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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八点一刻，像《宋飞正传》里的那个怪邻居一样，奥尔森从我公寓底层的侧门冲了进来。“早上好啊！”他冲我喊道。他鼻孔里还堵着硅胶塞，身着短卫裤和卫衣。
奥尔森这个月在我家街对面的公寓租了一个小房间，虽然距离近到穿着睡衣溜达过来也无伤大雅，但感觉还是怪怪的。他原先因日晒而容光焕发，现在面有菜色，像极了罪犯被捕时大头照上的样子。他神情茫然，嘴角挂着不安的苦笑，昨天也是这副模样，前天也是。
今天是口呼吸实验进行到半程的日子。和之前一样，早、中、晚各一次，奥尔森和我将桌上一堆光怪陆离的机器逐一启动，手臂缠上带子，耳朵夹上心电图电极，嘴巴里放进体温计，把我们的生理数据录入表格。数据反映的事实也和昨天没什么差别：口呼吸正在影响着我们的身体。
和实验前相比，我的血压平均上升了13%，完全达到了1期高血压的标准。如果任其发展，这种慢性血压升高就会导致心肌梗死、中风及其他重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都存在这种症状。此外，我的心率变异性（反映神经系统平衡功能的指标）也骤降，就是说，我的身体处于高度的压力之下。与此同时，我的脉搏加快了，我的体温降低了，我的思维清晰度跌到了谷底。奥尔森的情况和我如出一辙。
但最糟糕的部分还不是这些，而是我们的感受：我们难受极了，而且是一天比一天难受。每天同一时刻，奥尔森完成最后一项检测后，把呼吸面罩从他满头银发上取下，起身离座，将硅胶鼻塞往里捅一捅，穿上卫衣说：“十点半再见。”随即出门离开。我点头目送他趿着拖鞋穿过走廊回到街对面。
最后一项实验程序——就餐，是分开进行的。在实验前后两个阶段对应的时间里，我们会重复一套食谱，在继续进行日常测试的同时，记录血糖水平，比较口呼吸和鼻呼吸对体重和新陈代谢的影响。我今天吃的是三个鸡蛋、半个牛油果、一片黑麦面包和一壶红茶。按照计划，十天之后，我还要在这里再吃相同的一餐。
吃完饭后，我洗了碗，收拾了用过的滤网、pH试纸、客厅洗手间的便利贴，回了几个邮件。有时奥尔森会小坐片刻，和我一起比较各种鼻塞的效果和舒适度：防水耳塞（太硬），海绵耳塞（太软），游泳鼻夹（太疼），持续气道正压通气睡眠呼吸面罩（舒适性高，但看起来像某种情趣用品），卫生纸（太松），口香糖（太黏）。最终我们还是选择用硅胶塞或海绵耳塞，外面再粘上医用胶带，虽然有点儿扯到皮肤，还有点儿憋闷，但比起其他方法，已经算是不那么受罪了。
过去五天的绝大多数时候，每天从早到晚，奥尔森和我都足不出户、郁郁寡欢。我总有一种错觉，仿佛被困在了一个没有观众、没有笑声的肥皂剧片场，每天都在无止尽地循环，回到痛苦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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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今天有点儿不一样。今天，我要和奥尔森去骑车。不过既不是去海边的木栈道，也不是去金门大桥底下，只是去附近的健身房，在水泥房间的白炽灯下骑车。
骑车是奥尔森的主意。过去十年来，他一直在寻找剧烈运动过程中口呼吸和鼻呼吸的运动表现差异。他和教练合作，以混合健身（Cross Fit）运动员为研究对象，发现口呼吸会使人们的身体进入一种高压状态，令人们迅速疲劳，从而影响运动表现。他坚持要在实验每一阶段分别找几天在健身单车上进行高强度运动。于是，我们约定上午十点一刻在健身房见。
我穿上运动短裤，带了运动手环、备用硅胶鼻塞和一个水壶，从后院走出去。正巧安东尼奥在院子围栏边。安东尼奥是个包工头，也是我多年的朋友，最近在帮我搞二楼的装修。他看见了我，我还没来得及闪人，他就注意到我鼻子里的粉色塞子，惊得臂弯里的一摞木板都掉地上了。他凑过来，准备看个究竟。
