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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市场发展的历程考察，金融危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伴随着全球金融业发展的整个历程。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金融危机实际上从特定的侧面揭示了原有金融体系中存在的显著缺陷与不足，暴露了当时的金融体系已经与特定的经济环境出现了显著冲突。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金融动荡，实际上是原有的金融体系的平衡被激烈地打破，并且，它试图通过这种动荡寻找新环境下的平衡的过程。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危机，我们似乎可以把金融危机视为金融体系大树上的啄木鸟。如果要从正面来把握金融危机的本质，或者说要充分发挥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正面价值，那么，对金融危机进行充分的反思，找准导致危机的根源并采取相应的校正措施，增进整个经济金融体系应对危机的能力，可能才是金融危机真正给我们带来的价值。
如果我们不能从每次危机中及时进行总结、反思并做出改进，而只是手忙脚乱地进行救火式的短期危机应对；或者说，我们依然还是“穿新鞋走老路”，导致金融危机的隐患和根源依然存在，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错过拯救一场金融危机的机会。
布林德先生的《当音乐停止之后》，就是一部对这次危机进行系统反思、同时具有理论和现实政策价值的著作。
本书反思金融危机的视角很独特，它并不是一般性的泛泛而谈，而是立足于作者的经验和研究，进行沙盘推演式的复盘和梳理。这就如同大侦探福尔摩斯曾对他的助手华生说过的那样：“如果你想了解事情的真相，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到过去。”通过回到金融危机的特定场景，我们可以从一个有一线监管经验的监管者眼中，看到金融危机及其演进的过程。
布林德教授是活跃于美国金融界的学者，普林斯顿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联合主任，曾获全美商业经济学协会颁发的“亚当·斯密奖”，并担任海角国际金融网络公司（Promontory Interfinancial Network）副总裁。1994—1996年，他是美联储副主席，也是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此外，他还是《华尔街日报》的特约评论人。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昔日成员的布林德先生，多次参与美国政府关于金融危机的重要会议和关键讨论，并走访了伯南克、盖特纳、萨默斯和斯蒂芬·弗里德曼（Stephen Friedman）等亲历金融危机的决策者；同时，作为《华尔街日报》的特约评论人，他也从金融市场中汲取了大量关于金融危机的线索和观点。
围绕美国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本书的章节安排以时间为轴，读者的复盘和反思之旅将沿着时间的轨迹延展。
本书共分为五部分17个章节。第一部分是旅行前的导览图，是对金融危机全景式的简要回顾；第二部分描述了危机的演进过程，布林德先生用5章探寻了危机的祸源、危机的前奏、危机的发生和深化，你会看到美国金融体系是如何一步步地滑向了灾难的深渊；第三部分的重点是危机发生后的政策应对，那些耳熟能详的救助措施的诞生场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美国复苏法案 [1] 、量化宽松、扭转操作等，将会依次重现；第四部分则关注政策出台后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当时活跃在决策前台的伯南克、盖特纳、萨默斯和亨利·保尔森（Henry“Hank”Merritt Paulson）等人，将会重新回到聚光灯下，去演绎他们在当时处境中所经历的质疑、斗争和抉择，以及他们在当时处境中被激发的智慧、受到的专业考验与无奈；第五部分是面向未来，读者将回到过去，去发现美国次贷危机与美国财政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联储退出政策等热点问题之间的重要关联。
在布林德先生反思和设计的这场时光之旅中，他并没有平分笔墨，而是有重点地详述了一些关键事件的前前后后，让人印象深刻的有：
一是雷曼兄弟事件。 关于雷曼兄弟事件的讨论至今尚未平息，有人认为雷曼兄弟事件不过是危机中的一个花絮，也有人认为雷曼兄弟事件是危机升级的罪魁祸首，显然布林德先生更认同后者。他在书中详细展示了雷曼兄弟事件前后美国经济数据所发生的明显变化，以及雷曼兄弟事件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更重要的是，他让读者了解到抛弃雷曼兄弟并非当时唯一的选择，也不是当时最公平和最经济的选择。
二是美联储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选择。 通过布林德先生的描述，我们会看到美联储除了拥有影响巨大的决策权力，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各种各样的约束，来自美国政府体系内部以及外部市场的约束。只有看到一枚硬币的两面，读者才能体会到美联储利用权力在约束之上找到支点，并以此撬动经济由衰退转向复苏所付出的努力，同时，也才能够客观地批判美联储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瑕疵。
