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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100年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为了实现民富国强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保持着平均每年9.2%的增长速度，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这在人类经济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奇迹，中国人民也因此富了起来。201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贸易总量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9年，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0美元。过去40年，中国减少了8亿贫困人口，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这些成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今年，我们开始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新征程里有两个阶段性目标：一个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GDP总量或城乡居民收入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另一个是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时，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这两个目标时强调，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我从经济学的角度谈一谈为什么会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的意义是什么。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判断，最早由总书记在2018年6月份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我认为最好的解释要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说。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当时的“八国”是指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和奥匈帝国。这八个国家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工业化国家，其GDP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世界总量的50.4%。
现在国际上也有八国集团，“八国”是指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和加拿大。相较八国联军时期，奥匈帝国在一战后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在二战后崛起的新工业强国加拿大。2000年，八国集团的GDP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世界总量的47%，其中实力最强的美国占21.9%。因为经济是基础，所以整个20世纪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格局都由这八个工业化国家所主导。但是到了2018年，八国集团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下降至34.7%，只比1/3稍微高一点儿，八国集团由此失掉了主导世界格局的能力。最明显的变化是，当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时，八国集团已无力应对，并被二十国集团所取代。
八国集团在世界经济比重的下滑，主要原因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2000年以前，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还较低，所以尽管当时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但对世界的影响并不大；2000年之后，依靠较好的经济基础加上较快的发展速度，中国的经济规模上升得非常快，到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中国现在是全球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是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对全世界95%的国家而言，中国不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就是第二大贸易伙伴。
这些变化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安。于是美国在奥巴马时代提出了“重返亚太”，计划把美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和航空母舰调配到亚洲。此举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的是围堵中国。到了特朗普时代，美国刻意针对中国的行为变本加厉，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对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的指责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举动，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拜登上台以后，美国因中国崛起而产生的不安情绪不会改变，最多是对中国发展的遏制方式有所不同。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必将给世界发展带来不确定性甚至挑战，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的主要原因。
既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产生是因为中国崛起，要走出这一变局也只能通过中国的继续发展直到中美关系达到新的平衡。我认为，当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稳定的世界新格局将会出现。由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那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当然，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存在差异。中国经济发达的“三市五省”（北京、天津、上海这三个大城市和东部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有四亿多人口，到那时它们的人均GDP和经济规模都将与美国相当。如果这八个地区的人均GDP与美国相当，就意味着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与美国相当，劳动生产率水平又意味着科技和产业的先进程度。所以到那时，美国将失去卡中国脖子的技术优势。
同时不要忽略的是，中国还有十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当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该地区的经济规模也将与美国相当，而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3。到那时，中西部地区仍旧处于经济追赶阶段，仍具备后来者优势，有希望保持更高的发展速度。
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中美关系会步入一个相互接受、和平共处的新阶段。理由如下：首先，美国失去了卡中国脖子的技术优势；其次，当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的两倍，美国再不高兴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最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美国的国内就业和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市场。