安东尼奥和我认识有十五年了，对我之前研究的奇闻异事有所耳闻，而且一直都颇有兴趣，也对我很支持，不过听我讲完我所参与的实验之后，他表示没法支持下去了。
“这也太不靠谱了，”他说，“我跟你说，我小时候上学那会儿，老师会在教室里来回巡视，一边巡视一边伸手拍我们脑瓜子。”他边说边拍了拍自己的后脑勺。“谁张嘴呼吸，谁就挨打。”他对我说。口呼吸不但让人容易得病，在他的老家墨西哥普埃布拉还被视作失礼的行为，因此，人人都从小被教育必须用鼻子呼吸。
安东尼奥说，他的女友詹妮特有长期鼻塞流涕的问题。詹妮特的儿子安东尼同样常年习惯用嘴呼吸，所以也有和他母亲类似的症状。“我一直跟他们说用嘴呼吸不好，他们也想改，可改起来不容易啊！”安东尼奥说。
几天之前，我也听一个叫戴维的印裔英国人讲过类似的故事。那天，我和奥尔森在金门大桥首次尝试在堵住鼻孔的情况下慢跑，路人戴维注意到了我们鼻子上的胶带，把我们叫住，问我们在干什么。他告诉我们，他从小就饱受鼻子堵塞的困扰，“不是鼻塞就是流涕，呼吸就没一秒钟是通畅的”。二十年来，他往鼻子里喷过各种各样的药剂，但效果越来越不明显，现在已开始出现慢性呼吸道疾病的症状。
这样的故事我听够了，也不想引起更多不必要的关注，因此，没什么非得离开家的原因的话，我就大门不出了。并不是说旧金山人保守，旧金山可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听说在海特街曾有人穿着屁股开洞的牛仔裤招摇过市——为的是让他的尾巴，一条十多厘米长的、肉长的真尾巴，能在身后尽情摇摆。可就这样都没有人向他投去多余的目光。
显然，我和奥尔森鼻子上的塞子和胶布突破了旧金山人的底线，我们所到之处，总要被问个究竟，或是迫不得已听他们讲那些长篇累牍的苦难经历：鼻塞啊，鼻敏感加重啊，头疼啊，睡不着觉啊，等等。
挥别安东尼奥后，我把棒球帽的帽檐拉低，遮住自己的脸，跑步去离我几条街远的健身房。健身房里，女士们在跑步机上快步走，老人们在固定器械上训练，经过他们身旁时，我注意到他们无一不是在用嘴呼吸。
我打开脉搏血氧仪，按下秒表，坐上健身单车，拴紧踏板，开始运动。健身单车实验的灵感来自二十年前约翰·杜亚尔博士开展的一系列研究。杜亚尔是名教练，指导过包括网球明星比利·琼·金、铁人三项运动员以及新泽西网队篮球运动员在内的顶尖运动员。20世纪90年代，杜亚尔认为他的教学对象都受到了口呼吸这个习惯的危害。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找了一群专业自行车运动员，让他们佩戴传感器骑健身单车，记录他们的心率和呼吸频率。在几分钟内，杜亚尔增加了踏板阻力，随着实验的进行逐渐加大运动员的能量输出。
第一轮实验中，杜亚尔要求运动员完全口呼吸。和预计的一样，运动强度加大后，呼吸频率升高。运动员进入测试最难的阶段，输出功率达到200瓦时，他们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杜亚尔随后重复了实验，唯一不同的是，在这轮实验中他要求运动员们用鼻子呼吸。这一次，运动强度增加后，呼吸频率反倒下降了。在最后的200瓦阶段，某位曾口呼吸达每分钟47次的受试者，靠鼻子仅仅呼吸了14次，即便在强度增加到10倍的情况下，心率依然和测试开始时持平。
杜亚尔博士总结说：“仅仅是训练自己用鼻子呼吸，就可以节省一半的体力消耗，并且大大提高你的耐力水平。”运动员在用鼻子呼吸的时候感到精力充沛，而不是体力透支。他们都纷纷表示再也不用口呼吸了。
接下来半小时的单车运动中，我准备采用杜亚尔的实验方法，但不是用阻力来衡量劳累程度，而是看能坚持骑多久。我要让我的心率保持在每分钟136次，观察自己仅以口呼吸能达到什么目标。我和奥尔森接连几天都会来这儿试验，然后下周再过来测试鼻呼吸的运动数据。通过这两组数据的对比，我们将对这两种呼吸方式下的运动耐力和能效差异有一个大致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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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呼吸如何影响运动表现，首先要明白人体怎样从空气和食物中获得能量。我们有两种选择：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顾名思义就是呼吸过程中有没有氧的参与。
