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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发横渡到亚历山大
只需两天时间，但一看到那艘肮脏的希腊小轮船，我便后悔没有另作安排。从码头望去，船上就已显得挤挤挨挨的，活像一艘难民船。登船之后，我发现这儿确实没有足够的空间。
也没有什么甲板可言。所谓的酒吧不过壁橱大小，两边开门，迎着一月的风。三个人待在那里就显得拥挤。小小的柜台后有个小个子的希腊酒保，他一副糟糕的脾气，卖着糟糕的咖啡。局促的吸烟室里，前一夜上船的意大利乘客占据了很多椅子，以及地板上的不少空间。他们中间还有一群美国学生，十几岁的样子，但已经长得五大三粗的。他们是白肤色，神情压抑但保持着警觉。剩下的公共区域便只剩餐厅，那里服务员正在为午餐做准备，他们和那个酒保一样疲惫不堪、脾气暴躁。大家都把希腊式的礼节留在了岸上，这种文明或许只在悠闲自得、无所事事抑或寄身田园而一无所求的状态下才会出现。
我们这些上层甲板的人还算幸运，有自己的舱室和铺位。下层的乘客什么都没有。他们只能成为“甲板乘客”，从早到晚所争取的不过就是一块睡觉的空间。他们在我们的下面，一个个穿着地中海黑的衣服，在绞盘和橙色船壁间的避风处，晒着太阳弓着身体或坐或躺。
这些人是埃及裔希腊人。他们要去埃及，但埃及不再是他们的家。他们一度被驱逐，沦为难民。后来侵略者离开了埃及，埃及在遭受种种屈辱之后终于获得自由；而这些贫穷的、靠着简单手艺谋生的希腊人，这些境况也就比埃及人略微好一点的人，实则是这一自由的牺牲品。他们曾坐着和这艘肮脏的希腊船差不多的船离开埃及。现在，他们回埃及探访，混杂在我们这样对埃及没有爱，也没有恨的观光客中间，同船的还有黎巴嫩商人、一群西班牙夜总会的舞女和一些在德国读书的胖乎乎的埃及学生。
那个流浪汉出现在码头的时候，看着挺像英国人；但那可能只是船上没有英国人的缘故。从远处看，他不像流浪汉。那帽子、帆布背包、蓝绿色花呢外套、灰色法兰绒长裤和靴子，让他像个老一辈的、浪迹四方的传奇人士；背包里或许装着一本诗集、一本杂志和一部刚刚开了头的小说手稿。
他身形单薄，个子中等，走路的时候只动膝盖以下的部位，步子小而有力，每一脚都抬得高高的。这步态很有风格，和他带圆点的藏红色领巾一样。但等他走近了，我们才看清他身上的衣服褴褛不堪，领巾打得死死的、污渍斑斑；毫无疑问，他是个流浪汉。走到舷梯前，他摘下了帽子，我们这才发现他其实是个老头，饱经风霜的脸微微发颤，蓝色的眼睛湿润。
他一抬头，看到了我们这些观众，便疾步走上舷梯，连两旁的扶手绳都没有抓。虚荣啊！他向那个一脸晦气的希腊船员出示船票后，既不打量四周，也不询问，便继续快步行进，好像对船上的一切都很熟悉似的。但他走的那条通道其实是一条死路，于是他戏剧化地以一只脚为支点猛地转过身来，然后重重地放下另一只脚。
“事务长，”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甲板说，“我得去见见事务长。”
然后他择路去自己的舱室和铺位。
起航的时间推迟了。因为那群美国学生留了几个人看住他们在吸烟室里的位子，跑到岸上买吃的去了。我们只好等他们回来。他们一回到船上，怒不可遏的希腊人就给他们脸色看，使得他们不敢再嘻嘻哈哈的，其中的那些个长相平平的女生更是面色苍白、一脸羞愧。用希腊语骂人的声音简直就像起锚时的链条那般刺耳。很快，海水便将我们与码头隔开，我们于是看到，离这艘船原来的停泊处不远的地方，“莱昂纳多·达·芬奇”号庞大的黑色船体刚刚靠岸。