中日关系的变化就是一个值得观察的先例。作为八国联军和八国集团的成员国，日本在整个20世纪都是亚洲的领头羊。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日本右派感到失落，试图制造钓鱼岛事件激怒中国，以打乱中国的发展节奏。但中国不为所动，保持快速发展，如今经济规模已经达到日本的2.8倍，日本再不高兴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而且日本的国内就业与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市场，中日关系又开始走向缓和。
因此，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只能通过进一步发展来走出困局。
问题是，中国进一步发展还有多大的潜力？还能不能再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对此，新结构经济学做了很多研究。
我们要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能不能增长，首先要了解增长是怎么产生的。增长是指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前提条件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具有两个优势。
一个是后来者优势。我们现在的人均GDP刚超过1万美元，而美国是6.5万美元，德国是4.8万美元，日本是4.1万美元，韩国是3万多美元，中国与它们的差距还很大。人均GDP的差距代表了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而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又代表了技术和产业先进程度的差距，这意味着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追赶。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当稳定，平均每年维持在3%~3.5%的增长速度。其中，2%来自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1%~1.5%来自人口的增加。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增长速度之所以是发达国家的2~3倍，就是因为我们在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发挥了后来者优势，利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引进先进技术后消化创新。由于创新成本比发达国家低，我们的发展速度也比发达国家快。
另一个是换道超车优势。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出现后，产品的研发周期变短，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在人力资本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大，甚至还有优势。人力资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天才，另一部分是后天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人。天才的数量在任何国家都大约占总人口的1%。作为人口大国，中国拥有天才的数量当然也应该是世界第一。后天教育方面，这些年我国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本科、研究生各个阶段的教育水平都提升很快，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很小。因此，对于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大数据、互联网行业等新经济，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有优势。
两大优势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意义重大。
从后来者优势来看，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代表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潜力。中国2019年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美国的22.6%，相当于德国在1946年、日本在1956年、韩国在1985年时相对于美国的发展水平。由于利用了后来者优势，德国从1946年到1962年实现了连续16年平均每年9.4%的增长；日本从1956年到1972年实现了连续16年平均每年9.6%的增长；韩国从1985年到2001年实现了连续16年平均每年9%的增长，且韩国在1998年还因遭遇东亚经济危机而出现过负增长。参考德国、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如果我们也利用好后来者优势，那么中国也有连续16年平均每年9%的增长潜力，照此发展速度，我们到2035年翻一番的发展目标完全可以实现。
再看换道超车优势，当时还未出现大数据和互联网行业的德国、日本和韩国都不具备这一优势。换道超车以发展新经济为基础，新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特征就是出现独角兽企业。一家创业公司成立不到十年，尚未上市，但市场估值已经超过10亿美元，就是独角兽企业。2019年全世界拥有484家独角兽企业，中国有206家、美国有203家；2020年全世界有586家独角兽，美国有233家，中国有227家。我们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到，发展这些研发周期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新经济，中国有条件和发达国家直接竞争。如果以生产软件产品为主，那么中国具备身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产品应用市场的优势；如果以硬件生产为主，那么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好的产业配套。
尽管具备上述发展优势，我们也必须正视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带来的挑战。最新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已经出现了老龄化问题，我们会不会也像其他老龄化国家一样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的风险？对此，我们必须有以下两点正确认识：
第一，世界上其他人口老龄化国家都是发达国家，除了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现老龄化问题。
第二，为什么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后经济增长速度会急剧下降？老龄化最重要的含义，是人口和劳动力停止增长。在过去一百多年，发达国家保持着平均3%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其中由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为2%，由人口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为1%。像美国这样能吸引大量外国移民的国家，其人口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会超过1%，所以它过去的经济增长保持在3.5%左右。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中由人口增长带来的贡献就没有了，只能全部依靠劳动生产率增长，这意味着该国经济增长的能力会降低30%~40%，所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一般会从3%下降至2%。
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人口增长将于2030年停滞。然而，即便失去了人口和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未来发展也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发达国家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只能依靠自己发明新技术、升级新产业，劳动力减少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中国处于追赶阶段，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并完成产业升级，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
