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帝王生活

“优待条件”里所说的“暂居宫禁”，没规定具体期限，只划定了宫禁范围，在乾清门以北到神武门为止这个区域。我在这一块天地里一直住到民国十三年被国民军驱逐的时候，度过了人世间最荒谬的少年时代。其所以荒谬，就在于中华号称为民国，人类进入了二十世纪，而我仍然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呼吸着十九世纪遗下的灰尘。

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脑中便浮起一层黄疸病的颜色：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椅垫子是黄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等等无一不是黄的。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从小把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人性。这样的人性，在我第一次和弟弟妹妹做游戏时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那是十一岁的时候。根据太妃们的决定，祖母有时把杰二弟和大妹带进宫来陪我玩几天。开头玩得非常无味，我和祖母坐在炕上，祖母看着我在炕桌上摆骨牌，二弟和大妹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上，一动不动地瞅着，就像衙门里站班的一样。后来，我想起个办法，把弟弟和妹妹带到我住的养心殿，我就问溥杰：

“你们在家里玩什么？”

“溥杰会玩捉迷藏。”小我一岁的二弟恭恭敬敬地说。

“你们也玩捉迷藏呀？那太好玩了！”我很高兴。我和那些小太监也常玩这个，可是他们都比我大，我还没跟比我小的孩子玩过呢。于是就在养心殿玩起捉迷藏来了。玩得越来越高兴，二弟和大妹忘掉了拘束。我们索性把外面的帘子都放下来，把屋子弄得很暗。比我小两岁的大妹又乐又害怕，我和二弟就吓唬她，高兴得我们又笑又嚷。捉迷藏玩得累了，我们爬到炕上来喘气，我又叫他们想个新鲜游戏。溥杰想了一阵，没说话，光瞅着我傻笑。

“你想什么？”

他还是傻笑。

“说，说！”我着急地催促他，以为他一定想出新鲜的游戏了，谁知他说：

“我想的，噢，溥杰想的是，皇上一定很不一样，就像戏台上那样有老长的胡子，谁知不是那样……”

不知怎么的，我一眼看见溥杰的袖口里的内衣，很像那个熟悉的颜色，立刻沉下脸来。

“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你也能使？”

“这，这这是杏黄的吧？”

“瞎说！这不是明黄吗？”

“嗻，嗻……”溥杰忙垂手立在一边，大妹也吓得溜到他身后，简直都要哭了。我还没完：

“这是明黄！不该你使的！”

“嗻！”

在嗻嗻声中，我的兄弟又恢复了臣仆的身份……

嗻嗻之声早已成了绝响，现在的人只有从京戏《法门寺》里才听得到，那调儿是很使人发笑的。但是我从小便习惯了它，如果别人不以这个声调回答我，反而是不能容忍的。对于跪地磕头，也是这样。我从小就看惯了人家给我磕头，大都是年岁比我大十几倍的，有清朝遗老，也有我亲族中的长辈，有穿清朝袍褂的，也有穿西式大礼服的民国官员。

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还有每日的排场。

有一位解放后长大的青年，读《红楼梦》大为惊奇，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贾母、王熙凤这样的人身后和周围总有那么一大群人，即使他们从这间屋走到隔壁那间屋去，也会有一窝蜂似的人跟在后面，他们不嫌这个尾巴碍事吗？其实，《红楼梦》里的尾巴比宫里的尾巴少多了。《红楼梦》里的排场犹如宫里排场的缩影，这尾巴也颇相似，如果没尾巴，都像是活不下去似的。我每天到毓庆宫读书，给太妃请安，游一次御花园，后面全有一条尾巴。如果我去游一次颐和园，不但要有几十辆汽车组成这尾巴，还要请民国的警察们沿途警戒，一次要花去几千块大洋。到宫中的御花园去玩一次，要组成这样的行列：最前面是一名敬事房的太监，他起的作用犹如汽车喇叭，嘴里不时地发出“吃——吃——”的响声，警告可能在前边出现的人，早早回避。在他们后面二三十步远是两名总管太监，靠路两侧鸭行鹅步地行进，再后十步左右即行列的中心（我或太后）。如果是坐轿，两边各有一名御前小太监扶着轿杆随行，以便随时照料应呼；如果是步行，就由他们搀扶而行，虽然腿脚无病。在这后面，有一名太监举着一把大罗伞，伞后几步，是一大群拿着各样物件和徒手的太监。有捧马扎以便随时休息的，有捧衣服以便气候或体温变化随时换用的，有拿着雨伞旱伞的。在这些御前太监后面是御茶房太监，捧着装有各样点心茶食的若干食盒，当然还有热水壶、茶具等等。更后面是御药房的太监，挑着担子，内装各类常备小药和急救药，不可少的是灯心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竹茹水，夏天必有藿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金衣祛暑丹、香糯丸、万应锭、痧药、避瘟散，不分四季都要有消食的三仙饮，等等。在最后面，是带大小便器的太监。如果没坐轿，轿子就在最后面跟随。轿子也按季节有暖轿凉轿之分。暖轿是围着灰鼠、貂皮的，凉轿轿壁是纱的。这个杂七夹八的好几十人的尾巴，走起来倒也肃静安详，井然有序。