那个流浪汉又出现了。他已经脱掉帽子，放下背包，神情也坦然了些。两手插在本就鼓鼓囊囊的裤兜里，双腿分开站在狭窄的甲板上，俨然一个老到的海上游客，正享受着一次真正的航海旅行，迎接第一缕海风的吹拂。同时，他也在打量周围的乘客，试图寻找旅伴。他对于那些盯着他看的人没有兴趣；若有谁回应他的注视，他总扭过头去不理睬。
最终，他走到一个浅黄色头发的高个子青年男子旁，站定。
他的直觉是对的。他选中的这个小伙子是南斯拉夫人，在头一天之前，还从未离开过南斯拉夫。这小伙子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尽管流浪汉的口音他听得糊里糊涂的，但脸上始终保持着鼓励般的微笑。流浪汉不停地在说话。
“我已经去过埃及六七次，环游世界也有十来次了。澳大利亚，加拿大，什么国家都去过。我是个地质学家，嗯，过去是。第一次去加拿大是在一九二三年，到现在已经去过八次了。我总共旅行了三十八年，专住青年旅社，这没有什么丢人的。新西兰，你去过吗？我一九三四年去的。也就跟你说说，我觉得新西兰人比澳大利亚人强。不过话说回来，这年头国籍算什么？我自己，我觉得自己就是个世界公民。”
他说话就是这样，满嘴年份、地名和数字，不时冒出一句不知道在哪辈子总结出的、简单的人生感悟。不过，这些感悟机械而缺乏说服力，就连那吹嘘也不能给人留下什么印象。那双扑闪着的眼眶湿润的眼睛出神地盯着什么地方。
那个南斯拉夫小伙子笑盈盈的，偶尔插一两句话。但流浪汉对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不懂怎么交谈，也不想交谈。其实他讲话是不需要听众的。在长年的流浪生涯中，他像是学会了这种自问自答的本领，能迅速地将自己的一生简化成一连串地名和数字。一旦地名和数字背诵完毕，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之后他就呆立在那个南斯拉夫人旁边。船还未开远，比雷埃夫斯港和“达·芬奇”号隐约可见，而这两人的交往已经到了尽头。他没有要旅伴的意思。他要的只是结伴所带来的某种伪装和掩护。流浪汉知道自己是个怪人。
吃午饭的时候，我和两个黎巴嫩人坐在一起。他们俩都是前一夜从意大利过来上的船，都急于表明他们是由于行李才没有坐飞机，而不是钱的关系。他们看上去还挺满意这艘船，尽管嘴上表示了不满。他们一会儿讲法语，一会儿讲英语或阿拉伯语，兴致勃勃地争相讲述其他人，主要是黎巴嫩人，如何用这样或者那样超乎想象的办法赚大钱。
两个人都是四十岁不到的年纪。一个肤色粉红，略胖，穿得颇为随便，套了一件鲜黄色的套头衫。他在贝鲁特的生意实际上就是和钱打交道。另一个黎巴嫩人肤色较深，体格健壮，留着胡子，一副地中海俊美男子的长相，穿着三件套的格子西装。他在开罗做仿古家具，说自从欧洲人走了之后生意就很糟糕，因为商贸和文化都从埃及消失了。本地人对仿古家具的需求不大，但对他这样的黎巴嫩人的敌意倒是与日俱增。不过，我无法相信他真的很沮丧。因为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他还冲着一个西班牙舞女暗送秋波呢。
在房间的另一头，一个肥胖的、戴着厚镜片眼镜的埃及学生正用德语和阿拉伯语大声说话，逗得同桌的一对德国夫妻哈哈大笑。这会儿，那个埃及学生开始唱一首阿拉伯语歌。
那个从贝鲁特来的人用带着美国口音的英语说：“你应该走现代路线。”
“绝对不行，”家具商人说，“我会先离开埃及，关掉我的工厂。太恐怖了，现代风格的家具。它们很奇怪，奇怪极了。路易十六时代的风格，那才是潮流
