功过的。”

不过在希特勒看来，泛日耳曼党最严重的错误还是在于它未能唤起群众，甚至未能了解普通人民的心理。从他重复说明他年纪刚过21岁就开始在心中出现的思想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他在建立自己的政治运动时不能犯这个错误。

泛日耳曼党还有一个希特勒不想犯的错误。那就是它未能争取到国内有势力的、地位确立不移的机构当中至少某些机构的支持——如果不是教会的话，至少也是陆军，或者内阁，或者国家元首。这个青年明白，除非得到这种支持，否则，任何政治运动都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取得政权。希特勒在1933年决定大局的1月里狡猾地骗取到的，正是这种支持，而且也完全靠这种支持，他和他的纳粹党才有可能接掌一个伟大国家的统治权。

在希特勒的维也纳时代，只有一个政治领袖，除了了解在群众基础上建党的必要性之外，也了解这一点。那个人就是维也纳市长、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卡尔·卢格博士，他成了希特勒的最有影响的政治导师，虽然两人从来没有碰过面。希特勒一直把他看成是“历代最伟大的日耳曼市长……比所有当代的所谓‘外交家’都更伟大的政治家……如果卡尔·卢格博士当初活在德国，他就会置身于我国人民伟大的思想家之列”。

当然，日后的希特勒同维也纳下层中产阶级的这个身材魁梧、性格率直、态度温和的偶像很少相似之处。不错，卢格作为一个在心怀不满的小资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并且像希特勒后来那样利用高涨的反犹情绪作为政治资本的政党的领袖，当时成了奥地利最有势力的政客。但是出身低微、靠了半工半读才读到大学毕业的卢格，却是一个在学识上有相当造诣的人。他的敌人，包括犹太人在内，都愿意承认，他秉性高尚侠义、慷慨大度。当时在维也纳成长的奥地利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也证明，卢格从来没有由于他在公开场合的反犹态度而不肯帮助犹太人或者对他们态度不友好。茨威格追述说：“他的市政管理非常公正，甚至是民主的典型……在这个反犹政党取得胜利的时候曾经心惊胆战的犹太人继续过着像过去一样享有权利和受到尊重的日子。”

这却不是年轻的希特勒所喜欢的。他认为卢格太大度了，不够重视犹太人这个种族问题，他对于市长未能拥护泛日耳曼主义感到不满，对于他的罗马天主教教权主义和他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态度是否得当感到怀疑。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不是两次拒绝批准卢格当选为市长吗？

但是最后希特勒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的天才，这个人知道怎样赢得群众的支持，了解现代社会问题和宣传与口才在左右群众时的重要性。对于卢格对付有势力的教会的手腕，希特勒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的政策定得极其精明狡猾”。最后还有一点，卢格“善于利用一切现有手段来争取地位已确立不移的机构的支持，以便能够为他的运动从这些既有的权力来源方面取得最最有利的条件”。

这一段话简单扼要地总结了希特勒日后用来组织自己的政党和引导它在德国取得政权的思想和手段。他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是右派政客中唯一把这种思想和手段应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政局的人。就是在那个时候，纳粹运动（在所有民族主义和保守的政党中就只有它）取得了广泛的群众的拥护，在这以后，又取得了陆军、共和国总统和大企业联合会这三个有很大权力的“地位已确立不移的机构”的支持，终于取得了德国总理的职位。在维也纳汲取的教训，结果证明的确是很有用处的。

卡尔·卢格博士是位杰出的演说家，泛日耳曼党却没有善于辞令的演说家。希特勒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我的奋斗》中大大强调了演讲术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在历史上推动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远古时候起，一直是说话的神奇力量，而且也仅仅是说话的神奇力量。

只有靠说话的力量才能打动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民运动，都是人类热情和感情的火山迸发，它们不是由残酷的穷困女神就是由投在群众中的语言的火把所触发的；它们不是辞章学家和客厅英雄的柠檬水似的清谈。

年轻的希特勒虽然没有实际参与奥地利的政治，但是已经开始在维也纳的穷客栈、施粥站、街头巷尾的听众面前练习他的演讲术了。这种技巧后来发展成为（作者可以做证，他后来听了希特勒好几十次最重要的演讲）一种在两次大战之间德国无人能望其项背的才能，而且对他的惊人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

