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医学堂

协和医学院的前身是协和医学堂，而协和这个名称也渊源于此。

教会医院与西医东渐

1835年，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开设了一家诊所，开西方现代医学落地中国之先河。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各通商口岸陆续出现了传教士所办的诊所，并逐渐向内地迁移。现代医学因其确切的疗效，往往使受益的患者全家心悦诚服，而这一效果对于传教的作用又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方面，传教士往往需要现代医学来佐证自身文化的优越；另一方面，在教会的推动下，西方现代医学逐渐渗透至中国的各个角落。

北京，作为当时清朝的都城，自然格外受到重视。

双旗杆医院

1861年9月，伯驾的至交、创立上海仁济医院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兼外科医师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来到北京。雒魏林在英国公使馆租了部分房屋，开始了在北京的行医和传教之路。由于医术精湛，雒魏林的诊所门庭若市，现代医学就此悄然进入京城。

1864年，同为伦敦会的医学传教士德贞（John Dudgeon）接替雒魏林，并于次年因英国公使馆收回房产而将诊所迁址。德贞购置了东城米市大街的一处寺庙，将其改造为医院，称北京施医院，因其门口有一对旗杆，故又称“双旗杆医院”。这是北京协和医院落户东单的最早一块地产；如今，协和医院西门依然矗立着一对旗杆，这也是对其传统的一个延续。

德贞求学的年代，正是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发明外科无菌技术的时代，因而德贞是带着当时先进的医学理念（麻醉术、消毒无菌术、隔离病房等）来到中国的，所以北京施医院是按照他的构想建立的一家真正的西式现代医院。德贞的外科技术在当时的北京十分有名，并因此得以游走于清朝众多王公大臣之间，被教会认为是医学传教的成功典范，而德贞自己也认为北京施医院是当时全中国最成功的现代医院。

1900年，北京施医院在义和团运动中成为被攻击目标，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创建者德贞也于次年病逝于北京。

双旗杆医院的重建与协和理念的提出

1901年，苏格兰医学传教士科龄（Thomas Corchrane）受伦敦会委派，来到北京重建双旗杆医院。此时，虽然双旗杆仍幸运地矗立于原处，但原来的医院建筑已是一片废墟。科龄借到双旗杆医院原址附近一处废弃的店铺，因地制宜地开展常规诊疗工作，并且同样以精湛的医术赢得了清朝权贵，包括大太监李莲英的信任。李莲英为科龄奏请慈禧太后拨款白银一万两以供医学堂筹建，然而科龄并不满足于重建双旗杆医院，他有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希望造福更多的中国患者。

1902年，科龄在一次教会会议上，建议联合中国的所有传教会，成立“协和”委员会（a Committee of Union），“协和”是“Union”雅致的译名。此后，1903—1904年，英国伦敦会、美国长老会和美国圣公会联合成立了华北协和教育会，拟成立5个学校，其中就包括协和医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随着科龄的不断努力，最终伦敦会联合了其他5个传教会，在清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协和医学堂，并且使其成为唯一的一所在政府正式立案的教会学校。

协和医学堂始末

1906年2月13日，协和医学堂举办开幕典礼。各国公使、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清政府重臣那桐均出席了典礼，这次典礼的规模虽然远不及后来1921年北京协和医院的开幕典礼，但在当时也属盛况空前。协和医学堂学制5年，前2年为医学基础课，如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等；后3年为临床课，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等学科，已经和现代医学的课程设置基本一致。教材多由教员自译为中英对照医学讲义，以达到让医学生能够深入掌握现代医学精髓的教学效果。协和医学堂前后4期，共有120名医学生完成全部课程并顺利毕业，多数毕业生后来服务于各教会医院，为改善当时缺医少药的社会状况起到了一定作用。协和医学堂也培养了一些后来颇为著名的医学家，如马文昭、杨崇瑞、谢恩增等。北京那一时期的社会卫生事件中，协和医学堂的名字屡屡出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1910年抗击东北鼠疫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协和医学堂附属医院被指定为北京的鼠疫防治中心，而医学堂的部分医生和高年级医学生还跟随伍连德医生去东北抗疫，其中两名医学生不幸染疫牺牲。

协和医学堂的建筑开始时仅有一座娄公楼（Lockhart Hall），为纪念雒魏林而命名，后来哲公楼（Oliver Jones Hall，为纪念美国捐款人Oliver Jones）、文海楼（Wenham Hall，为纪念协和医学堂英年早逝的外科医师Herbert Victor Wenham，中文名文海）陆续落成，均为西方古典风格的砖木结构建筑。

协和医学堂还有一所附属护士学校，招收学生接受护士培训。一般经过院内相关人员推荐后即可入学，无须进行入学考试。这与后来的协和护理学系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尽管协和医学堂在当时的中国已经算是非常出色，但在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的第二次中国医学考察团的报告里，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威廉·亨利·韦尔奇（William Henry Welch）的评价却几乎是乏善可陈。这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医学的顶尖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仍存在巨大差距。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收购和“新旧协和”的更替

1911年10月，由武昌起义开始，辛亥革命迅速席卷全国，清朝迅速结束。对于协和医学堂来说，这却意味着每年来自清政府上万两白银的经费支持就此中断。此后，协和医学堂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至1915年已经难以维持日常开支，科龄遂同意将协和医学堂一切产权出售给洛克菲勒基金会。至此，协和医学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洛克菲勒最成功的慈善事业即将登上时代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