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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点32分，患者抵达。中年男性，体重175磅
，面色苍白，精神不振。尽管友善健谈，但能看得出他颇为不安。无疼痛症状，略感疲惫，中度焦虑。对病情发展及预期症状高度恐惧。
患者自述成长于城郊，喝奶粉到6个月大，断奶后主要依赖罐装食品。软食不怎么需要咀嚼，致使其牙弓和鼻窦的骨骼发育不良，最终患上了慢性鼻塞。
15岁后，患者更倾向于精加工类食物，主要包括精白面包、加糖果汁、罐装蔬菜、超市冷冻牛排、软乳酪、微波炉卷饼、棉花糖蛋糕和焦糖花生巧克力。患者的口腔严重发育不良，无法容纳全部恒牙；门齿和犬齿歪斜，需通过拔除以及使用牙箍、保持器和辅助矫正器等工具进行矫正。长达三年的牙科矫正令其口腔越发狭窄，使其舌头无法正常安放于上下牙之间，因此当患者频繁将舌头伸出口腔时，能看到舌头两侧有明显的压痕——打鼾的症状。
患者17岁时，拔除了4颗阻生牙，口腔越发窄小，大大增加了患上慢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风险。到了二三十岁，患者的呼吸持续疲乏、效率低下，呼吸道越来越不通畅。面部特征呈纵向发展：眼袋下垂、脸颊松弛、前额低平、鼻部前突。
如此萎靡的嘴巴、咽喉、头颅，不巧正是本人的。
我躺在斯坦福大学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中心的检查椅上，观察着我自己，认真地观察着我自己。鼻科医生加亚卡·内亚克正在小心地将内窥镜插入我的鼻腔，到达鼻部深处后通往另一个出口，我的咽部。
“来，说啊——”内亚克医生对我说。内亚克医生黑发、秃顶，架着方框眼镜，脚上一双气垫跑鞋，身着白大褂。但我此时其实并不能看到他的穿着模样。我戴着一副视像眼镜，看到的是内窥镜穿过我千疮百孔的鼻窦的实时画面：时而如沙丘起伏，时而如沼泽绵延，时而如怪石林立。在内窥镜不断下探的过程中，我虽然想咳嗽、哽咽、呕吐，但都得奋力忍住。
“说啊——”内亚克医生重复道。我一边从命，一边看着自己咽喉柔软的组织：粉嫩鲜软，包裹黏液，一张一翕，犹如画家乔治娅·奥·吉弗笔下的巨大花朵。
然而这并不是愉悦的赏玩之行。人在正常情况下每次呼吸都会吸入大约25乘以1000的7次方（250后面加20个0）个分子。身临此地，我见到、感知、了解了这么多空气进入自己身体的过程。同时，在之后的十天内，我将忘记自己鼻子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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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百年，西方医学的主流观点都以为，鼻子主要是人体的附属器官。我们理所当然地觉得，能用鼻子呼吸就用鼻子呼吸，倘若不行，用嘴也行。
许许多多的医生、研究人员和科学家都坚持这个观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设27个部门，专注于肺部、眼睛、皮肤、耳朵以及其他种种门类的研究，鼻和鼻窦却未列其中。
内亚克医生对此感到不解。作为斯坦福大学鼻科学研究掌门人，他麾下有一个蜚声国际的实验室，致力于探究鼻子的潜能。他发现，人类头颅内那些“沙丘”“沼泽”和“怪石”为人体部署了千万种机能，而且是不可或缺的机能。“这些构件之所以存在，都是有原因的！”他之前就这么对我说过。内亚克医生对鼻子有一种特别的敬畏，坚信鼻子被人们深深地误解、大大地低估了。这解释了为什么他那么想知道没有了鼻子后人体会怎样，而这也正是我来到这个研究中心的原因。
从今天开始，他们会用硅胶塞塞住我的鼻孔，为保证没有一丝空气从我的鼻孔出入，硅胶塞还要用胶带封严实，我只能用嘴呼吸。我将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我接下来的25万次呼吸。这实验虽然令人闻风丧胆，过程艰难而痛苦，但目的显而易见。
