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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舞蹈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任务是什么呢？无非是为了“考古以证今”，“以史明鉴”。因此，研究舞蹈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及法则，成为舞蹈史学的主要任务。因为，“历史”不是守旧的护身符，而是创新的启示录。由于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发展不可能摆脱传统的基础和影响，那么，在历史的研究中就是要让世世代代的祖先活过来，走在我们的前面，传授他们的经验教训。
舞蹈史学即是将舞蹈视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其本身是如何、可以如何”的问题，进而探求“指导其应该如何”的问题。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将前者称为“学”，后者称为“术”。指出“术”是从“学”中生出来的。因此，如果对“学”不能搞明白，“术”便从来也是不得法的。因此，本套《中国舞蹈通史》的研究与写作便以这样的思想为指导。
一般来说，搜辑、考订和编纂是作史的三个步骤，而首当其冲要回答的问题便是什么是历史上的社会文化事实。也即探究历史事实发生在“何时？”“何地？”是“何人？”“何事？”“如何？”以及“为何？”和“应该如何”的问题。前辈学者常常借英文的六个“W”（即与上述汉语中疑问词或句相对应的when、where、who、what、how、why等六个英文中的疑问词）指导我们治学，就是要求我们治学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从提出和解决问题入手。因为，没有问题的研究，或者不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的学术是没有价值的。
历史是自在的，书籍上的“历史”只是时人关于历史的记载，或是后人对历史的认识，未必是历史本身。例如：《礼记·玉藻》曰：“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即是说，中国古代的一些“历史”史料书籍，实际上是由被称为“左史”和“右史”的史官记载的。再如，我们现代、当代舞蹈历史亦不少依据的是当事人或见证人的记载，或者是在后来的回忆。因此，探究历史本身的“自在”及其“本相”，是舞蹈历史研究的追求，亦是其难点。
我们常说“历史充满了谎言”，并非指历史本相中存有的谎言，而是指叙述历史和阐释历史之书存有大量的“失真”与“不实”。“历史在说谎！”也是指“历史”的记载或史学家编纂的“历史”歪曲了历史，因为，史料和史籍都是由人记载和传授的。而当时或当代记载历史的人和被记入历史的人和事，都会因社会政治文化的多种因素左右，而致使史料和史籍中的“历史”有意或无意地“作伪”；或者一些人为了政治的目的和私己的利益，焚毁史籍和历史证据，重新“伪造历史”，由此，以讹传讹，形成“历史在说谎”。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史官，还是今日被访的当事人或事件的见证者，都不能例外地会发生一些上述的情况。“记忆”易误，也是常理。何况，很多历史留下的史料不过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某个历史的瞬间，或者局部的片断，而这些片断或碎片放在不同的情境之中，与不同的事件进行组合，会产生不同的历史文化效果，也会让人得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另外，后世治史的学者亦会因为搜辑历史的史料和编纂历史过程中的局限性和历史观的偏颇，而形成“历史的谎言”。再者，由于舞蹈是一种在特定的时空中完成的活态的文化形态，稍纵即逝，不可重复，无法再现。因此，对舞蹈面目的记载，往往既无法证真，亦很难证伪，因而，许多问题成为永远的悬案，甚至成为历史的冤案。因此，史事的搜集、考证、订正、编纂便是永无止境的。即如吕思勉先生所言：
史事的订正，又安有穷期呢？搜集永无穷期，订正永无穷期，历史的当改作，即已永无穷期，何况历史不是搜集、考订了便算了事的，还要编纂成功，给大家看，而看的人的需要，又是随时不同的，然则历史安得不永远在重作之中呢？（吕思勉：《为学十六法》，中华书局，2007，第96页）
如此，史学界的学者们的工作有些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之石”，但是性质是不同的。不仅舞蹈史学研究者的工作不是被迫的，而且他们的工作是充满意义的。因此，成为这部以《中国舞蹈通史》为名，对此前中国舞蹈史学代表作进行修订和补佚的原因。
在历史不断的修订与改作的过程中，可能新的史实被发现；也可能旧有误识会被纠正；亦有可能原有正确的观点被歪曲。但无论怎样，只要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抄袭、剽窃他人成果；或为了非学术目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或不实事求是地伪造历史，严肃的学术探究都应该在鼓励之列。然而认真、负责、严肃的态度；扎实、潜心、钻研、严格的要求；求实、求真、严谨的学风；科学、合理、严密的方法；实事求是，不说假话的学术品格，是舞蹈史学治学的基础，而有识、有胆、有品应是一个学者追求的境界。
总之，探索“历史上什么事情真正地发生了”，这是史学的责任，也构成了舞蹈史学研究的理想。但是，以西方著名的史学家Ranke为代表的西方史学的观点（其名言即为：Whatreallyhadhappened？）一方面揭示了这种责任，另一方面主张史学家不应该有自己的主观判断则是我们不能苟同的。因为历史的材料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史学的编纂和修订工作，不仅包括充实史事和纠正误说，而且由于写史者所处的时代、所处的地域、所持的观念、所占有的视域、所具备的能力、所拥有的史料，以及各自因现实需要的不同，都会导致“历史”被书写的面貌及其对历史的评价不同。因为史学、史家、社会和时代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每一个历史研究工作者在搜集材料，考证材料，选择材料，分析材料，运用材料，作出判断，发表观点过程中，必然不自觉地注入了自己的主观因素。由此，完全“客观的历史书写”只存在梦想之中。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历史”也总是“被改写”和“被重写”的。