然而这个尾巴也常被我搅乱。我年岁小的时候，也还有好动的孩子性格，我高兴起来撒腿便跑，起初他们还亦步亦趋地跟着跑一阵儿，我一停下来就又聚在我身后，喘吁不止。我大些以后，懂得了发号施令，便叫他们站一边等着，于是除了御前小太监以外，那些捧盒挑担的便到一边静立，等我跑够了再重新贴在我后边。后来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下令把宫门的门槛一律锯掉，这样出入无阻地到处骑，尾巴自然更无法跟随，只好暂时免掉。但除此以外，每天凡到太妃处请安和去毓庆宫上学等等日常行动，仍然要有一定的尾巴跟随，也并不觉得累赘。相反，假如身后这时没有那个尾巴，倒会觉得不自然。明朝崇祯皇帝最后上煤山的时候，那个从小长在身后的尾巴只剩下了一个太监，冲这一点，我想也够他上吊的了。

每日排场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莫过于吃饭。关于皇帝吃饭，另有一套术语，绝对不准别人说错的。饭不叫饭而叫“膳”，吃饭就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到了吃饭的时间——并无所谓固定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我吩咐一声“传膳！”跟前的御前小太监便照样向守在养心殿的明殿上的“殿上太监”说一声“传膳！”殿上太监又把这话传给鹄立在养心门的太监，他再传给候在西长街的御膳房太监……这样一直传进了御膳房里面。回声不等消失，一个犹如过嫁妆的行列已经走出了御膳房。这是由几十名穿戴齐整，套着白袖头的太监们组成的队伍，抬着膳桌，捧着绘有金龙的红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进到明殿里，由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菜肴是三桌，各种点心、米膳、粥品是三桌，另外各种咸菜是一小桌。食具是明黄色刻龙并有万寿无疆字样的瓷器，冬天则是银器，下托以盛有热水的瓷瓦罐。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并且为了同样原因，菜送来之前都要经过一个太监尝过，这叫“尝膳”。这些尝过的东西摆好之后，在我入座之前，一个小太监叫了一声“打碗盖！”其余四五个小太监便动手把每个菜上的银盖取下，放到一个大盒子里拿走。于是，我就开始“用膳”了。

所谓食前方丈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隆裕太后每餐的菜肴有百样左右，要用六张膳桌陈放，这是她从慈禧继承下来的排场，我的比她少，按例也有三十种上下。我现在只找到一份“宣统四年二月糙卷单”（即民国元年三月的一份菜单草稿），所记载的一次“早膳”的内容如下：

这些菜肴经过种种手续摆上来之后，除了表示排场之外，并无任何用处。我是向来不动它一下的。御膳房为了能够在一声传膳之下，迅速把菜肴摆在桌子上，半天或一天以前就把饭菜做好，煨在火上等候着，所以都早已过了火候。好在他们也知道历代皇帝都不靠这个充饥，例如我每餐实际吃的是太后送的菜肴，太后死后由四位太妃接着送，每餐总有二十来样，这是放在我面前的菜，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太后或太妃们各自的膳房，那才是集中了高级厨师的地方。

太妃们为了表示对我的疼爱和关心，除了每餐送菜之外，还规定在我每餐之后，要有一名领班太监去禀报一次我的进膳情况。这其实也同样是公式文章。不管我吃了什么，领班太监到了太妃那里双膝跪倒，说的总是这一套：

“奴才禀老主子：万岁爷进了一碗老米膳（或者白米膳），一个馒头（或者一个烧饼）和一碗粥。进得香！”

这种吃法，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呢？我找到了一本《宣统二年九月初一至三十日内外膳房及各等处每日分例肉斤鸡鸭清册》，那上面记载如下：