如今大约有四成的人长期受鼻腔阻塞的困扰，其中大约有一半的人养成了嘴呼吸的习惯，犹以女性和儿童为甚。干燥的空气、精神压力、炎症、过敏、污染、药物等都可能是造成鼻腔阻塞的原因。但我很快了解到，更重要的原因是人类颅腔前部空间的日渐萎缩。
当嘴部横向空间发展不足时，口腔顶部自然而然会向上方，而不是向外部开拓疆域，形成所谓的“V”字形上颚，或称“高腭弓”。这种向上的趋势会在阻碍鼻腔发育、缩小鼻腔空间的同时，破坏鼻腔内部的精妙结构，进而导致气道阻塞、通气不畅。
对此我再清楚不过。在探查我鼻腔之前，内亚克医生对我的头部进行了一次X线检查，我的口腔、鼻窦和上呼吸道的沟沟坎坎、角角落落都以切片图像的方式展现了出来。
他对我说：“是有些问题。”我不但有高腭弓的问题，左鼻孔还因严重的鼻中隔偏曲造成了严重堵塞，此外，我的鼻窦还充斥了一种叫作“鼻甲泡”的畸变。内亚克说：“相当罕见。”所有人都害怕从医生的嘴里听到“相当罕见”这四个字。
让内亚克医生感到惊讶的是，尽管我的呼吸道如此不堪，可我幼年时出现的感染和呼吸问题却比想象的少。但他可以肯定，将来我可能会遇到更严重的呼吸问题。
接下来长达十天的强制嘴呼吸，就好像占卜未来的水晶球一般，会放大和加速对我的呼吸和健康有害的影响，而且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这些影响会越来越严重。我的身体会被麻痹，进入它已经熟悉的状态，一半地球人都已熟悉的状态，但不同的是，这种状态会以自身许多倍的破坏力向我袭来。
“好，稳住。”内亚克医生对我说道。他拿了一支钢针，钢针的一头是金属毛刷，大约有睫毛刷那么大。我对自己说，他该不会要把那玩意儿捅进我鼻子里吧？几秒钟后，他真的把那玩意儿捅进了我的鼻子里。
内亚克医生一边将钢刷往里送，我一边从视像眼镜上观察他的操作。刷子通过我的鼻孔，掠过了我的鼻毛，钻入我的颅腔，深达十来厘米。“稳住，稳住。”他说。
当鼻腔堵塞时，通气量下降，细菌滋长。伴随细菌大量滋长而来的是炎症、感冒和更严重的鼻塞。鼻塞越来越严重，在这个恶性循环中我们别无出路，只能习惯性地用嘴巴呼吸。这个崩坏的过程演进之快、细菌在堵塞的鼻腔内聚集速度之快，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内亚克医生需要取出我的鼻腔深层组织来寻找答案。
我龇牙咧嘴地看着他将钢刷深入，一转，刮下一块黏性组织。在鼻腔深不见底的部位，神经是用来感知微弱的气流和气温变化的，而不是用来感受钢刷。因此，尽管涂了麻醉剂，我还是能感觉到它。我的大脑一片茫然，那种难以描述的感觉，就好像是有人用针扎了我头颅外的连体兄弟。
“想都没想过会干这些事吧。”内亚克边笑，边把带血的刷头放到一支试管内。十天后，他要把我鼻窦里的20万个细胞和别人的样本比对，观察鼻腔阻塞会对细菌生长产生什么影响。他摇了摇试管，递给助手，然后礼貌地请我取下视像眼镜，让位给下一位病人。
2号病人靠着窗，正在拿手机拍照。他49岁，肤色晒得很深，头发银白，眼睛碧蓝，身着洁白的牛仔裤，光脚套着乐福鞋。他叫安德斯·奥尔森，来自8000千米外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和我一样，他为加入这个实验项目掏了5000美元。
几个月前我采访过奥尔森。当时我无意中发现了奥尔森的网站，上面充斥着难以言说的怪异：好多金发美女在山顶上练着瑜伽，光怪陆离的配色，无数感叹号和气泡字体。但奥尔森并不是什么“非主流”，他花了十年时间搜集资料搞正经科研，写了几十篇文章，甚至还自费出了本书，以几百项研究为依据，从亚原子级别介绍呼吸。他还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受推崇的呼吸治疗师之一，依靠健康呼吸的神奇力量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病人。
有一次视频通话，我提起自己要参与一个连续十天用嘴呼吸的实验，他被吓到了。我问他愿不愿意加入，他表示拒绝。“我不想参加，”他说，“但是我很好奇。”