同样以德国、日本和韩国为例，德国从1946年到1962年的16年里，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4%，其中人口增长率为0.8%，劳动生产率增长为8.6%；日本从1956年到1972年的16年里，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为9.6%，其中人口增长率为1%，劳动生产率增长为8.6%；韩国从1985年到2001年的16年里，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其中人口增长率为0.9%，劳动生产率增长为8.1%。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未来发展的确会有影响，但就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而言，这一影响不过是使增长率从9%降至8%。这也是我常说到2035年之前中国每年仍然具有8%的经济增长潜力的原因。
利用后来者优势是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有人可能会问，现在我们被美国“卡脖子”了，如果不能从美国引进先进技术，我们的增长潜力会不会大大降低？
我们知道，世界上拥有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并不是只有美国。如果其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企业不把产品卖给中国，那么它们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是在“自杀”。因为高科技企业的研发成本非常高，市场越大，产品盈利才能越多，才能保持高额的研发投入。像芯片这样的高科技产品，30%的市场都在中国，如果企业无视中国市场，该行业的收益就有可能从暴利变为低利甚至亏损。
而且高科技产品的特性是迭代特别快，企业必须保证大量的研发投入，以维持产品的先进优势，而大量的研发投入要以企业盈利为保障。因此，美国卡中国脖子的行为实际上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如果单纯从企业利润的角度考虑，我相信没有一家美国企业不愿意把产品卖给中国，主要是美国政府不让它们卖。
同样拥有高科技的德国企业不会面临美国企业的困境。德国总理默克尔与特朗普见面或者与拜登通电话时一直在表示，德国既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也希望维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同理，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的高科技企业也是如此，因为它们并不想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而失去庞大的中国市场。
如果美国拥有某些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先进技术，又强制不卖给中国，怎么办？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技术可能有，但不会太多。既然不多，那我们可以用新型的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去完成技术攻坚。以我们现在的经济、科技和产业实力，短则一两年、长则三五年，就有希望取得突破。
我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20世纪80年代，民营企业被允许进入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河北廊坊新奥集团的创始人王玉锁抓住机会进入了卖煤气的行业。居民烧煤气后需要买煤气罐来储存煤气，当时缺少生产煤气罐的钢材以及钢瓶收口的技术。刚开始中国不能造钢铁，天津钢管厂成立后解决了钢材问题，但是钢瓶收口技术仍然没解决，国外也只有美国和加拿大少数几家企业能生产煤气罐。王玉锁找到美国的一家企业，希望对方技术入股，由他来投资生产，共同抓住中国市场的机遇。这个美国老板当即表示，“跟你合资生产后我是有饭吃了，但是我儿子可能以后就没饭吃了，为了我儿子有饭吃，我不能跟你合作”。遭拒后，王玉锁只能自己组织研发力量来攻关。他找来7个硕士和博士参与技术研发，结果短短7个月就攻克了钢瓶收口技术。那位当初拒绝王玉锁的美国老板非常后悔，他对王玉锁说：“我要是跟你合资生产，我儿子以后可能没饭吃，但至少我有饭吃，而你自己能生产后连我都没饭吃了。”
回到当下，我们生产芯片的关键技术——光刻机技术掌握在荷兰ASML（阿斯麦）这家半导体设备制造巨头的手里。就在一个多月前，ASML的CEO（首席执行官）表示，如果现在不把光刻机技术卖给中国，那么大概三年以后中国也能攻克这个技术难关，一旦中国掌握了这个技术，其生产成本就会比国际上低，那时候ASML有可能因此退出世界光刻机市场。
综上所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引发的中美摩擦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我相信，中国经济在2035年之前仍然具有每年8%的增长潜力。即便我们要应对人口老龄化、碳达峰、碳中和、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中国也至少还有6%的增长速度，可以保证实现总书记提出的2035年GDP总量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到2025年，中国就可以跨过14535美元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届时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比重将从现在的18%增至36%。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即使按市场汇率计算，也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从2036年到2050年，按照我前面分析的中国拥有的后来者优势和换道超车优势，在每年6%的增长潜力下实现4%的实际增长游刃有余。到2049年，中国人均GDP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三市五省”的人均GDP将与美国水平相当，中国将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美关系也会因此达到新的平衡。
中国持续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对各国企业而言，最大的发展机遇还是在中国。自2008年起，中国每年对世界的增长贡献达到30%，未来的中国也一定会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大市场的地位并冲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世界增长的贡献也一定会保持在30%甚至更高。
第二，中国经验可以形成新的理论，更有效地帮助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前面我讲到，1900年组成八国联军的八国GDP总量占全世界的50.4%，到2000年八国集团GDP在全世界的占比仍然维持在47%。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在这100年里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GDP总量仅仅提高了3.4%，而且，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比发达国家高，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政治领袖和企业家无不希望追赶上发达国家，但为什么经过100年的努力最后还是基本失败了？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发展思路不对。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大都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因此发展成功，少数几个取得成功的国家或经济体都是由于在发展过程中坚持了自己的特色道路。
我讲新结构经济学时谈到，发达国家的理论由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而来，以发达国家理论产生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为前提条件，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那些前提条件，因此照搬理论就出现了“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后果。如果中国最后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应该把其作为发展中国家一路走来的经验总结出来，形成新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来自中国的理论会比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更具参考价值，可以更有效地帮助自己抓住机遇，实现追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
