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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100年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为了实现民富国强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保持着平均每年9.2%的增长速度，以这么快的速度持续如此长的时间，这在人类经济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奇迹，中国人民富起来了。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贸易总量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中国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0美元。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减少了8亿贫困人口，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这些成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从2021年开始，我们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新征程里有两个阶段性目标：其一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GDP总量或城乡居民收入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其二是到2049年即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这两个目标时强调，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另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身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我们希望出版本书能够更好地诠释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章是关于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自1901年严复翻译《国富论》以来，经济学在中国一直是社会科学的显学，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更是大量引进并普及西方经济学的知识。经济学理论来自对经济现象的总结或是为解决某个经济问题而提出，作为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必然内嵌于理论产生地的经济、社会、制度等条件之中，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盛行一时的理论也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引进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并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等条件存在许多差异，发达国家的理论更非“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国作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经济学理论要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目标的统一，必须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的特性，分析总结我国的经验和问题，进行自主创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及条件和我国相近，对它们来说，来自我国的经济学理论会比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更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新结构经济学是中国第一个社会科学的自主理论创新，是在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新结构经济把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存在内生的结构差异引进现代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实质上是在推动一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结构”革命。
第二章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理解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我自己的体会是，最重要的是必须按照新发展理念来推动我们的发展。新发展理念有五个主要内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创新发展与过去最大的差异在于，过去的发展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增长，而创新发展则必须靠效率、质量的不断提高。这要求在技术、生产、营销等各方面不断创新。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必须解决城乡之间的差距、地区之间的差距，同时，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也必须有所协调。发展必须做到使环境变得更好，也要具有可持续性，这就需要走绿色的道路。这样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中国发展带来的好处、经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共享。最后，发展的成果、“收益”必须让全体人民共享，要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高质量发展必须同时达到上述五个维度，如何做才能避免顾此失彼呢？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一方面要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时遵循各地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只手的作用。首先，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按照各地的比较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经济会发展得更好，因为有效率，整个社会的资源也会增加得更快，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就有更多的税收，进而有更多的能力来解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协调区域、城乡的发展，企业也会有能力采用节能减排的技术来实现绿色发展；对于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我们可以多发展，并且将产品出口到国外，对于我们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利用国际资源（包括自然资源、技术资源等），实现开放发展；最后，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效率会更高，而且具有可持续性，也可以创造更多就业，使更多的人共享发展成果。
第三章是关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中的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一新论述的提出，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之间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就像冰山露出水面那一部分与在海平面下那一部分的关系，政府要做的是在水面之下那一大块进行“铺垫”，使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得以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变成露出水面那一块。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所以，既需要有效市场，也需要有为的政府。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如果政府超过这个度就是乱为，如果出现了市场失灵，政府不去克服，就是不作为。必须有一个理论来评判，哪些做了属于政府有为，哪些做了就变成乱为，哪些不做就是政府不作为，需要有理论创新。我们要研究什么样的政府的作为是真正帮助提高市场效率的。但不能因为政府有可能做错事，就建议政府什么事都不要做，那是因噎废食。
第四章是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虽然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不成功，但是尚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继续保持领先的发达国家。因此，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因为害怕产业政策失败就对产业政策一概反对，或是因为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无条件地支持一切产业政策，而应该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以帮助政府在使用产业政策时，减少失败，提高成功的概率。新结构经济学根据我国的产业和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周期的长短和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将我国的产业分为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战略型等五种，根据各种产业的特征，有针对性地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的作用，以推动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五章是探讨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以“中等收入陷阱”刻画这样一种现象：一些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未能持续提高甚至倒退，因而无法顺利而稳固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由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从直观上看是经济增长问题，但实际上涉及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顺利而稳固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涉及三方面的重要任务。首先，持续推动技术和产业升级。我国人口规模堪比一个大洲，这样的巨型经济体可以容纳非常宽广的技术和产业谱系。在这个宽广的技术和产业谱系中，我国目前只有少数领域处于全球比较领先的位置，还有很多领域与技术前沿国家尚有较大差距。其次，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提高社会流动性，实现更加包容的发展。从国际经验看，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是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必要条件。未来我们需要不断改善宏观经济政策，使商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趋于合理，将使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处于比较合理的水平。最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发展的环境可持续性。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为改善生态环境而采取的措施，如改善大气、水和土壤质量的措施等，固然会增加经济社会运行成本，抑制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的投资活动和产出增长，但同时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带动作用，因为生态环境监管措施会促进绿色环保技术研发和扩散，带动相关投资活动。综合起来看，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不仅不会拖累经济增长，而且将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技术、环境和社会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些结构性目标并不仅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意味着全球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中的人口比重将由现在的16%增加到35%左右。届时，不仅14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将极大改善，而且将为其他50多亿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丰富的技术来源，也将提供更多的中国经验，以帮助这些国家管理自己的发展进程。这将是中国对人类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最后一章是关于我们如何迎接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到来的探讨。现代经济学自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后才从哲学当中独立出来而成为一门社会学科。从1776年到二战，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英国，引领世界经济思潮的大师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的经济学大师数量非常稀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美国，引领世界经济学思潮的大师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的经济学大师数量非常稀少。为什么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大师产生的中心，会呈现出这么一个时空的相对集中性？这是由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决定的，任何理论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因果逻辑，那么，如何决定一个理论的重要性？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其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这个地方的经济学家在解释经济现象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因此，当英国是世界经济中心时，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英国，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多出于英国，当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国时，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大师辈出的中心也转移到美国。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之冠，中国特别需要好的经济学研究。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现在已经从原来的跟随国际主流，逐渐走向自主理论创新。从经济理论的本质和历史的经验看，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的中心不断从西方向中国转移，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大师辈出的中心也必然转移到中国来。我非常期盼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能够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不辜负这个时刻的到来！
林毅夫
2021年12月7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