下面还有太后和几位妃的分例，为省目力，现在把它并成一个统计表（皆全月分例）如下：

我这一家六口，总计一个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四十四只鸡鸭，其中我这五岁的孩子要用八百一十斤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此外，宫中每天还有大批为这六口之家效劳的军机大臣、御前侍卫、师傅、翰林、画画的、勾字匠以及巫婆（称“萨玛太太”，每天要来祭神）等等，也各有分例，一共是猪肉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二斤。连我们六口之家自己用的共计用银三千一百五十二两四钱九分。“分例”之外，每日还要添菜，添的比分例还要多。这个月添的肉是三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猪油八百一十四斤，鸡鸭四千七百八十六只，连什么鱼虾蛋品，共用银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一两七钱，连分例一共是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一钱九分。显而易见，这些银子除了贪污中饱之外，差不多全是为了表示帝王之尊的排场而糟蹋了。这还不算一年到头不断的点心果品糖食饮料这些消耗。

衣着方面情形也相似。饭菜是大量的做而不吃，衣服则是大量的做而不穿。这方面我记得的不多，只知道后妃也有分例，皇帝却毫无限制，而且全是一年到头每天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我手头有一份改用银元以后的报账单子，没有记明年代，题为“十月初六日至十一月初五日承做上用衣服用过物料复实价目”，据这个单子所载，这一个月内给我做了：皮袄十一件，皮袍褂六件，皮紧身二件，棉衣裤和紧身三十件，不算正式工料，只算贴边、兜布、子母扣和线这些小零碎，共开支了银元二千一百三十七元六角三分三厘五毫。

在我结婚后的一本账上，有后妃们每年使用衣料的定例，现在把它统计如下：

我更换衣服，也有明文规定，由“四执事”负责，从“四执事库”里为我取换。单单一项平常穿的袍褂一年要照单子更换二十八种，从正月十九的青白嵌皮袍褂换到十一月初一的貂皮褂。至于节日大典，服饰之复杂就更不用说了。

既然有这些劳民伤财、穷奢极侈的排场，就要有一套相应的机构和人马。给皇帝管家的是内务府，它统辖着广储、都虞、掌礼、会计、庆丰、慎刑、营造等七个司（每司各有一套库房、作坊等等单位，如广储司有银、皮、瓷、缎、衣、茶等六个库）和宫内四十八处。据宣统元年秋季《爵秩全览》所载，内务府官员共计一千零二十三人（自然不算禁卫军、太监和苏拉），民国初年曾减到六百多人，到我离开那里，还有三百多人。机构之大，用人之多，一般人还可以想象，但其差使之无聊，就不大为人所知了。举个例子说，四十八处之一的如意馆，是专伺候帝后妃们画画写字的，如果太后想画个什么东西，就有如意馆的人员先给她描出稿子，然后由她着色题词；写大字匾额也是如此。什么太后御笔或御制之宝，在清季大都是这样产生的。

除了活排场之外，那些死的建筑和宫殿陈设从小给了我很深的影响。黄琉璃瓦唯有帝王才能使用，这不用说了，建筑的高度也是帝王特有的，这让我从小就确认，不但地面上的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连头上的一块天空也不属于任何别人。每一件最好的艺术品或历史文物，尽管陈设在那里无人得以欣赏，都是加强我占有一切的直观教材。在那些陈列品之间有一样东西值得一提的，是“寸草为标”。据说这是康熙皇帝留下来的一种家规的象征。这位皇帝曾经这样规定过：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为了让这句话变成事实，他拿了几根草放在宫中的案几上，叫人每天检查一次，少了一根都不行，这就叫“寸草为标”。我在宫里十几年间，这东西一直摆在养心殿里，是一个景泰蓝的小罐，里面盛着三十六根一寸长的干草棍。这堆小干草棍儿曾引起我对那位祖先的无限崇敬，也曾引起我对辛亥革命无限的愤慨。但是我并没想到，康熙留下的干草棍虽然一根不曾短少，而康熙留下的长满青草的土地被儿孙们送给“与国”的，却要以成千方里计。

帝王生活的日常排场，一时难以说尽，所造成的浪费，更无法加以统计。现在找到一份《宣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见附表），虽不十分可靠，也可见一斑。所有这一切暴殄天物、浪费人工的举动，目的都不外乎表示“天子自与凡人殊”。为了这样的目的而立下的规矩，就把一切不自然的东西看成自然，而把自然的又看成不自然。

宫里也有些规矩，并非完全出于摆排场，比如菜肴里放银牌和尝膳制度，出门一次要兴师动众地布警戒，这本是为了防止暗害的。据说皇帝没有厕所，就因为有一代皇帝外出入厕遇上了刺客。但是这些故事和那些排场给我的影响全是一样：使我从任何方面都确认自己是尊贵的，统治一切和占有一切的人上之人。

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