我相信，以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为参照，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那时，世界市场会更大，企业家们的机会也会更多。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自从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以后，推动民族复兴就成了中国知识分子锲而不舍的追求。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同治中兴名臣的领导下，推行了三十多年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坚船利炮。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我国败于日本，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有了“西天取经”的心态。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不仅在枪炮，背后一定有道理，日本明治维新学习了这个道理付诸实践获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中国要富强，同样必须“西天取经”，了解西方成功的道理，用这个道理来改造中国社会，从而实现民族复兴、并列世界强国之林的愿望。
经济是基础，从1901年严复翻译《国富论》（以《原富》为名出版）以后，经济学在中国一直是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地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学里经济学科的课程设置和内容与西方各大学基本没有差异，所用的教科书，不是直接翻译自西方流行的教科书就是根据西方流行的教科书编写而成，教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西方的主流理论，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怎么组织，经济怎么运行。中国经济学家在这段时间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出版的论著和在国内或国外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绝大多数是以西方主流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现象和出现的问题，或用中国的资料来检验西方现行的主流理论，很少有根据中国的现象或经验提出新的不同于西方主流的理论的。
我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并没有按照西方当时盛行的主流理论，即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一次性消除计划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各种干预扭曲，而是以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以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来逐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主流学界认为中国这种渐进的、双轨的、保留了政府的干预又放开一部分市场的制度是最糟糕的经济制度，认为这种经济制度会比计划经济更糟，因为政府干预会带来各种扭曲，滋生寻租、腐败，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这些问题在我国确实存在，但是中国在转型期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在这段时间里，其他遵循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国家，遭遇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存在于我国的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它们也有，而且比我国还严重。其他少数几个成功的转型国家如越南、柬埔寨也和我国一样，推行的是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认为最糟糕的渐进的改革
。然而，即使在这样强烈的对比下，由于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盛行的理论消除所有的扭曲，西方学界和舆论界总是认为，中国存在体制机制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即使经济发展再好，也一定会崩溃。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前几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就持这种观点
。只要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一点儿，中国崩溃论就会重新抬头。
同样的情形，二战以后，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取得政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为了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衍生出了发展经济学的子学科。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在政府主导下推行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化大规模制造业。亚洲四小龙推行的则是以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出口导向战略，按当时西方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这是完全错误的政策选择。然而，根据西方主流发展理论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了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亚洲四小龙则成了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现在已经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应该有所反思，要了解为什么根据西方理论制定政策的国家基本都走向了失败，没有实现理论所承诺的效果，而中国和其他东亚地区在发展和转型经济时并没有遵循西方主流理论制定政策却赶上了发达国家，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民富国强以及与发达国家并列于世界之林的夙愿
。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的主流理论发源于西方的土壤，必然是以西方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政治、文化等条件作为理论的暗含前提。西方的主流理论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有两个来源。一是对过去成功经验的总结，《国富论》实际上总结于英国和欧洲16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发展经验。该书认为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分工，分工的程度则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因此倡导实行自由市场，参加国际贸易以扩大市场范围，深化分工以提高生产力，推动国家发展。二是为解决西方某个时代的问题而提出，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遭遇了经济大萧条，用自由市场的理论解决不了，才出现了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及通过政府的干预来推动经济复苏、走向繁荣的凯恩斯主义。