孤立的史料是不能构成史学的。余英时先生在1973年12月2日在香港新亚书院研究所、新亚书院文学院联合举办中国文化讲座第二讲《史学、史家与时代》中认为，史考和史纂与史学不同。“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
但是，历史不是文学作品，是不能杜撰和想象的。那么，它仍然以探索“中国舞蹈历史上什么事情真正地发生了”为基础。每一结论的做出都应该有历史的依据。因为，只有搞清历史的事实和真实，我们才能打造一面不走形的镜子，我们才能真正看到历史的本相，把握到历史的规律，才能以其来映照我们的现实，“历史”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因此，在中国舞蹈历史的研究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史料和史实本身成为有力的语言，作为一种原在，言说自身存在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亦是本套史书坚持和追求的。
欲实现史学的理想，搜集、考订舞蹈历史史料，并且全面驾驭这些史料便是作史必备的基本功。而在这一方面，承担本书写作的孙景琛、彭松、王克芬、董锡玖、刘恩伯等前辈学者们以五十年勤奋地治学积累，所具备的功底是令后辈望洋兴叹的。在荒漠中开始建设“中国舞蹈史学”的一代学人在阐述中国舞蹈历史的史实和编纂史书方面，比起其他史学领域的学者要遭遇更多的问题和困难。因为在搜辑、考证史料与阐述事实方面，他们要做许多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而他们对中国舞蹈史学建设的贡献，亦在对这些困难的不断克服之中。因此，他们作为开掘者对中国舞蹈史料进行的搜辑、考订本身即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且为后来人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这套史书的古代舞蹈历史部分建立在对他们以往代表性成果进行修订基础之上，同时增补现当代舞蹈历史部分。
毫无疑问，作为中国第一代舞蹈史学家的孙景琛、彭松、王克芬、董锡玖、刘恩伯都有着极其深厚的学术功力，也都能够独立承担中国舞蹈通史的写作。可现在他们都作为这套通史的作者之一负责其中部分卷的写作，以其之长力求在专门的研究领域内深入畅达，惠及读者并为历史留下那些极富意义的思考。将他们的思考及研究成果接续起来，综合为一部通史性的著述，显然也就激活了历史，贯通了材料，整合了资源。人均有所长，“对很少的东西知道的很多”，“对很多的东西知道得很少”，本书作者团队的组成遵循的是这一常理。
本套《中国舞蹈通史》以中国历史年代及其政权的改朝换代为历史脉络，共分10卷。“先秦卷”由孙景琛撰著；“秦 汉卷”和“魏晋 南北朝卷”由彭松撰著；“隋 唐 五代卷”由王克芬撰著；“宋 辽 金 西夏 元卷”由董锡玖撰著；“明 清卷”由王克芬撰著；“中华民国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由刘青弋撰著；“古代文物图录卷”由刘恩伯撰著；“现当代图录卷”由刘青弋撰著。刘青弋策划、主持了本次修订工作，并统筹、校对了全书。
本史的撰写基本沿用了《中国舞蹈史》（5卷本，1984）的写作体例。这种沿用是刻意追求的——以保持其对中国古代舞蹈历史研究方面原创成果的面貌。因为，原书作者作为一代中国舞蹈史学研究的拓荒者，从史料的搜集、运用到观点的形成，大多都属于首创，只有不打乱其原有写作框架，才能使学界和后辈能够在与其前作对比中一目了然地看出作者在重校和修订过程中对自己过往的研究成果从史料到观点的坚持及其改变；能够清晰地了解这一代舞蹈史学家在中国舞蹈历史研究的高度与贡献，能够准确地判断后辈学者在中国舞蹈史料挖掘、应用以及学术观点方面或继承，或借鉴，或创新的程度。但是，在篇幅方面不作硬性的规定，“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以阐述历史完整性需求为要。
显然，孙景琛、彭松、王克芬、董锡玖、刘恩伯等学者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笔耕未辍，近年又有多部重大成果面世或有待发表，但是各位前辈在这次修订过程中，仍然认真地对自己多年前的研究成果所用史料、所持观点逐一进行重新审视、校订与补佚。为了考证原有的史料，或增加新的内容，或纠正某个旧说，他们重新翻阅大量的史料，或深入到全国各地考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如果是真正的学者，就一定会了解，学术上每一个重要的发现，不靠多年艰辛的探索，无法获得。因此，原作学者们对原有史料运用与观点无论改变与否，都代表了他们目前的认识。他们严肃认真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神感人至深。读先生们的史作，可见其严谨而平实的文风，那些远古艰涩的历史，都由他们化作娓娓道来的“故”事，如果不是把历史嚼烂了，很难有这样的境界。
本套《中国舞蹈通史》开始修订至成书时处于国家“十五”和“十一五”规划的交叉阶段，此期舞蹈史学界发表的成果与著述开始增加。但与通史性的著作相比，地域舞蹈史、民族舞蹈史、舞蹈断代史以及专题舞蹈史的研究更为活跃。我们希望，这套《中国舞蹈通史》能够成为——以中国第一代舞蹈史研究专家为主体成员（个别第二代学者补充）的团队在“中国舞蹈史学”研究领域五十年成果的一个较全面的总结，能够给研究生专业教学提供相对完整的教材教本；亦给从事本专业方向教学的教师和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提供参考文献，给本科高年级的教学提供参考书目；同时，为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中国舞蹈的发展历史提供一扇窗口。本套史书作为作者们的原创成果（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其他卷均为中国舞蹈史学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成果），或许，依然不过只是一块基石或一个阶梯，甚至有些可能成为后人批评的标靶，但能供后人踩着向更高的境界攀登，亦足以让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