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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自从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以后，推动民族复兴就成了中国知识分子锲而不舍的追求。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同治中兴名臣的领导下，推行了三十多年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坚船利炮。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我国败于日本，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有了“西天取经”的心态。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不仅在枪炮，背后一定有道理，日本明治维新学习了这个道理付诸实践获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中国要富强，同样必须“西天取经”，了解西方成功的道理，用这个道理来改造中国社会，从而实现民族复兴、并列世界强国之林的愿望。
经济是基础，从1901年严复翻译《国富论》（以《原富》为名出版）以后，经济学在中国一直是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地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学里经济学科的课程设置和内容与西方各大学基本没有差异，所用的教科书，不是直接翻译自西方流行的教科书就是根据西方流行的教科书编写而成，教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西方的主流理论，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怎么组织，经济怎么运行。中国经济学家在这段时间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出版的论著和在国内或国外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绝大多数是以西方主流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现象和出现的问题，或用中国的资料来检验西方现行的主流理论，很少有根据中国的现象或经验提出新的不同于西方主流的理论的。
我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并没有按照西方当时盛行的主流理论，即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一次性消除计划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各种干预扭曲，而是以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以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来逐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主流学界认为中国这种渐进的、双轨的、保留了政府的干预又放开一部分市场的制度是最糟糕的经济制度，认为这种经济制度会比计划经济更糟，因为政府干预会带来各种扭曲，滋生寻租、腐败，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这些问题在我国确实存在，但是中国在转型期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在这段时间里，其他遵循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国家，遭遇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存在于我国的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它们也有，而且比我国还严重。其他少数几个成功的转型国家如越南、柬埔寨也和我国一样，推行的是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认为最糟糕的渐进的改革
。然而，即使在这样强烈的对比下，由于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盛行的理论消除所有的扭曲，西方学界和舆论界总是认为，中国存在体制机制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即使经济发展再好，也一定会崩溃。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前几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就持这种观点
。只要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一点儿，中国崩溃论就会重新抬头。
同样的情形，二战以后，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取得政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为了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衍生出了发展经济学的子学科。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在政府主导下推行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化大规模制造业。亚洲四小龙推行的则是以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出口导向战略，按当时西方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这是完全错误的政策选择。然而，根据西方主流发展理论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了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亚洲四小龙则成了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现在已经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应该有所反思，要了解为什么根据西方理论制定政策的国家基本都走向了失败，没有实现理论所承诺的效果，而中国和其他东亚地区在发展和转型经济时并没有遵循西方主流理论制定政策却赶上了发达国家，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民富国强以及与发达国家并列于世界之林的夙愿
。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的主流理论发源于西方的土壤，必然是以西方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政治、文化等条件作为理论的暗含前提。西方的主流理论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有两个来源。一是对过去成功经验的总结，《国富论》实际上总结于英国和欧洲16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发展经验。该书认为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分工，分工的程度则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因此倡导实行自由市场，参加国际贸易以扩大市场范围，深化分工以提高生产力，推动国家发展。二是为解决西方某个时代的问题而提出，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遭遇了经济大萧条，用自由市场的理论解决不了，才出现了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及通过政府的干预来推动经济复苏、走向繁荣的凯恩斯主义。
任何理论都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用一个或几个因变量来解释观察到的真实世界的现象。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各种社会经济变量成千上万，通常是从这些社会经济变量中抽象出几个变量作为理论模型里的因变量来解释所观察的现象，用哲学的语言来讲其他社会经济变量则被“舍像”。“舍像”的含义是承认这些变量的存在，但因为它们对要解释的现象或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直接的或重要的影响，就暂时存而不论。就像在控制论模型里的状态变量，如果某系列状态变量不动不变，在写模型的时候，为了简化，就不把那些变量写出来，但那些状态变量若发生变化，模型的结果也会变化。现在我们所引进的任何西方盛行的主流理论，必然是内嵌于产生这些理论的西方国家当时的发展阶段、产业、社会、政治、文化价值理念等被马克思定义为“结构”的变量之中的，并且以这些结构变量为暗含前提。这些被存而不论的变量发生重要变化时西方盛行的理论就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