任何理论都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用一个或几个因变量来解释观察到的真实世界的现象。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各种社会经济变量成千上万，通常是从这些社会经济变量中抽象出几个变量作为理论模型里的因变量来解释所观察的现象，用哲学的语言来讲其他社会经济变量则被“舍像”。“舍像”的含义是承认这些变量的存在，但因为它们对要解释的现象或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直接的或重要的影响，就暂时存而不论。就像在控制论模型里的状态变量，如果某系列状态变量不动不变，在写模型的时候，为了简化，就不把那些变量写出来，但那些状态变量若发生变化，模型的结果也会变化。现在我们所引进的任何西方盛行的主流理论，必然是内嵌于产生这些理论的西方国家当时的发展阶段、产业、社会、政治、文化价值理念等被马克思定义为“结构”的变量之中的，并且以这些结构变量为暗含前提。这些被存而不论的变量发生重要变化时西方盛行的理论就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
前面提到，《国富论》出版以后，自由市场成了西方经济学家的主流思想，这一思想认为市场有一种自动平衡的机制。如果市场中某个产品的需求减少，它的价格就会降低，厂家就会减少生产，消费需求就会增加，经济就会恢复平衡，不用政府来干预。这个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被凯恩斯主义取代的原因是，当时出现了经济大萧条，大量人口失业，许多家庭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即使价格降低，也不能增加需求，有工作有收入的家庭则担心未来会失业，也不敢增加需求，市场自动平衡机制就失灵了。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原来的自由市场理论是以经济大致平衡为暗含前提的，经济大萧条，那么多人失业，单单靠市场的平衡机制走不出萧条，所以就必须用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直接创造需求，让经济恢复平衡。但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现在又不流行了呢？在我国现在谈凯恩斯主义很多经济学家都会反对，因为在西方国家不流行，在西方学术界至少2008年之前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反对凯恩斯主义，这是由于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实施凯恩斯主义积极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并没有像凯恩斯主义所预期的那样创造更多的就业，让经济发展得更快，而是出现了滞胀。原因在于，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基本已经恢复均衡，再用刺激政策，不能增加就业，也不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而只能带来通货膨胀，因此凯恩斯主义就被芝加哥大学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及主张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所取代
。
现在西方主流理论是对西方经验的总结或者是为了解决西方某个时代的问题而提出，这些理论必然是以理论产生当时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为暗含前提，它们并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理，当暗含前提变了，西方盛行的理论也会跟着改变。把这样的理论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前提条件不一样，出现“南橘北枳”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
现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看起来很科学，有严谨的数学模型和经验实证。现在我们在谈创新的重要性，西方经济学文献里谈的创新指的其实都是发明，都是在探讨发明的重要性和条件等。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要创新，是否和发达国家一样必须靠发明？创新的定义是在已有的产业使用比现有技术更好的技术来生产，或进入比现有产业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处在世界前沿，产业的附加值已经处于世界最高水平，要创新就只能发明新技术、新产业。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除了自己发明，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和产业附加值差距，引进、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的技术和产业。到底哪种创新方式比较好，取决于哪一个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发展速度更快。如果采用西方的创新理论，我们就容易被误导，以为只有发明这一种创新方式。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如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被认为过时了，当时人们认为用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花政府的钱去创造就业，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赤字，将来政府需要通过增加税收来还债。即使是现在有工作的人，考虑到将来要增加税收，为了平滑消费，也只能增加储蓄。结果政府支持的需求增加，家庭的需求减少，总需求并不增加，导致了就业和经济发展并没有增加而政府财政赤字增加的“李嘉图等价”现象。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不是一定也是这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处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变迁速度非常慢，所以，在讨论积极财政政策的周期理论里一般假设技术不变，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是分开的，基础设施也一般完备，积极财政政策所做的是挖个洞、补个洞，对生产率的增长贡献有限。但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有很多进行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机会，也有许多消除基础设施瓶颈的机会，如果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用来给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创造条件，消除基础设施的瓶颈，发展中国家就可以打破出现于发达国家的“李嘉图等价”现象，在发展中国家考虑积极财政政策时需要把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结合在一起
。
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指导实践，要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并改造好世界则要求理论以我们自己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结构条件作为暗含前提，这样的理论仅能来自对自己国家的经验总结，或是为解决自己国家当前的问题而提出，通过了解它是怎么产生的，背后的因果逻辑是什么，把这些机制理解清楚，形成理论。只有以这样自主创新产生的理论来指导政策实践，才能使理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功能统一起来，以这样的理论来教育学生，才能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一位建设者，而不仅仅是一位批评家。