三是美国各界对美国政府、美联储和救助政策的质疑。 在众多的质疑声中，布林德先生更为关注那些“合理”的声音，这些声音大多来自失业的工人、受到损伤的企业主、失去了房屋的家庭等。同时，他也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他自认为可能“不合理”的声音，比如来自共和党的指责、来自学界的指手画脚和来自反凯恩斯主义者的嘲讽。在众多的声音中，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美国式经济决策过程的缩影，以及美国政党的政治斗争等。
美国有句很有趣的谚语，叫作“Once on shore, one prays no more”，直译成汉语是“一旦上了岸，人就不需要祈祷了”，意译过来则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危机既然已经爆发，人们就要充分汲取金融危机的教训，从中有所收获并放眼未来。
一是立足历史，迎接“后危机时代”的到来。 在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逐步喘定之际，国际经济金融结构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在危机之前的全球平衡被打破以后，如何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找到全球以及各国自身经济运行的新常态，是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决策者和研究者在思考的重要课题之一。而在经济金融的研究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以前以金融工程、衍生品为主导的微观金融技术研究，更多地被当前更宏观或者说更有顶层设计色彩的国际经济治理、国际金融结构调整、国际金融监管准则改进等“后危机时代如何面向未来”的课题所取代。显然，客观和全面地回溯金融危机，从金融危机的根源和演进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开展“后危机时代”课题的必要前提。
二是借鉴历史，为中国经济金融的转型之路寻找方向。 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趋势，经济结构方面面临的挑战和取得的进展都同样引人注目。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温和放缓的同时，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不能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累积，而是不得不转向依靠投入效率的不断上升；在经济增速回落的过程中，产业结构也在艰难地变化，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中国并没有像此前增长放缓时那样出现显著的就业问题，社会各界对于经济转型的共识也在增多。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种新常态正在逐步显露出轮廓。中国下一步如何化解转型的金融风险、如何提升投资效率并促进技术进步，及以服务业为重点促进改革开放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需要在对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前后政策应对和转型的经验教训加以借鉴和吸收的基础上来完成，把握美国经济金融体系在危机之后可能呈现的变化趋势，并相应采取对策，才能充分地借他山之石，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
三是牢记历史，才不会重蹈覆辙。 在美国金融危机期间，盖特纳曾将危机归咎于集体性的健忘症：“人们忘记了曾经的大危机，忘记了当一个国家允许危险不断积累时，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当危机似乎在逐步离我们远去时，我们还是要记住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经常告诫我们的那句话：“市场和人类会经常遗忘。”我希望通过此书能够让大家静下心来，通过这样一场危机的复盘，去回想不久以前才刚刚发生的这场危机，去想想那些我们不应该遗忘的经验、教训和代价。
本书的翻译由我主持和组织。我与徐小乐博士共同进行翻译协调和统稿校订工作，此外，我还对全文进行了审校。我、徐小乐、丁倩、朱瑞珂、潘攀、徐扬皓、刘宝森、刘璇、杨爱琳、曾志、高英、郑子龙、赵斯彤等参与了初译，初译之后又经过了多轮交叉校订与统校，以及对语言、专有名词等各方面的修订，整个翻译过程历时一年多。然而，专业财经著作的翻译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因为水平所限，难免出现疏漏与不足，还望广大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不吝批评指正，以便我们不断改进提高。
最后，我要特别把这一辛勤工作之后的成果献给Kiara，她到纽约之后在英语和相关课程方面的学习中所取得的迅速进步，十分令人欣慰；在一天的读书写作之后，傍晚与她一起散步、聊天，是我一天中最为快乐的时光。她十分肯定我在学习和研究方面的勤奋努力，也督促我要多锻炼身体，并且还热衷于给我的一些出版物提供建议，事实上，《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实施：基于金融结构的视角》
一书的封面，就是主要参考她的意见选定的。
是为序。
巴曙松
于哥伦比亚大学
2014年6月23日
[1] 《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 American Reinvestment and Recovery Act ）的简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