无氧能量的产生仅仅来自葡萄糖（一种单糖），人体吸收葡萄糖十分迅速也十分容易。当氧气供应不足的时候，它相当于一个备用的涡轮增压系统。但同时，无氧能量效用偏低，产生的代谢废物也较多，造成乳酸堆积，比如超负荷无氧训练后，我们感受到的恶心、肌肉酸痛和汗液分泌都是其表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高强度训练的头几分钟往往很难承受——我们的呼吸系统一时无法满足身体对氧气的需求，因此被迫采用无氧呼吸。而当我们热身之后，就会感觉轻松起来，因为此时人体已从无氧呼吸切换到了有氧呼吸。
有氧能量和无氧能量通过人体不同的肌肉纤维合成。由于无氧呼吸是作为应急系统存在的，因此身体参与无氧代谢的肌肉纤维含量相对较少。如果我们过多地依赖这部分较为薄弱的肌肉，它们很快就会停止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每当新年假期结束，很多人回到健身房报复性训练时发生的运动伤害，会远远多过平时。从本质上来看，无氧代谢就像是一台美式肌肉车——速度快，反应快，跑跑短途没问题，但跑长途的话，既不环保也不经济。
因此，有氧呼吸极为重要。25亿年前那些细胞进化到了以氧气供能，以此见证了生命的绽放，而我们的体内有37兆个这样的细胞，如果它们进行有氧代谢，产生的能量是无氧代谢的16倍。不管是在运动时，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健康的关键就是如何让身体保持这种高能效、代谢废物少、以氧气为供给支持的有氧状态。
回到健身房。随着我踩动更用力，呼吸更大口，我的心率稳步上升，从每分钟112～114次开始往上走，3分钟的热身后，我要将它增加到每分钟136次，并保持半小时。这个心率对我这个年龄来说正是合适的有氧阈值。
20世纪70年代，专业训练奥运选手、马拉松运动员和铁人三项运动员的顶级教练菲尔·马费通博士发现，大部分标准化的训练计划对运动员来说都弊大于利，因为人和人不同，每个人对训练的反应也不同。同样是做一百个俯卧撑，对某个人可能有益，对另一个人就可能有害。马费通针对每个人的心率水平量身制订训练计划，以保证运动员处于精确的有氧阈值中。这样他们就能燃烧更多脂肪，更迅速地从运动中复原，保持优异的运动状态，且第二天不会退步，第二年也不会退步。
最理想的运动心率计算起来很方便，只要用180减去年龄，得到的数字就是你的身体在有氧阈值内所能承受的心率上限。单次训练时间较长时，应让心率保持在这个数字以下，否则身体将长时间处于无氧的危险中，导致运动后非但没有精神焕发，反而感到疲乏、腿软、恶心。
这种情况恰恰就发生在了我身上。张大嘴巴呼哧呼哧卖力踩了半小时单车，显示屏上的倒计时归零，脚下的齿轮停止转动，我流了好多汗，累得视线模糊，也就总共骑了10.3千米。我下了单车换奥尔森上，结束后回到家，冲了个澡，喝了杯水，继续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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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之前、在杜亚尔之前好几十年，早已有科学家就口呼吸的利弊展开过实验。
20世纪60年代，英国一名特立独行的医生奥斯汀·杨，曾以缝合鼻孔的方式治疗许多慢性衄血患者。他的追随者瓦莱丽·J.伦德在20世纪90年代复制了这套方法，缝堵了好几十名患者的鼻孔。我想知道这些改用口呼吸的病人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后的表现。为此，我曾设法联系伦德，但没联系上。巧的是，一位挪威裔美国整牙医生进行的研究给出了意想不到的解答。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艾吉尔·P.哈沃德做了一系列令动物保护组织和所有动物爱好者深恶痛绝的实验。在他的旧金山实验室里，他把一群恒河猴分成两组，用硅胶塞堵住其中一组的鼻孔，另一组不堵。鼻孔被堵的猴子没法把塞子取出，只能被迫一直用嘴呼吸。