……”他突然打住，转而为那个唱歌的埃及学生鼓起掌来，并用阿拉伯语冲着他叫好，片刻之后又失去了兴致，压低了声音说：“唉，这些埃及人啊。”这感慨倒也没有什么恶意。他把盘子推开，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用手指敲着肮脏的桌布，还冲那个舞女挤眉弄眼，扯得两撇胡子直朝上翘。
服务员过来收拾桌子。我还在吃，但盘子也被收走了。
“你正吃着呢，先生？”那个家具商人说，“你得保持安静。我们都得安静。”
接着，他突然扬起眉毛，转了转眼珠。显然是想要我们看什么。
是那个流浪汉。只见他站在门口，往餐厅里打量。乍看之下，他的衣着似乎还是体面的，他就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他走到我们边上那张收拾过的餐桌旁，在椅子上坐下，调整姿势直到坐舒服了，然后往后一靠，胳膊放在扶手上，好像一家之主坐在主座上，也像游轮上的旅客等着被服侍。他吐了口气，动了动下巴，叩了叩牙齿。他的外套脏得吓人，口袋鼓鼓囊囊的，袋口用别针别着。
家具商人用阿拉伯语说了什么，惹得那个贝鲁特人哈哈大笑。服务员过来赶我们走，我们便跟着西班牙舞女们到那个吹着穿堂风的小酒吧去喝咖啡。
傍晚时分，我想一个人清净一会儿，便爬上陡峭的梯子，到了舱顶围了栏杆的露天平台上。那流浪汉独自一人站在那里，暴露在寒风和烟囱里冒出的灰烟中，两条脏裤腿被吹得鼓了起来，露出磨成碎条的绲边。
他握着一本祈祷书模样的小书，嘴里念念有词，眼睛时开时合，像是在用心祈祷。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如此脆弱；扎得紧紧的圆点领巾中的脖子也显得不堪一击。眼周的皮肤特别松弛，好像要哭了。真是一个怪人。他找人陪，又需要独处；想引人注意，又躲避别人的眼睛。
我没有去打扰他。我害怕和他扯上关系。远远的下面，那些来自希腊、曾经是难民的人，正或坐或躺，晒着太阳。
晚餐后，那个胖胖的埃及年轻人在吸烟室里继续唱独角戏，嗓子都哑了。听得懂的人笑个不停。连家具商人似乎也忘记了自己对埃及人的不满，和旁人一起鼓掌叫好。那群美国学生因为晕船横七竖八地躺着，冷冷地在旁边观望，像被围困的俘虏一般无助。他们互相讲话的时候都是压低了声音的。
吸烟室里除了美国人，主要是阿拉伯人和德国人，大家还算有默契。埃及学生是演员，而那高个子的德国姑娘则是我们公认的主持人。她拿巧克力给大家吃，和每个人都能攀谈几句。对我，她是这么说的：“你读的这本英文书很好。企鹅出版社出的英文书都很好。”她搭这船可能是去会她的阿拉伯丈夫；我不敢肯定。
我背对门坐着，所以流浪汉进来的时候并未看到。他冷不丁就坐在了我前面那把刚空出来的椅子上。这椅子虽然离那个德国姑娘的座椅不远，但和它以及其他所有人的椅子一点都不显得亲密。流浪汉稳稳当当地坐好，直起脊背靠在椅背上。他的脸不直接冲着任何人，所以虽然房间小，他还是能游离于人群之外，而且成为自己小小的格局里的中心。
他那老态毕现的双腿分得很开，沉甸甸的外套垂在鼓鼓囊囊的裤袋上。他带了些读物来，一本杂志和那本我以为是祈祷书的小册子。现在我看清了，那是一本随身携带的旧日记本，很多纸张都要脱落了。他把杂志对折后再对折，掖在大腿下，然后开始看那本日记。看着看着他出声地笑了起来，并抬头观察是否有人在注意他。翻过一页，他看着看着又笑了，这次更响亮。他扭头朝德国姑娘凑过去说：“哎，你会不会西班牙语？”
德国姑娘警惕地说：“不会。”
“这些西班牙笑话真是太好笑了。”
他又看了几页，终于没有再笑出声来。
埃及学生继续嚷嚷，闹哄哄的场面还在继续。没多久德国姑娘又拿出巧克力。“请？”
声音很柔和。