几个月后的今天，时差还没倒过来的奥尔森坐上了检查椅，戴上了视像眼镜，在未来的240个小时到来之前，用他的鼻子呼吸了最后的几口气。他身边的内亚克医生好像一位重金属乐队鼓手挥舞鼓槌那样，挥舞着他的金属内窥镜。“来，头往后靠。”内亚克对他说。一抬腕、一伸头之间，内窥镜已经直捣黄龙。
这项实验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在鼻腔关闭的情况下日常起居。饮食、锻炼、睡眠，除了单纯靠嘴呼吸，一切如常。第二个阶段，我们依然像第一阶段那样正常饮食、锻炼、睡眠，但呼吸通道换成鼻子，而且每天要练习一系列呼吸技巧。
两个阶段之间，我们要回到斯坦福大学，把刚做过的检测再做一遍：血气分析、炎症标志物、激素水平、嗅觉功能、鼻声反射、肺功能，等等。内亚克医生会对数据进行比对，观察在不同的呼吸模式下，我们的大脑和机体有没有改变，如果有，是怎样的改变。
我和朋友们说起这个实验时，自然听到一片惊呼。几个热衷瑜伽的朋友劝我别去，大多则是没有反应。有位常年受过敏之扰的朋友说：“我都十来年没用鼻子呼吸了。”其他人的意思差不多是：这有啥了不得的？不就是呼吸嘛。
真是这样吗？在接下来的20天里，我要和奥尔森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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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早一些时候，大约40亿年前，最早的生命形式诞生了。那时的生命还很小，小到只存在于不成形的微观世界。那时的它们非常饿，亟需养分来维生和繁衍，因此学会了以空气为食。
当时的大气以二氧化碳为主，虽说算不上好养料，也够凑合了。我们的生命雏形学会了吸收二氧化碳，分解二氧化碳，释放出分解后的残余物质：氧气。在此后的十亿年里，远古的先祖们不断重复着这一过程，吸收更多二氧化碳，产生更多微生物，排放更多氧气。
接着，到大约25亿年前，大气中的氧气聚积到了一定浓度，一位爱好捡漏的“前辈”闻讯而来，准备变废为宝。它吞食了这些作为废料的氧气，排放出二氧化碳——需氧生命体的第一个循环就这样完成了。
氧气产生的能量多达二氧化碳的16倍。需氧生物的雏形借这个势头实现了进化，离开了岩石表面，长得更大、更为复杂。它们爬上陆地，潜入海底，飞向空中，变成了植株、飞鸟、蜜蜂和最早的哺乳动物。
哺乳动物进化出了鼻子，来加热和净化空气，同时又进化出咽喉，引导空气进入肺部，还进化出气泡构成的网络，将氧气从空气中分离并转运至血液。亿万年以前沼岩上附着的需氧细胞，如今构成了哺乳动物的身体组织细胞。这些细胞汲取了血液中的氧气，将二氧化碳通过血管和肺部送回大气，这个过程就是呼吸。
呼吸能以五花八门的方式有效地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快或慢，或是屏住呼吸，这让我们的祖先在捕捉猎物的同时避免了沦为猎物，并在变化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一切都顺风顺水，直到150万年前，我们赖以呼吸空气的气道开始发生改变和破裂，很多很多年后直接影响了地球人类的呼吸。
我本人就被这些鼻部结构的裂痕困扰了很多年，类似问题兴许你也有：鼻塞、打鼾、或轻或重的喘息声、哮喘、过敏等。我一直都以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认识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些症状。可我后来才渐渐明白，这些问题都不是无端出现，背后都有原因，而且这些因素还有共同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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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斯坦福实验项目之前几个月，我到费城拜访了玛丽安娜·埃文斯博士。埃文斯博士是一位口腔正畸专家、牙科专家，近年来专注于研究人类（包括古人类和现代人类）颅骨的口腔部分。我们站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及人类学博物馆的地下室，周围放着数百件样本，每一件样本都刻有字母和数字，还分别标注着：贝都因人、科普特人、埃及阿拉伯人、非洲人等字样。