前面提到，《国富论》出版以后，自由市场成了西方经济学家的主流思想，这一思想认为市场有一种自动平衡的机制。如果市场中某个产品的需求减少，它的价格就会降低，厂家就会减少生产，消费需求就会增加，经济就会恢复平衡，不用政府来干预。这个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被凯恩斯主义取代的原因是，当时出现了经济大萧条，大量人口失业，许多家庭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即使价格降低，也不能增加需求，有工作有收入的家庭则担心未来会失业，也不敢增加需求，市场自动平衡机制就失灵了。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原来的自由市场理论是以经济大致平衡为暗含前提的，经济大萧条，那么多人失业，单单靠市场的平衡机制走不出萧条，所以就必须用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直接创造需求，让经济恢复平衡。但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现在又不流行了呢？在我国现在谈凯恩斯主义很多经济学家都会反对，因为在西方国家不流行，在西方学术界至少2008年之前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反对凯恩斯主义，这是由于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实施凯恩斯主义积极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并没有像凯恩斯主义所预期的那样创造更多的就业，让经济发展得更快，而是出现了滞胀。原因在于，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基本已经恢复均衡，再用刺激政策，不能增加就业，也不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而只能带来通货膨胀，因此凯恩斯主义就被芝加哥大学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及主张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所取代
。
现在西方主流理论是对西方经验的总结或者是为了解决西方某个时代的问题而提出，这些理论必然是以理论产生当时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为暗含前提，它们并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理，当暗含前提变了，西方盛行的理论也会跟着改变。把这样的理论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前提条件不一样，出现“南橘北枳”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
现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看起来很科学，有严谨的数学模型和经验实证。现在我们在谈创新的重要性，西方经济学文献里谈的创新指的其实都是发明，都是在探讨发明的重要性和条件等。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要创新，是否和发达国家一样必须靠发明？创新的定义是在已有的产业使用比现有技术更好的技术来生产，或进入比现有产业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处在世界前沿，产业的附加值已经处于世界最高水平，要创新就只能发明新技术、新产业。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除了自己发明，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和产业附加值差距，引进、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的技术和产业。到底哪种创新方式比较好，取决于哪一个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发展速度更快。如果采用西方的创新理论，我们就容易被误导，以为只有发明这一种创新方式。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如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被认为过时了，当时人们认为用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花政府的钱去创造就业，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赤字，将来政府需要通过增加税收来还债。即使是现在有工作的人，考虑到将来要增加税收，为了平滑消费，也只能增加储蓄。结果政府支持的需求增加，家庭的需求减少，总需求并不增加，导致了就业和经济发展并没有增加而政府财政赤字增加的“李嘉图等价”现象。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不是一定也是这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处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变迁速度非常慢，所以，在讨论积极财政政策的周期理论里一般假设技术不变，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是分开的，基础设施也一般完备，积极财政政策所做的是挖个洞、补个洞，对生产率的增长贡献有限。但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有很多进行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机会，也有许多消除基础设施瓶颈的机会，如果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用来给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创造条件，消除基础设施的瓶颈，发展中国家就可以打破出现于发达国家的“李嘉图等价”现象，在发展中国家考虑积极财政政策时需要把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结合在一起
。
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指导实践，要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并改造好世界则要求理论以我们自己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结构条件作为暗含前提，这样的理论仅能来自对自己国家的经验总结，或是为解决自己国家当前的问题而提出，通过了解它是怎么产生的，背后的因果逻辑是什么，把这些机制理解清楚，形成理论。只有以这样自主创新产生的理论来指导政策实践，才能使理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功能统一起来，以这样的理论来教育学生，才能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一位建设者，而不仅仅是一位批评家。