在之后的半年里，哈沃德测量这些猴子的一系列数据，包括牙弓、下颏的角度、面部的长度，等等。用嘴呼吸的猴子显示出和人类一样的面部向下生长趋势，牙弓变窄、牙齿歪斜、嘴巴变大。这些实验被哈沃德反复进行，将这些动物的鼻腔封堵达两年，两年里情况越来越严重，他用照片记录了情况恶化的整个过程。
那些照片触目惊心，我这么说不仅是出于对猴子的同情，还因为它们是如此直观地向我们展现了人类口呼吸给自身带来的变化：只消数月，我们的面部就会拉长、下巴松垮、目光涣散。
所以，口呼吸会令我们的体貌特征和呼吸道结构逐渐崩坏。空气通过口腔吸入时，压力变小，口腔后方的软组织变得松弛、向内弯曲，空气流通的空间因此更狭小，呼吸愈加困难。一旦开始用口呼吸，你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而鼻呼吸恰恰相反。用鼻子呼吸时，空气压力直接撑开喉咙后面松弛的组织，使呼吸道更宽、呼吸更易。如果能保持鼻呼吸，这些组织和肌肉会更“紧致”，让呼吸道得以保持开放、宽阔的状态，因此呼吸也会越来越轻松。
“鼻腔的一切都会反映到口腔、气管和肺部。”帕特里克·麦吉沃恩是爱尔兰人、畅销书作者、国际顶尖的鼻呼吸专家。有一次我在电话采访时他这么说道：“这些器官不是自顾自分头运作的，而是一条完整的呼吸道的不同部分。”
这说法一点儿都不令人意外。每当季节性过敏来袭时，睡眠呼吸暂停和呼吸困难等症状就会一齐上阵。鼻子一塞，我们就开始用嘴呼吸，呼吸道旋即溃不成军。“这当中的物理原理很简单。”麦吉沃恩说。
睡眠过程中张口呼吸令问题加剧。当我们的头枕在枕头上时，由于重力的作用，喉部的软组织以及舌头都呈向下的趋势，呼吸道更为闭塞。久而久之，我们的呼吸道为迁就这种情况，打鼾和睡眠呼吸暂停就成了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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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呼吸实验阶段的最后一晚，我又一次坐在床上，看着窗外发呆。
如同往常大部分夜晚一样，太平洋的微风吹来时，风中的植物在卧室对面的院墙上投下了跃动的幻影，有时看着像爱德华·戈里笔下的西装绅士，有时又像埃舍尔笔下的盗梦空间。又一阵风吹来，它们变换重组，看起来又像是羊齿蕨、竹叶或三角梅。
这个漫长的发呆过程意味着我又失眠了。我靠着一堆枕头，盯着这幅影子足足有15分钟，20分钟，甚至40分钟之久。我不自觉地吸了吸鼻子，鼻子没通，倒是一阵刺痛直达我的脑仁儿。这刺痛叫作“鼻窦性头痛”，只是这一次，痛苦是我自找的。
一个半星期里，我每晚睡觉都觉得自己可能会在睡梦中慢慢窒息而亡，觉得我的气管在慢慢关闭。其实，这不是幻觉，而是事实。被迫用嘴巴呼吸容易导致气道形状发生变化，就像哈沃德实验里的那些猴子一样，而且这种变化根本用不了几个月，仅仅是在几天时间里，情况就会恶化，伴随着每一口呼吸愈加严重。
我打鼾的时间相比10天前增加了48.2倍。我这辈子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自己受到了睡眠呼吸暂停的困扰。最严重的时候，我平均每晚要经历25次呼吸暂停，也就是说我的气道梗阻已经严重到致使血氧饱和度跌到了85%以下。
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于这个比例，血液的供氧能力就不足以维持身体组织的正常运作。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可能进一步导致心力衰竭、精神抑郁、记忆衰退、寿命缩短。尽管我的鼾症和呼吸暂停症状还不足以造成任何临床疾病，但随着口呼吸时间的增加，生理数据只会越来越不理想。
