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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常来参加《经济研究》编辑部的活动，但我一直很关心《经济研究》。《经济研究》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期刊，发表的文章代表着国内经济学研究的水平。《经济研究》发表的文章也反映着中国经济学界关注的问题并引领着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方向。
1995年张卓元老师任所长与主编时，为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我应邀写了一篇《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文章。当时我认为研究中国本土问题所形成的理论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理论要揭示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为保证这种因果关系成立，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者必须遵循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规范，不仅提出的理论需要做到内部逻辑自洽，而且，理论的推论也必须和经验事实一致。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界保证逻辑严谨和检验理论模型的各种推论是否和经验事实一致的通用方法，一个理论只有通过这两者的检验才能说是解释了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才能与国际经济学界交流、沟通并被接受。同时，我认为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根据某个特定地方的经济现象而得来的，不管研究哪个地方的经济现象所得到的理论都是对人类知识增量的贡献，中国经济学界以国际通用的规范方法来研究本土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所得到的成果，自然也是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的贡献，属于有国际意义的成果。
在那篇文章中，我还做了一个预测：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当时提出这个预测，被许多人认为过度乐观。不过，这个预测并非拍脑袋得出的，而是根据自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经济学从哲学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20世纪40年代之后，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出现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很少的观察而得出的。
为什么会有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在某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某个地方的现象？经济学理论本身只是一个解释社会经济现象背后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越简单越好。那么，如何来判断一个经济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其实，在于该理论解释的现象是否重要。现象越重要，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就越重要。何为重要的现象？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现象会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会被认为是重要的现象。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经济中心在英国，英国的经济现象就是重要的经济现象。在英国工作的经济学家对观察和解释现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就大多集中在英国。一战之后，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国，随后，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经济学大师出现的集中地也跟着转移到美国。
根据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的判断，中国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会在2015年超过美国，按市场汇率计算会在203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即使我国的GDP超过美国，我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人均收入水平也就只有美国的1/4，我国追赶的潜力还很大，发展速度还会相对快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会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世界经济中心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将转移到中国。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的现象时同样会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因此，我判断21世纪将会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
现在20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经济研究》发表的文章以本土问题为主，这是《经济研究》的传统。现在的文章跟20年前的文章相比，在规范化方面也已经做得很好，尤其是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界通用的以构建数学模型来表述因果逻辑和用计量方法来进行经验检验的做法，和国际主流的经济学期刊发表的文章已经没有多大的差异。从国际上来看，20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现象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国际上发表的跟中国经济有关的文章越来越多。但是，当时提出的“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现在还言之过早，在理论上做出贡献的，能够在国际经济学界引领新概念、新思潮的中国经济学家，基本上还未出现。之所以这样，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虽然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或国内、国际其他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研究的问题是本土的，方法是规范的，但是，发表的文章主要是以现有的西方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或是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西方现有的理论，尚少有从研究中国经济现象中总结出新理论、新概念、新思想的，因此，也就难以出现有国际影响力，能够开宗立派的大师。
西方现有的理论基本上总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而且很多是理想条件下的理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比难免有落后性，并且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处于从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许多制度有扭曲。落后和扭曲都有代价，发展中国家确实也存在许多问题。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很容易对号入座，让人相信按照这些理论来进行改革就能够把问题解决好。但是，二战以后的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尚未有按照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制定政策而发展或转型成功的，两个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大陆地区到2025年可能成为第三个），以及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步入高收入的13个经济体，除了8个原本和西欧国家差距就不大的经济体或是石油生产国，其余5个中等经济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推行的发展或转型政策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都是不正确的。其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和其发展阶段相关，许多扭曲是内生的。理论是否适用由前提条件决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前提条件不一样，在发展中国家套用总结于发达国家经验的理论难免会造成“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以西方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或是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西方现有的理论的研究方式，实际上是“坐在金矿上挖煤矿”，就研究者而言，以这样的研究方式所写的文章或许较容易在国内和国际期刊上发表，但是，这样的研究不仅难以产生引领世界经济学思潮的大师，而且，这样的研究成果也很难发挥帮助中国社会各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
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该如何进行？我有幸参加了“5·17”座谈会（即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代表经济学界做了发言，发表了我对中国经济学科发展和理论创新的看法。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要有三个来源：中国的实践经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第一，新的理论来自新的现象，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这些成绩用现有的理论难以解释，它们是理论创新的金矿。