这些颅骨距今两百到上千年不等，是莫尔顿系列馆藏的一部分。塞缪尔·莫尔顿是一位信奉种族主义的科学家，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收集颅骨，企图证明高加索白种人的种族优势。尽管最终并没有证明成功，但他耗时多年搜罗的头骨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为人类过去的面部形态和呼吸方式提供了一个缩影。
在莫尔顿寻求“劣等种族”和“基因降级”的样本中，埃文斯博士反倒有了近乎完美的发现。为了让我体会这完美，她走到一个展柜跟前，从玻璃罩中取出一个标有“帕西人”字样的头骨。她用羊绒衫袖子扫了扫头骨上的灰尘，伸出修剪得干干净净的指尖比划了一下它的下颌和面部轮廓。
“这地方长得比现代人大一倍。”带着急促的乌克兰口音，她指向头骨的鼻洞部位，也就是连接鼻窦和咽喉后方的两个孔洞。她将头骨转过来面朝我们，带着赞美的口吻说：“好宽，好明显。”
埃文斯博士和她的同事——来自芝加哥的儿童牙科医生凯文·博伊德博士，近四年来对超过100个莫尔顿系列馆藏中的头骨进行了X线扫描，测量这些头骨外耳上缘点和鼻子的夹角（眼耳平面，Frankfort plane），以及前额同下颌的夹角（面平面，N-perpendicular）。这些数据显示了每个样本的对称性，口与面、鼻与上颚的比例是否协调，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头骨的主人的呼吸状况。
每一个古人类头骨都和这个“帕西人”一样，有着巨大前突的下颌、宽大的鼻窦和口腔。特别诡异的是，这些人从未有机会用牙线、用牙刷、看牙医，可牙齿都非常齐整。
前突的面部以及偏大的口腔，也造就了更为宽阔的气道。他们很可能从未有过鼾症、睡眠呼吸暂停、鼻窦炎或其他困扰现代人的慢性呼吸病，而没得过这些病是因为他们得不了这些病。他们的口腔太大了，呼吸道太畅通了，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呼吸不会出现任何困难。这种前突的面部结构特征不只是莫尔顿系列馆藏头骨所独有，几乎所有古人类都体现出这种特征，而且在世界各个角落都一样。这种特征延续了将近三十万年，从智人在地球上开始出现，一直到几个世纪前。
埃文斯博士和博伊德博士将这些古人类头骨同现代人类的头骨（包括他们自己病人的头骨）作了对比，发现所有现代人类头骨的生长模式都颠倒了，也就是说，眼耳平面和面平面的呈现与过去相反：下颏退到了前额线之后，颌骨回缩，鼻窦变狭。所有现代人类的头骨的牙齿都有一定程度的歪斜。
在地球上的5400种哺乳动物中，只有人类会经常出现颌骨错位、反牙合、错合畸形（俗称龅牙）等问题。
这种现象让埃文斯博士产生了一个最根本的疑问：“为什么伴随进化而来的是疾病？”她将“帕西人”头骨放回展柜，取出了另一个标签为“萨卡德人”的头骨，其完美的面部结构简直是其他头骨的翻版。“我们的研究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埃文斯博士说道。
“进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进步。”她对我说。进化只是意味着改变，可能是变得更好，也可能变得更差。时至今日，人类身体进化的轨迹已经和“适者生存”没有任何关系，反倒滋长了许多对人体有害的特质，并将它们遗传给后代。这种现象——被哈佛大学生物学家丹尼尔·利伯曼称为“演化失调”（Dysevolution）——现在已得到广泛的认同。“演化失调”的概念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背会痛、脚会疼、骨质越来越疏松，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呼吸越来越困难。
