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况

魏晋南北朝，是个社会大动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外各民族乐舞文化大交流的时代。

从曹魏开始，礼教崩溃，乐舞挣脱了礼的束缚，曹操自称“性不喜天命”，对汉朝的独尊儒术，表现出极大的蔑视和否定。清商乐舞属于民间俗乐俗舞，应运而兴，得到了曹氏三祖（曹操、曹丕、曹睿）的嗜爱。曹操建铜雀台，表演清商乐舞的伎人称为“铜雀伎”。作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旷世雄才的曹操，“倡优在侧，常以日达旦”。

西晋经过短暂的太康年代的繁荣，爆发八王之乱，“五胡”分据中原，战乱不已，民生维艰，政治上风云莫测，人们的命运朝不保夕，导致文人士大夫追求个性自由的玄学兴起，魏晋人士的玄学思想，是以嵇康的“越名任心”为旗帜，“越名”就是抛弃名教，“任心”就是任自然，让人自然地发展天性，自由地满足意欲。讲“任诞”，就是任性放诞，不虚伪矫情、不矜持做作，任情恣性，率真畅意。宣扬“人性以欲为欢”（嵇康），“妇女当以色为主”（荀粲），对自然人性、情感原欲大胆肯定，这种感性享乐的审美方式，成为当时的时尚。

清商乐舞是魏晋南北朝乐舞文化的主流，它的内容既包括了汉、魏以来的“杂舞”、“杂歌”、“相和三调”，又包括了江左新声“吴歌”、“西曲”以及“江南弄”、“上云乐”等等。

在“杂舞”中，除汉、魏传统鞞、铎等舞仍在流传，又有新的“杂舞”出现，如《公莫舞》、《白纻舞》、《鸲鹆舞》、《拍张舞》、《翳乐》、《大垂手》、《小垂手》等多样形式。

在六朝时代，长江流域的乐舞文化随着经济的开发而大为发展，“吴歌”“西曲”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吴歌”流行于长江下游，以建业（今南京）为中心地区；“西曲”流行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以江陵（今湖北江陵）为中心地区。

南朝的君臣士族，无不酷爱情意缠绵的女乐歌舞，沉湎于妖艳绮靡声色之乐，以期摆脱现实的苦闷与心灵的羁绊。“百年之命忽若倾，早知迅速秉烛行。”人生短促，世事多艰。无餍足的享乐正是深深掩饰着对人生强烈的追求，对生活难以割舍的爱恋。

中国的北方，经过十六国时期的混战，汉、魏传统乐舞一部分随东晋传到南方，一部分传入了凉州地区。在此时期，北方的少数民族“五胡”分据中原，同时带来了他们的乐舞文化。在4世纪中叶，西域的《天竺乐》传入我国；4世纪末《龟兹乐》传入中原；以后，继有《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悦般国鼓舞》、《高昌乐》传入；东境有《高丽乐》传入。这些中、外各族乐舞以奔放、热烈、明快的节奏为特色，形成异彩纷呈、交相辉映的局面。这些乐舞不仅流行于北方，并且还传到南朝的宫廷中，使得南朝的君臣士大夫对“羌胡之伎”也趋之若鹜。陈后主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

中外各族乐舞的传入，一方面促进了汉族乐舞的发展，另方面因为相互融合而产生了新的乐舞，如由《龟兹乐》和汉族传入凉州的乐舞相融合而成的《西凉乐》，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产物。

魏晋南北朝是一动乱的时代，社会愈黑暗，宗教愈光明。人民越痛苦，越需要精神和心灵的寄托；统治者越残暴，越需要在宗教中求得宽恕和良心的平衡。南北朝的各代帝王都广建佛寺，倾施珠宝，置民困财竭，鬻妻卖子而不顾。佛教僧尼为了宣传教义，利用倡乐歌舞、俳优百戏进行“行象”和“六斋歌舞”等盛大的宗教宣传活动。

佛教自东汉末传入中原，中国的石窟艺术开始于公元3世纪，开凿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4世纪中（公元366年）建敦煌石窟，5世纪中（公元452年）开凿云冈石窟，5世纪末（公元494年）又建龙门石窟。此外，还有炳灵寺、响堂山、天龙山等等石窟。在石窟的壁画雕塑中，大量保存了佛教乐舞形象，这些天宫的伎乐、飞天，虽然有一定的幻想成分，但仍是曲折地反映了现实，如伎乐天所演奏的乐器，几乎全部是当时现实生活的模写，对于研究古代乐舞提供了珍贵的依据。

魏晋南北朝以清商乐舞、江左新声为乐舞文化的主流。它以情真意切、文质兼备、俗中求雅、雅俗共赏为美学特色，使长江流域的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同时，在北方则融入了大量西域的中、外各族的乐舞文化，所谓的胡乐胡舞，这阵“胡风”带着迥然异趣的动人魅力，直趋中原，风靡了北方大地。西域民族乐舞富于热烈明快、奔放不羁之豪情，而汉魏传统乐舞则具有典雅技巧、俏丽多情之美姿，二者刚柔相济，辉映互补，成为这一时期乐舞文化的特点。它既发展了中国悠久的传统乐舞文化，又突破了传统，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为隋唐的乐舞盛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