我国的经济学理论怎么进行自主创新？我认为有两种方式。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参考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精华，来总结我国的经验和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就像儒家哲学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成为我国官方的正统学说，孔孟倡导的儒家入世哲学不谈人生终极道理，汉朝以后佛学趁虚而入，如唐朝韩愈所描述的，当时士人为了科考必须学习儒学，但是现实中信仰的则是“非佛即道”。到了宋朝，儒学吸收了佛学的一些精华，形成了理学，才恢复了生命力。另一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来总结我国的经验和解决我国存在的问题，了解这些现象和问题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这有点儿像汉朝传入中国的印度佛学是出世的，唐朝时六祖慧能吸收了儒家的入世哲学和普世关怀，创立了禅宗，形成了中国本土的佛学理论体系，使佛学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一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同时可以与时俱进，结合我国自己的经验和实际条件来解决问题，形成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利于统一思想，也有利于推动我国改革发展的进程。第二种方式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其分析和论述方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相同，这样的理论在国内可以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用同一种分析方式在同一平台竞争，有利于让学生和知识界了解西方主流理论的局限性。国外学界和知识界也可以看懂这样的理论，有利于我们与国外学界、知识界、舆论界进行交流，分享中国经验、中国智慧，提升我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软实力。
这些年来我致力推动的新结构经济学是沿着第二种方式进行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产业、技术、制度、文化、价值等结构是不同的，各个国家的结构内生、决定于该国在每一时点上给定的、可随时间变动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由于结构不同，经济运行的一些规律也会有所差异，同时，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许多扭曲是由于主观的愿望或调整滞后导致实际的各种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与所内生决定的最优结构之间的背离。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总体概貌。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万事万物是相互关联的，物质是第一性，社会的变化是由物质的变动来推动的，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构建理论体系的基点，这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同时，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有不同的结构，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思想。经济基础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组成的。什么是生产力？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生产力决定于当前发展阶段的产业和技术，当前的产业和技术则取决于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如果一个社会使用的劳动力相对较多、资本相对较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就是劳动密集型，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如果使用的资本相对较多、劳动力相对较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就是资本密集型，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对应着不同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水平低的时候，工资水平低，贫困者以劳动力谋生，有工作就能生存，没有工作就不能生存，资本家有财富，工作或不工作都能生存，在谈判时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容易被剥削。当资本相对丰富以后，采用资本密集的技术，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提高，工人也会有积蓄，半年、一年不工作也能生存，资本家如果不雇用工人来生产，资本就无法增值，所以，当资本经由积累变得相对丰富以后，工人在与资本家谈判时地位就提高了，福利和待遇也会随之改善。同时，不同的产业规模经济、风险特性、市场交易范围、交易方式不一样，需要的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包括金融、法律等上层建筑也会不一样。在经济发展中由竞争的市场决定的价格才能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提供激励并引导企业家按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要素生产成本才能降到最低；同时，必须由政府来提供或协调完善各种适合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所需要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这样交易费用才能降到最低，经济才能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具有最大的竞争力。所以，经济要发展好必须有有效的市场，也必须有有为的政府。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可以总结为：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这些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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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的论断，号召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努力推进来自我国的社会科学自主理论创新。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开门问策，在和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进行座谈时又特地指出中国的实践是一个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富矿，这是总书记对我国经济学家的召唤。
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最大局限性在于忽视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误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上层建筑上形成的各种理论和制度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但在发展中国家按这种“西天取经”的理论去践行，经常是用心很好，结果却事与愿违。
新的理论来自新的现象和问题，如果我国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能够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把中国和发达国家因为发展阶段不同所必然存在的禀赋、产业、技术、制度等各种结构的差异性和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影响思考清楚，就会明白放弃“西天取经”心态的必要性，并有能力想清楚中国这块土壤上丰富的经验和现实问题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实现民富国强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自二战以来众多发展中国家尚未有过根据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制定政策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例子。同为发展中国家，前提条件较为相似，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它们的问题，实现它们和我们相同的发展愿望，来自中国的理论会比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更有帮助。思路决定出路，来自我国的经济学理论自主创新不仅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也必将贡献于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