埃文斯博士说，要理解这一切发生的过程以及原因，我们得回到过去，回到智人尚未出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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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类还是面目怪异的动物，直立于热带大草原的高大草丛中，细胳膊细腿，肘关节突出，前额的形状像是长了毛的防护面罩，额下一双眼睛凝望着太古之初。他们没有下巴，嘴唇上方是大如橡皮软糖的鼻孔：他们用这对方向和嘴唇垂直的鼻孔，捕捉随风而来的一切气味。
170万年前，人类最早的祖先“能人”在非洲东部海岸生活。他们早已远离森林，学会了用下肢直立行走，逐渐掌握了将手掌内侧的小“手指”向下弯折以形成对生拇指，并用它们来持握，将各种植物从地上拔起，或是制作狩猎工具，比如将石块打磨锋利，来切割羚羊的舌头，或者把肉从兽骨上剔下。
食用未经处理的生肉费时又费力，于是他们收集石块，在岩石上敲击捕获的猎物尸体。经过处理的松软食物，尤其是肉类，更易咀嚼和消化，让人类少消耗了很多能量，而这些节省下来的能量，使他们的大脑容量更为丰沛。
火烤后的食物就更理想了。大约80万年前，远古的人类开始用火来处理食物。火烤后，食物的能量大大增加，原本适合消化粗糙多纤维蔬果的肠道，也由于新的饮食方式而变得细窄，仅仅是这一变化，就为人类节约了更多能量。我们更接近现代的人类祖先——“直立人”，利用这部分能量形成了更大的大脑，比能人的大脑体积增加了50%之多。
这时候，他们的长相慢慢从猿变得更像人。如果你找一个直立人，给他穿一套西服，带他坐上地铁，可能没人会多瞧他一眼。这一阶段的人类祖先同现代人类的基因非常接近。
然而，吃松软和煮熟的食物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急速增大的大脑需要更多的空间，这空间来自头颅的前端，也就是我们的鼻腔、口腔、呼吸道所在的部位。慢慢地，面部中央的肌肉变得松弛，颌骨变小变薄，脸的长度缩短，颚部缩小，朝天鼻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骨性隆突，也就是把我们同其他灵长类动物区分开来的特征：突出的鼻子。
这个变化导致的结果是，形状小巧、垂直生长的鼻子在过滤空气方面效率降低，从而将我们暴露于更多的病原体和细菌中，而缩小的鼻腔和口腔让我们的呼吸道也变窄了。随着对食物的加工越来越多，松软高营养的食物越来越多，我们的脑部容量日益增大，呼吸道也就日渐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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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智人首次出现在非洲大草原上，30万年过去了。其间还出现了一系列其他人类祖先：海德堡人，分布在欧洲，体格强健，能建造居所，捕杀大型猎物；尼安德特人，有着巨大的鼻子和短小的四肢，能制作衣物蔽体，适应寒冷生活；还有纳莱迪人，早期人类的近亲，脑容量非常小，骨盆窄，四肢纤细，身材矮小。
想象一下这幅画面：远古时代的某个夜晚，熊熊篝火燃起的地方就像是远古人类的酒吧，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物种聚集在一起，用手掌掬起河水饮用，互相在头发里捉虱子，对比一下各自的眉骨，完了再躲到巨石背后来一场星光下的缠绵。
然后就不复存在了。大鼻子尼安德特人也好，小个子纳莱迪人也好，粗脖子海德堡人也罢，最终都没能躲过疾病的侵袭、天灾的降临、同类的相残、野兽的攻击、自身的懒惰或是其他致命的原因。最后幸存下来的人类，只剩下我们。
在寒冷的气候环境中，我们的鼻子进化得更为狭长，让空气进入肺部之前能得到有效升温；我们的肤色会进化得更浅，以吸收更多阳光来制造维生素D。而在日照充足、气候温暖的环境中，我们的鼻子则进化得更为扁平，更有利于呼吸湿热的空气；肤色变深，有利于阻挡阳光。在进化过程中，喉的位置慢慢降低，为另一改变——声音沟通——创造了条件。