流浪汉正在摊平杂志。他停下，看看那些巧克力。没有他的份。他于是摊平了杂志，然后，毫无征兆地，他开始撕手中的杂志。他颤抖着双手抓住一页纸，撕了一次，又一次。翻过几页后又开始撕，翻回几页，再撕。虽然埃及学生周围一片闹哄哄的，但撕杂志的声响还是很清晰。是杂志中的图片，那种运动照片、女性图片或者广告惹恼了他吗？还是在准备到了埃及用的厕纸？
埃及学生停止了表演，看着他。那群美国学生也开始张望。发泄过后，在众人几乎死寂的沉默之中，流浪汉开始用行动解释他的做法是有理的。他把破破烂烂的杂志完全打开，怒气冲冲地上下翻着，好像一时分不清杂志的上下，最后终于假装看了起来。他嚅动着嘴唇，他紧蹙着双眉，他又开始撕啊撕，碎纸片、碎纸条在他的椅子周围撒了一地。最后，他把剩下的、松松垮垮的杂志折了折，塞进外套口袋，用别针别好袋口，走出房间，一副被人惹恼了的样子。
“我要杀了他。”第二天早餐时，家具商说。
他穿着三件套西装，但没有刮胡子，黑眼圈让他看起来像是挨过揍。贝鲁特人也是一脸疲惫，衣服皱皱巴巴的。这两人都没有睡好。同舱室的第三张铺位属于一个从意大利上船的奥地利小伙儿，和他们处得还不错。三个人看到第四个铺位上放着一个帆布背包和一顶帽子。到了很晚，三个都睡下后，才发现第四个铺位竟然是那个流浪汉的。
“昨晚太倒霉了。”贝鲁特人说。他斟酌着用词，然后补充道：“那老头就像个小孩。”
“小孩！如果那头英国猪现在进来——”家具商抬起胳膊指着门说，“我立刻杀了他。立刻。”
他对自己的姿态和言语甚为得意，于是又重复了一遍，让房间里的人都能听到。埃及学生带着昨晚表演造成的嘶哑嗓音和宿醉，用阿拉伯语说了句什么。那显然是句俏皮话，但家具商没有笑。他手指敲着桌面，眼睛盯着餐厅大门，鼻孔喘着粗气。
大家都没什么好心情。轮船颤抖的突突声与颠簸折磨着大家的胃和神经；甲板上的冷风虽然让人清醒，但也让人恼怒；餐室里空气陈腐，弥漫着一股子烧橡胶的味道。虽然用餐的人不多，但服务员还是火急火燎的。他们睡眼惺忪，没有洗漱，连头发都乱糟糟的。
埃及学生尖叫起来。
流浪汉走进来了。他神情和悦，像是休息得很好，准备喝咖啡、吃面包，显然没有觉得自己不受欢迎。只见他毫不迟疑，从容走到我们边上的一张餐桌旁，在椅子上坐安稳后，上下牙相互叩击了一下。服务员很快端上了早餐。他津津有味地吃喝起来。
埃及学生又尖叫了一声。
家具商对埃及学生说：“今天晚上让他睡到你们房间里去。”
流浪汉既不抬眼也不去听。他完全沉浸在吃喝之中。那系得很紧的领巾下，喉结忙得正欢。他喝得很响，咽下后伴以满足的叹气；咀嚼的样子很像兔子，一口接一口，急不可耐；张嘴的间歇双手还乘势抱胸，并用胳膊和肘部揉搓体侧，全身心享受美食的模样。
家具商先是看呆了，转而变得怒不可遏。他站起身来，眼睛盯着流浪汉，嘴里喊着：“汉斯！”
那个和埃及学生同桌的奥地利男孩站了起来。他十六七岁的样子，身宽体壮，营养过剩，宽大的脸上总带着笑容。贝鲁特人也站了起来，三个人一同走了出去。
流浪汉完全无视这一切，也无视这一切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只顾着食物。吃完，他发出一声叹息，像是累了。
就像捕猎老虎，诱饵已经放好，猎人和围观者则在平台安全处等候、观看。诱饵是流浪汉的帆布背包。他们把这包放在舱门外的甲板上，静候其变。家具商摆出恼怒得不愿讲话的样子。而汉斯依旧笑眯眯的，只要有人问，便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流浪汉并没有马上进入角色。早餐后他不见了。甲板上很冷，就算在阳光下也是如此，不时还有翻滚的海浪溅上来。那些跑出来看热闹的人都待不久。家具商和贝鲁特人也频频跑回吸烟室避寒，混在德国人、阿拉伯人和西班牙舞女当中。大家让位子给他们，同情他们没有睡好、心闷气恼。只有汉斯坚守着岗位，冻得吃不消时就躲到舱内，开着门看守。他坐在下铺的床位上，逢人便抬起头微笑致意。