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经历中，最后一个方面是犹太人。他说，在林茨，犹太人很少。“在家乡，我不记得在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提起过这个字眼。”在中学里，有一个犹太儿童——“但是我们很少去想这件事……我甚至把他们［犹太人］当作是日耳曼人”。

但是根据希特勒童年时代友人的材料，这不是实际情况。奥古斯特·库比泽克回忆两人一起在林茨的日子的时候说：“当我初次认识阿道夫·希特勒的时候，他的反犹情绪就已经表露出来了……希特勒去维也纳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他在维也纳的经历可能加深了这种情绪。但是可以肯定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于是，”希特勒说，“我来到了维也纳。”

我初到一地，种种新奇景象使我目不暇接……心中又想着自己命途多舛，因此未能深入了解这个庞大城市的人民中间的内部阶层。尽管在当时维也纳200万居民中间几乎有20万犹太人，我却看不出犹太人来……在我看来，犹太人的特点仍旧是他们的宗教，因此，基于人类的相互容忍精神，在这个问题上同其他问题上一样，我仍旧反对宗教攻击。因此，维也纳反犹主义的报纸的语调使我觉得有负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传统。

有一次——希特勒记述道——他在内城漫步。“我突然遇到一个身穿黑色长袍、两鬓留着黑色鬈发的怪物。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个犹太人吗？因为，在林茨，犹太人不是这等模样的。我偷偷地谨慎地看着那个人，但是我看着这张奇怪的脸庞越久，越是逐一研究它的每一特点，我的头一个问题就越是具有一个新的形式：这是一个日耳曼人吗？”

希特勒的答案是很容易猜到的。虽然他说，在做出回答以前他决定“用书本来解决我的疑窦”。他埋首阅读反犹书籍，当时这种书籍在维也纳很有销路。然后他到街头去更加仔细地观察“现象”。“我所到之处，”他说，“我都开始看出有犹太人，我看到的越多，他们在我的眼中也就越明显地同其他人有区别……后来我常常一闻到这种穿长袍的人的气味，就感到心中作呕。”

他说，接着，他发现了“这一‘上帝的选民’的道德污点……任何放荡淫秽的事情，特别是在文化生活方面，有连一个犹太人也不牵涉到的吗？如果你再小心地解剖这种脓疮，你就会发现——像在腐烂的尸体中突然见到亮光而受惊的蛆虫一样——其中有一个犹太鬼！”他说他发现，卖淫和贩卖妇女大部分是犹太人干的。“当第一次，”他记述道，“我认识到犹太人是这个大城市中的渣滓堆里进行这种令人恶心的罪恶交易的心肠冷酷、恬不知耻、孜孜为利的主使者的时候，我不免感到一阵寒噤。”

希特勒关于犹太人的一些狂言乱语中，有很大的病态的性心理成分。这也是当时维也纳反犹主义报纸的特点，后来也成了纽伦堡黄色的《冲锋队员》周刊的特点，这家周刊是由希特勒最得宠的助手之一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出版的，他是弗朗科尼亚纳粹党头子，一个著名的性欲变态者，也是第三帝国名声最臭的人之一。《我的奋斗》中不乏明白的暗示，提到粗野的犹太人诱奸天真纯洁的基督教女郎，从而玷污了她们的血统的话。希特勒居然写出“可厌的长着罗圈腿的犹太狗杂种诱奸数十万女郎的可怕景象”。正如鲁道夫·奥尔登所指出的，希特勒反犹主义的根源之一可能是他在性方面的压抑妒忌心理。虽然他已经20岁出头，但根据已知的材料，他在维也纳的时期从来没有同女人发生过任何关系。

“慢慢地，”希特勒写道，“我开始憎恨他们……对我来说，这是我曾经不得不经历的精神上最大震荡的时刻。我不再是个优柔寡断的世界主义者，而成了一个反犹主义者。”