第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因此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应该不完全一样。但是，在西方主流理论里基本没有这一认识，其理论经常把西方的制度和条件作为暗含的前提。20世纪60年代道格拉斯·诺斯提出新制度经济学时，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认为制度是内生的，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认为制度对经济绩效是有影响的，也就是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诺斯本人及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则只强调制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忽略了制度是内生的这一重要理论视角，并且把西方现行的制度视为各国都应该采用的制度。例如，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认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不能发展好就是因为不具备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现代经济学中的宏观、金融、财政等领域的理论也直接把发达国家的相关经济制度作为暗含的前提，在运用于发展中国家时，通常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不同。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现象和问题时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许多经济现象和问题的本质，提出来的理论才能够比较好地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而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和我国较为相似，和总结于发达国家现象的理论相比，总结于我国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也会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对此，我做了一些尝试，在非洲的一些国家进行试点，证明了用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理论为指导，可以在推动工业化、创造出口、增加就业上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三，中国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理论要有国际的影响，除了语言的问题，研究方法和表述的方式也需要采用现代国际经济学界通用的范式，这样其他国家的学者才能看得懂，才能接受。如果是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和范式，其他国家的经济学者没有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训练，我们无法与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就难有国际的影响。
但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如何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结合起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呢？我认为结合点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和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由什么决定？实际上跟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有关，如果这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土地和劳动力都密集的传统农业，或者是劳动力很密集的轻加工业，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就比较低。不仅生产力水平低，而且，其产业特性也决定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首先，这样的产业使用的资本非常少，雇用的劳动力非常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在温饱线上挣扎；资本拥有者比较富有，其在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中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比较高，而且，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中使用的资本非常多，雇用的劳动力相对较少，使用的劳动力通常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其收入水平高，自我保障能力强，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控制是比较小的。
决定一个国家以劳动密集的产业还是以资本密集的产业为其主要产业的，是它的发展程度以及相应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通常是自然资源或劳动力相对较多、资本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是资源相对密集的就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劳动力跟资本的关系就像前面讨论的那样。到了比较高的发展阶段，资本积累多了，劳动力变得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生产力水平较高，劳动力和资本的关系也如前所述。
为何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会决定该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是因为只有一个经济体中的产业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多寡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相一致，才能把这个产业中正常管理的企业要素的生产成本降到最低，才能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具有自生能力，才能在设有政府的保护补贴的情况下获得社会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的能力。我在1994年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中开始使用自生能力的概念，并在1999年和谭国富合作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政策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一文中正式对其进行定义。2012年我从世界银行工作回来后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以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分析的切入点，来研究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作为经济基础决定生产力水平的产业和技术的决定因素，以及作为上层建筑影响交易费用的各种制度安排如何决定于作为经济基础的产业和技术。
现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范式是马歇尔1890年在《经济学原理》中搭建起来的，当时为了搭建这个框架，他做了很多简单化的暗含假设。这些简单化的暗含假设包括没有交易费用，决策者的信息是充分的，决策者之间的信息都是对称的，等等。在马歇尔之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相当一大部分是通过将这些暗含假设放松实现的，例如，科斯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费用，而发展出新制度经济学；斯蒂格勒引入了信息不充分，信息的收集需要费用，斯蒂格利茨、斯宾塞和阿克尔洛夫等引进了信息不对称而发展出信息经济学。马歇尔还做了一个暗含的假设，就是一个经济体中存在的企业都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正常，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能够获得社会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这样的假设在发达国家，在政府对产业的发展不进行直接干预的市场经济中是合适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推行一些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或在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遗留一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存在的产业就不一定都具有自生能力，因此，我们在分析发展和转型问题时有必要把自生能力的概念正式引入进来。同时，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所在的产业因为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变化，适用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也会有所不同，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的一个拓展。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经济基础如何影响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是马克思没有讨论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现代经济中是由何因素决定的。所以，提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而决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观点也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现代经济问题上的一个拓展。
总结一下，我期盼《经济研究》能够多发表一些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现代经济学的规范方式研究中国经济现象的论文，如果能够引导中国经济学界往这个方向努力，那么我相信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
我国经济学界现在面临的挑战有点儿类似于儒学在历史上曾经面临的挑战。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学在中国取得了正统的地位。到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纷乱，儒学不能解决当时大家碰到的现实问题，玄学和佛学从而兴起。到了唐朝，按照韩愈所讲的，学者“非佛即道”，虽然儒学仍是法定的正统，但在社会上更有影响力的是佛家和道家的思想。后来，儒学是如何复兴的呢？是宋朝的朱熹、程颐、程颢、陆九渊和明朝的王阳明和他的众多弟子等儒家学者吸收了佛学的精华，将儒学发展成理学和心学，恢复了儒学的生命力。佛学则在唐朝时吸收了儒学以“仁”为核心伦理的思想，创造性地发展成为中国本土的禅宗，从而与儒学一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有两种可能的路径：其一，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范式研究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并吸收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尤其是在经济运行方面适合中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的有用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其二，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后，以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推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与发展。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相信中国经济学家以这两种方式来进行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其成果都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都会贡献于中国经济学科的繁荣和发展，迎来中国经济学家引领世界经济学思潮的时代。而且，来自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将能够更好地帮助占世界人口总数85%的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其工业化、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