后来就有消息传来，说流浪汉出现了，并且正不出所料地上演一出闹剧。当时一些美国学生已经在甲板上观海，西班牙姑娘们和那个德国姑娘也在甲板上。汉斯把住了舱室的门。我看到流浪汉抓着帆布背包的背带，听到他在家具商用法语和阿拉伯语呵斥的间隙用英语回击着。家具商挥舞着手臂，右手指指点点，西装的下摆迎风飞舞。
早先在餐室，家具商的发火更像是演戏，因为他的地中海人长相、小胡子和鬈发，让人觉得他就是善于表演。可此刻在外面，在备受期待而且受害者又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他乘势发挥，简直有一股疯劲。
“你这头猪！猪！”
“不……”流浪汉向围观的人求助，但大家无动于衷。
“猪！”
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了。体格健壮、优雅地包裹在笔挺的西装里的家具商，竟然伸出左手，直直向老人的脑袋打去。流浪汉猛地一扭头，那动作和他扭头拒绝被别人看时差不多，然后，他哭了。一拳打空了，家具商一个趔趄撞在船的栏杆上，刚好一个碎浪打来。他双手捂住胸口，摸了摸上衣里的钢笔、钱夹和其他东西。“汉斯！汉斯！”他号叫着，好似伤心欲绝。
流浪汉蹲下身子，止住哭泣，但那双蓝眼珠鼓突着。
汉斯一把揪住流浪汉的圆点领巾，边拧边用力往下扯，同时猛踢那个帆布背包，并揪着领巾把流浪汉整个往前拽。流浪汉被汉斯踢背包的那只脚绊住了。到这时，汉斯笑脸上的那抹紧张没有了，只剩下微笑。流浪汉尽管踉跄了几下，其实还是可以站住。但他宁愿跌倒在地，再坐起来。他手上还紧抓着背包带，继而放声大哭。
“不是真的。他们说的那些话，不是真的。”
那些美国年轻人站在船舷边观望。
“汉斯！”家具商喊道。
流浪汉停止了哭泣。
“汉——斯！”
流浪汉顾不上四下看看，抓起背包站起身，撒腿跑了。
据说他后来一直把自己关在一间盥洗室里。但他在我们面前又出现过两次。
大约一小时后，他走进吸烟室，没有背包，也没有一丝沮丧的迹象。他已经完全恢复了。他进来时还是很唐突的样子，目不斜视。吸烟室不大，仅仅几步，他就已经到了房间中央，差一点就碰到了家具商的腿。家具商伸长了腿坐在一把沙发椅上，精疲力竭的，一只手遮着半闭的双眼。流浪汉先是一惊，随后露出愤怒和鄙视的神情，开始扭过头去。
从错愕中回过神来的家具商嚷道：“汉斯！”他收回伸长的腿，欠身坐起。“汉——斯！”
流浪汉扭头一看，见汉斯拿着纸牌站起来，眼里顿时流露出惶恐的神情，刚才还只是扭扭脑袋，现在全身都调动起来。他抬起一只脚的脚尖，转动身体，另一只脚重重落下，然后撒腿就跑。从进门、迈步，到罗圈腿旋转、撤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汉斯！”
家具商并非是要汉斯采取行动，他更多是想吓唬、捉弄流浪汉。汉斯心领神会，哈哈大笑，转回身继续玩扑克。
流浪汉没吃上午餐。他本可以及时赶上第一拨吃饭，刚才就已经开餐了。可他又去躲了起来，肯定是躲在某间盥洗室里，再出来的时候已经轮到最后一拨了，这其中有黎巴嫩人和汉斯。流浪汉在门口就看到了他们。
“汉——斯！”
流浪汉不及进门就转身走了。
后来，有人在下层甲板的难民堆中见过他：背着背包，没戴帽子。流浪汉走后，大家也不再提他，但那个笑话仍在酒吧、狭窄的甲板上和吸烟室里流传。“汉斯，汉——斯！”到最后，听到这样的呼叫，汉斯既不笑也不抬头，只是吹个口哨，算是交代。笑话继续传播了一段时间，但到暮色降临时，流浪汉已经被遗忘了。