喉的功能相当于阀门，向胃部传送食物的同时防止食物或其他异物被吸入气道。所有动物，包括整个人属的物种，喉咙位置都较高，位于咽喉顶部。这样的结构是合理的，因为喉咙的位置越高，工作效率就越高，一旦有异物进入气道，身体就能以最快的速度将其排出。
人类发展出语言能力后，喉的位置进一步变低，口腔后方腾出的空间实现了音高和音量的变化。厚实的嘴唇也渐渐变薄，因为小巧的嘴唇更易于控制形状。而灵活的舌头更能掌控声音的变化和声音的质感，结果人类舌头的位置越来越接近气道，从而使得下颌前突。
可是，喉位的降低削弱了其原本的功能。由于口腔后方出现了过大的空间，早期人类的呼吸道非常容易梗塞。一旦吞咽的东西体积较大，或是吞咽得太快、太大意，早期人类就会梗塞。智人在整个动物界、整个人属中，是最容易因梗塞而窒息死亡的物种。
这是多么诡异、多么讽刺啊，人类的祖先会使用火，会料理食物，拥有强健的大脑，能用丰富的声音互相交流，所有这些都令人类变得比其他动物更聪明、更长寿，却也同时让人类的口腔和咽喉受到阻碍，呼吸变得不畅。如此反向生长在很多很多年后，导致人们在睡眠时气道容易被梗塞，而这种梗塞的表现就是打鼾。
早期人类自然完全不受这些因素的困扰。几万年来，面部宽阔的祖先毫无呼吸问题。而我们现代人类有了鼻子，有了语言，有了最强大脑，成了地球的主人，却无法摆脱呼吸不畅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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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埃文斯博士会面后的几个月来，我总是忍不住想到我们那些多毛的先祖。彼时的他们蹲伏在非洲的岩石海岸，从灵活的双唇中发出了人类语言最古老的元音，空气从他们舒张的鼻孔畅快地出入，同时他们用完美的牙齿咀嚼着炖兔肉。
而此时的我，下巴松弛的我，就着一盏LED灯，盯着手机屏幕上维基百科“弗洛勒斯人”的页面，用七歪八倒的牙齿嚼着一支低脂能量棒，咳嗽着，喘着，堵塞的鼻孔吸不进一丁点儿空气。
斯坦福大学口呼吸实验的第二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鼻孔里塞着硅胶塞，封着胶带。害怕突然改变的生活方式打扰到我妻子，我干脆搬到安顿客人过夜的房间。还好做出了这个决定，我时常会因为思考呼吸的问题而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我的手腕上戴着一个火柴盒大小的血氧仪，仪器上有一条发光的导线连接我的中指，每隔几秒钟记录一次我的心率和血氧饱和度。由于我舌位过低，口腔空间狭小，所以我常常出现气道梗阻，仪器会以此判断梗阻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从而对我的睡眠呼吸暂停作出评估。
为了对我的鼾症和呼吸暂停的严重程度进行量化，我下载了一个手机应用软件，能记录整个夜间的音频流，次晨再将每分钟的数值绘制成反映呼吸健康状况的图表。与此同时，我的卧榻上方还有一个夜视摄像头记录我睡眠过程中的一举一动。
咽喉的炎症、息肉以及鼻腔的堵塞都可能引起鼾症和夜间呼吸暂停，但其危害的严重性和加剧速度却甚少为人所知。我参与的这个实验，正是第一个对此有针对性的系统测试。
自行封堵鼻腔的第一个晚上，我的打鼾时间增加了13倍，总共持续了75分钟之多。奥尔森比我更严重，本不打鼾的他居然连着打了4小时10分钟。除打鼾之外，我的呼吸暂停次数也增加了4倍。所有这些在一天之内就发生了。
此刻我又回到床上。无论我怎样试图表现出轻松的状态投入这项实验，对我来说它始终是艰难的挑战。每3.3秒就有一口未经过滤的干冷空气进入我的嘴，使我的舌头失去水分，令我的喉咙干痒难耐，也让我的双肺非常不适。而这样的呼吸，我还要进行17500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