每天上午，我和奥尔森都会听我们前一晚睡觉时的录音。刚开始我们还会笑，但后来更多的是害怕：录音中的鼾声带给我们的，绝不是狄更斯小说里那种饱醉酣眠的甘美快意，而是自缢身亡前的毛骨悚然。
“闭口则得安眠。”16世纪荷兰医学家、鼾症研究的先驱莱姆纽斯写道。即便在那个年代，他都深知呼吸受阻对睡眠的危害。“下颌翕张，气息出入，令其口干舌燥，夜间欲饮水润津。”
他说的也是我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口呼吸致使人体额外流失40%的水分。这一点我每天晚上都能感受到，经常半夜口干舌燥地醒来。有些人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样一来排尿的次数会减少，但奇怪的是，反而增多了。
在睡眠进入最深层的阶段，位于大脑底部的豌豆状小球——脑垂体，会分泌一种激素，控制肾上腺素、内啡肽、生长激素以及其他一系列物质的释放，这其中就包括血管升压素，也叫“抗利尿激素”，它的作用是刺激细胞存储更多的水分。正因为有这一机制，动物们可以在整晚的睡眠中不饮水也不排尿。
但是，慢性睡眠呼吸暂停的症状会使身体缺乏深度睡眠，在深度睡眠时长不足的情况下，血管升压素的分泌就失调了，肾脏会释放水分，激起排尿欲望，并给大脑发出补充水分的指令。因此我们感到口渴的同时却又老想上厕所。也正是由于血管升压素缺失，每晚我的膀胱才特别敏感，而且喝多少水都还是渴。
多部研究专著都指出，鼾症和睡眠呼吸暂停对健康会造成一系列严重危害，包括遗尿、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ADHD）、糖尿病、高血压、癌症，等等。我曾在梅奥医学中心的一个研究报告中了解到，人们一直以为慢性失眠属于心理问题，但实际上往往是呼吸问题。此时此刻，成千上万有慢性睡眠障碍的同胞和我一样无法入睡，或盯着窗户，或盯着手机、电视屏幕，或盯着天花板，睡不着觉就是因为呼吸有问题。
另外，我们常常觉得轻度的鼾症很正常，轻度的睡眠呼吸暂停并无大碍。但这实际上是错的。斯坦福大学睡眠研究专家克里斯蒂安·纪耶米诺博士发现，即便是完全没有睡眠呼吸暂停症状的儿童，只要出现呼吸沉重、轻微打鼾的情况，也可能表现出情绪不稳定、血压紊乱、学习障碍等问题。
用口呼吸还会使人变迟钝。日本最近有个研究表明，阻塞小鼠的鼻孔，令其被迫口呼吸后，其脑细胞生长数量低于均值；相比对照组的鼻呼吸小鼠，其通过迷宫所用时长增加了一倍。2013年，另一项日本学者的研究发现，同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存在密切关联的前额叶皮质，在口呼吸时供氧会受到干扰，而在鼻呼吸状态下则毫无影响。
古代中国在这方面也颇有见解。“嘴巴呼吸为‘逆气’，违逆不顺之气，对身体有害。”道家著作有一篇如此写道，“尽量不要用嘴呼吸。”
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为要不要再去厕所作着思想斗争。我试着往积极方面想，然后我想起了玛丽安娜·埃文斯博士给我看的馆藏颅骨，其中一件给我带来了一丝雪中送炭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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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晨，埃文斯坐在她的牙科诊所办公室里，面对着一台巨大的电脑显示屏。诊所坐落在费城市区以西半小时车程的地方，装修颇具未来感，白墙，白地砖，和我去过的那些牙科诊所有云泥之别，不是那种刷着土黄砂浆的商店街铺面，也看不到室内绿植、金鱼缸或者艺术装饰画。你能感觉到，埃文斯的业务与众不同。