晚餐时，那两个黎巴嫩人又看似不经意地谈起了钱。贝鲁特人说，根据当前中东的特殊形势分析，从埃及出口鞋子能赚大钱；但目前知道这一情况的人不多。家具商说他几个月前就知道这情况了。两人都说有意投资，并争着表示自己很在行，知道当地的秘密成本，还冷静地分析了可能赚取的巨大利润。不过，他们对彼此其实已经兴味索然。游戏毕竟是游戏，摸清了对方的底牌，也就互相厌倦了。
这是在船上的最后一晚了。美国学生无精打采的状态传染给了其他旅客，他们自己倒活跃起来。吸烟室里，灯光似乎更昏暗了，男孩女孩叽叽喳喳地聊天，声音越来越响；他们走来走去的，其中有个高个子女孩特别活跃。她穿得像芭蕾舞演员，从脖子到腰肢再到脚踝，一身黑色。那个德国姑娘，就是前一晚我们的主持人，看上去病怏怏的。西班牙舞女们也失去了打情骂俏的兴致。至于那个埃及小伙子，虽然宿醉未醒，又加上晕船，还在坚持玩桥牌，并且时而冒出一句俏皮话，时而哼几句歌，但只是被大家报以微笑而已。家具商和汉斯也在玩牌。不管是拿了好牌还是坏牌，家具商都自言自语：“汉斯，汉斯。”这是白天的恶作剧唯一留存下来的东西。
贝鲁特人走进来，看他们打牌。他先站在汉斯边上，然后站到家具商边上，用他们的秘密语言英语，对他耳语道：“那家伙把自己锁在舱室里了。”
汉斯听明白了，眼瞅着家具商。但家具商累了、倦了。他出完牌，和贝鲁特人走出了房间。
回到吸烟室时他对汉斯说：“他说，如果我们进那个房间，他就一把火烧了它。他说他有很多纸、很多火柴。我相信他做得出来。”
“那我们怎么办？”贝鲁特人问。
“我们就睡在这里吧。或者餐室里。”
“可那些希腊服务员就睡在餐室里。今天早上我看到的。”
“那正好说明了餐室是可以睡觉的。”家具商说。
天黑以后，我在流浪汉的房间门口驻足过片刻。起初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后来有揉搓纸张的声音传来：那是流浪汉发出的警告。不知道那个晚上他是不是一直没有睡，一直留意着门口的脚步声，等待汉斯破门而入。
第二天早晨，他又回到下层甲板，混在难民中。他又戴上了帽子，是在舱室里找到它的。
亚历山大港出现在地平线上，亮闪闪的一长条：那是沙滩和无数银色的储油罐。天空乌云密布，碧蓝色的海面上波涛愈发汹涌。在寒风冷雨、电闪雷鸣中，我们的轮船驶入了防波堤区。
出入境处的官员还没有上船，旅客们便早早排起了队。德国人站得离阿拉伯人远远的，汉斯和黎巴嫩人，黎巴嫩人和西班牙舞女，也都摆出互不相干的姿态。那个高个子、金头发的南斯拉夫人，因为和流浪汉有过短暂的接触，之后整个航程中始终独来独往。难民们拎着箱子、包袱从下层甲板走出来，这下他们就不仅仅是那标志性的黑乎乎的行李了。他们形体松弛、皮肤粗糙，显然是摄入太多碳水化合物的结果。那一张张斑斑点点的面孔僵硬而冷漠，又带着愚昧的狡黠与诡诈。他们眼很尖，出入境处的官员一出现，他们就推搡着往前挤。这是一种造作的鲁莽，是被压迫者对权威的敬畏。
流浪汉戴着帽子，背着包走了出来。他的举止中没有不安的迹象，但他的眼里有恐惧，眼珠子不停地转着。他在队伍后站好，煞有介事地皱起眉头，好像在抱怨队伍太长。他不停地跺脚，像是很不耐烦那些出入境处的官员，也像是在驱赶严寒。可能他觉得大家都在看他，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背了个包、像山一般高大的汉斯见了他，只装作没看见。那两个在餐室里过了一晚、刮好了胡子的黎巴嫩人，也对他视而不见。他们对他的热情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