我国的经济学理论怎么进行自主创新？我认为有两种方式。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参考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精华，来总结我国的经验和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就像儒家哲学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成为我国官方的正统学说，孔孟倡导的儒家入世哲学不谈人生终极道理，汉朝以后佛学趁虚而入，如唐朝韩愈所描述的，当时士人为了科考必须学习儒学，但是现实中信仰的则是“非佛即道”。到了宋朝，儒学吸收了佛学的一些精华，形成了理学，才恢复了生命力。另一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来总结我国的经验和解决我国存在的问题，了解这些现象和问题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这有点儿像汉朝传入中国的印度佛学是出世的，唐朝时六祖慧能吸收了儒家的入世哲学和普世关怀，创立了禅宗，形成了中国本土的佛学理论体系，使佛学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一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同时可以与时俱进，结合我国自己的经验和实际条件来解决问题，形成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利于统一思想，也有利于推动我国改革发展的进程。第二种方式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其分析和论述方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相同，这样的理论在国内可以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用同一种分析方式在同一平台竞争，有利于让学生和知识界了解西方主流理论的局限性。国外学界和知识界也可以看懂这样的理论，有利于我们与国外学界、知识界、舆论界进行交流，分享中国经验、中国智慧，提升我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软实力。
这些年来我致力推动的新结构经济学是沿着第二种方式进行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产业、技术、制度、文化、价值等结构是不同的，各个国家的结构内生、决定于该国在每一时点上给定的、可随时间变动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由于结构不同，经济运行的一些规律也会有所差异，同时，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许多扭曲是由于主观的愿望或调整滞后导致实际的各种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与所内生决定的最优结构之间的背离。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总体概貌。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万事万物是相互关联的，物质是第一性，社会的变化是由物质的变动来推动的，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构建理论体系的基点，这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同时，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有不同的结构，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思想。经济基础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组成的。什么是生产力？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生产力决定于当前发展阶段的产业和技术，当前的产业和技术则取决于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如果一个社会使用的劳动力相对较多、资本相对较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就是劳动密集型，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如果使用的资本相对较多、劳动力相对较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就是资本密集型，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对应着不同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水平低的时候，工资水平低，贫困者以劳动力谋生，有工作就能生存，没有工作就不能生存，资本家有财富，工作或不工作都能生存，在谈判时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容易被剥削。当资本相对丰富以后，采用资本密集的技术，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提高，工人也会有积蓄，半年、一年不工作也能生存，资本家如果不雇用工人来生产，资本就无法增值，所以，当资本经由积累变得相对丰富以后，工人在与资本家谈判时地位就提高了，福利和待遇也会随之改善。同时，不同的产业规模经济、风险特性、市场交易范围、交易方式不一样，需要的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包括金融、法律等上层建筑也会不一样。在经济发展中由竞争的市场决定的价格才能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提供激励并引导企业家按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要素生产成本才能降到最低；同时，必须由政府来提供或协调完善各种适合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所需要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这样交易费用才能降到最低，经济才能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具有最大的竞争力。所以，经济要发展好必须有有效的市场，也必须有有为的政府。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可以总结为：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这些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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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的论断，号召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努力推进来自我国的社会科学自主理论创新。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开门问策，在和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进行座谈时又特地指出中国的实践是一个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富矿，这是总书记对我国经济学家的召唤。
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最大局限性在于忽视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误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上层建筑上形成的各种理论和制度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但在发展中国家按这种“西天取经”的理论去践行，经常是用心很好，结果却事与愿违。
新的理论来自新的现象和问题，如果我国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能够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把中国和发达国家因为发展阶段不同所必然存在的禀赋、产业、技术、制度等各种结构的差异性和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影响思考清楚，就会明白放弃“西天取经”心态的必要性，并有能力想清楚中国这块土壤上丰富的经验和现实问题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实现民富国强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自二战以来众多发展中国家尚未有过根据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制定政策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例子。同为发展中国家，前提条件较为相似，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它们的问题，实现它们和我们相同的发展愿望，来自中国的理论会比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更有帮助。思路决定出路，来自我国的经济学理论自主创新不仅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也必将贡献于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