她在显示器上打开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来自莫尔顿系列馆藏的颅骨，另一张是她的一位新病人，是个小女孩，我们在这里就管她叫琪琪。琪琪七岁左右，牙齿从牙龈顶端突生，往外的，向内的，往什么方向长的都有。琪琪的眼睛下方有黑眼圈，口唇干裂，嘴巴张着，看起来像是含着一支冰棍。她长期受鼾症、鼻窦炎和哮喘的折磨，最近又开始出现对食物、粉尘和宠物过敏的症状。
琪琪的家境优渥，衣食无虞，遵循健康的饮食习惯，也参与了充足的户外运动，免疫接种都没落下，还补充维生素D和维生素C，从小也没得过什么病，现在却成了照片里的样子。“我天天能遇到这样的病人，”埃文斯说，“全都是这样的。”
这就是现状。90%的儿童存在各种程度的口腔、鼻腔变形。45%的成年人偶尔会打鼾，25%的人长期有鼾症表现。30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25%会因睡眠呼吸暂停出现窒息，并且据估计，有80%的轻症和重症患者并未得到确诊。与此同时，各种呼吸困难或呼吸受阻问题也困扰着大多数人。
我们有能力保持城市的清洁卫生；许多让祖先丧命的疾病，也都被我们成功驯服甚至消灭了；我们比从前更有教养，长得更高、更强壮了；相比19世纪，我们的平均寿命长了三倍；我们的星球上生活着75亿人，是一万年前的1000倍。
可是，我们最原始、最关键的生理机能却退化了。
埃文斯博士所展示的现实令人沮丧。更讽刺的是，坐在这光鲜亮丽的诊所里，一张又一张现代人的面孔从我眼前掠过时，我想起了莫尔顿系列馆藏颅骨，对比现代人，他们的牙齿是多么完美、多么整齐啊。我凑近显示器，看到自己映在屏幕中，脸上骨骼松散，下颌瘦削，鼻孔堵塞，嘴巴小到容不下全部的牙齿。我简直能听见古老的头骨冲我说：你个傻样儿。真的，当时那一瞬间，我这张脸的样子确实像是在嘲笑我。
但埃文斯请我过来看她的研究，并非为了悲天悯人。她埋头梳理人类呼吸行为衰退的资料，只是研究的起点。她耗时多年，完全自掏腰包，是因为她想出一份力。她和同事凯文·博伊德从古代颅骨上测量搜集了几百组数据，以此为现代人的呼吸道健康建立一个模型。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支壮大中的呼吸研究者队伍，为改善呼吸、扩大肺活量、矫正牙齿、呼吸道发育寻找新的途径。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将完美的古人容貌——一切失控之前我们本该拥有的容貌——还给琪琪，还给我，还给所有人。
埃文斯打开另一张照片，还是琪琪的照片，在这张照片里，琪琪的黑眼圈不见了，面色不再蜡黄，眼睑不再下垂，牙齿整齐，脸庞饱满润泽，她重新学会了鼻呼吸，鼾症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她的过敏症状和其他呼吸问题。这张照片摄于之前那张照片的两年后，琪琪像是变了个人。
同样的奇迹也发生在其他病人身上，有成年人也有儿童。他们掌握了正确呼吸的方法后，松弛拉长的面庞慢慢恢复到自然状态，同时血压回落，抑郁减轻，头痛消失。
哈沃德实验室里的恒河猴也康复了。被迫口呼吸两年后，哈沃德取出了它们鼻孔中的硅胶塞，慢慢地，它们自然又学会了用鼻呼吸，面容和呼吸道也得到了重建：下巴前伸，五官和呼吸道逐渐恢复到宽阔自然的状态。
实验结束半年后，这些猴子又有了猴子该有的模样，一切都是因为它们的呼吸恢复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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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绪回到我的卧室。目光停留在窗棂上的植物“皮影戏”时，我也期待自己过去十天乃至过去四十年积累的病能得以逆转。我期待着自己能重新学会祖先们的呼吸方式。想必一切很快就能见分晓。
明天一早，鼻塞要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