他至死都要成为一个盲目狂热的反犹主义者，他在临死前几个小时写的最后遗嘱中还对犹太人做了一次最后攻击，说他所发动的战争是他们引起的，现在断送了他和第三帝国。这种强烈的仇恨在那个帝国里后来竟会影响到这么多的德国人，最后导致了一场景象这么可怕、规模这么庞大的屠杀，以致在文明史上留下了一个极其丑恶的创痕，只要地球上还存在着人类，这一创痕就肯定会永远存在。

1913年春天，希特勒离开了维也纳，到德国去住，据他说，他的心过去一直向往着德国。他当时24岁，除了他自己以外，在任何人看来，他从各方面来说都失败了。他没有成为画家，也没有当上建筑师。人人都可以看出，他一事无成，只不过是个流浪汉——而且是个古怪的、有书呆子气的流浪汉。他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没有居处。不过，他有一样东西：对自己的不可抑止的信心和深刻的炽热的使命感。

他离开奥地利也许是为了逃避军役。 不是因为他是个胆小鬼，而是因为他不愿同犹太人、斯拉夫人以及帝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一起在军中服役。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写道，他在1912年春天到了慕尼黑。不过，这一点他弄错了，警察局登记册中载明，他在维也纳一直待到1913年5月。

他自己说的离开奥地利的原因是相当夸张的。

我对哈布斯堡国家的内心憎恶越来越强烈了……我在首都看到的民族杂居现象，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卢西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的大混杂，还有到处像蘑菇一样生长的犹太人——犹太人，没完没了的犹太人，都使我感到憎厌。这个大城市使我觉得是人种退化的象征……我在这个城市待得越久，我越是憎厌异族混杂，因为这种混杂已经开始腐蚀这一日耳曼文化的古址……为了上述种种原因，我越来越渴望到我童年时代就暗暗想望和热爱的地方去。

他后来在那个他这样热爱的国家里的命运是他当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他当时从法律上来说还是侨居德国境内的一个外国人，一个奥地利人，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他担任总理前不久。要了解希特勒，就必须把他当作一个奥地利人，这个奥地利人在哈布斯堡帝国崩溃之前的最后十年中才成年，他没有在这个帝国的文明首都扎下根，他怀有当时讲德语的极端分子中间极为流行的一切荒谬偏见和憎恨，他不能了解他的极大多数同胞的正直、诚实、可敬的品格，不论他们是捷克人，还是犹太人，还是日耳曼人，不论他们是穷人，还是富人，不论他们是艺术家，还是手艺工人。很可怀疑，是否会有一个来自北方，或者来自西方的莱茵兰，或者东方的东普鲁士，或者甚至南方的巴伐利亚的德国人，由于本人任何可能的经历，也会在自己的血液中和思想中具有那些把阿道夫·希特勒推上他最后达到的高峰的同样的种种混合成分，当然，除此之外，希特勒还有不少的不可预测的天才成分。

但是在1913年春季的时候，他的天才还没有显露出来。在慕尼黑，同在维也纳一样，他仍旧囊空如洗，举目无亲，也没有正式职业。接着1914年夏天爆发了战争，把他像千百万其他人一样卷了进去。8月3日，他上书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申请志愿参加巴伐利亚步兵团，结果获准。

这是个天赐良机。现在这个年轻的流浪汉不仅能够满足在一场他认为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为他所热爱的第二祖国服务的愿望，而且也能够逃避他个人生活中的一切失意和烦恼了。

“对我来说，”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这仿佛是把我从年轻时代压在我身上的穷困下拯救出来。我很坦率地承认，在热情冲动之下，我跪了下来，衷心感谢上天赐给我这个能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幸福机会……对我来说，对所有德国人来说都是一样，现在我的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时期开始了。同这场巨大的斗争相形之下，过去的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了。”

对希特勒来说，过去的一切——贫困、寂寞和失意——都要退居次要地位，虽然这些以后还是永远影响着他的思想和性格。现在，将要为千百万人带来死亡的战争，却为这个25岁的青年带来了生命中新的一页。 JKxlGhLVofZB9yWsYoWvcv7hQBz4+DW1mQjqRYBSJn/8t3ZKu1wr45KZf0BJaog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