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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协和于1917年便开始招医预科学生，但直到1921年以开幕典礼为标志，“协和医学王国”医、教、研三足鼎立的架构才初步搭建完成。正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官员福斯迪克（Raymond B.Fosdick）所言：“协和发展体现的是——人与命运搏斗，失败摧不毁的理想。”
建立之初的协和是一支“多国部队”，图为1921至1922年间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和中国的部分员工合影
建院之初，医院设有内科（包括神经精神科、儿科、皮肤科）、外科（包括骨科、泌尿外科、牙科）、耳鼻喉科、眼科、妇产科和放射科等科室，床位总数250张。员工151人，多数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外国专家组成，其中28名中国人中有25人在国外受过教育，是一支不折不扣的“多国部队”。协和创建的目标是“聘请世界第一流学者、创建远东第一流医学院、培养第一流人才”。这个初衷，即使在中国连年军阀混战的动荡时局中也未更改。
医生为患者查体
放射科医生为患者进行X线检查
神经科医生为患者做检查
洛克菲勒基金会以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广阔的发展前景，吸引了一大批国际一流学者来协和工作。他们的卓越工作，使协和在建院之初即步入世界医学之林前列。
首先来看看协和内科。麦克林（Franklin C.McLean）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年仅28岁被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兼内科教授，他在医学院建校筹备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回美国后任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第一任院长。狄瑞德（Francis R.Dieuaide）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美国著名心血管专家，他拒绝了芝加哥大学的邀请，在战火中的北平继续工作14年之久，凭借其影响力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为协和招募了许多教员。骆勃生（Oswald H.Robertson）主持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座血库，1919—1927年在协和内科任职期间，主要从事血液及肺部感染等方面的研究。斯乃博（Isidore Snapper）毕业于格罗宁根大学，以睿智的诊断学家和循循善诱的导师闻名于世，在协和主要从事各种维生素缺乏症和地方性传染病等方面的研究。
皮肤科医生在门诊治疗患者
再来看看协和外科。首任外科主任泰勒（Adrian S.Taylor）是美国现代外科学之父霍尔斯特德（William Stewart Halsted）的弟子，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是丝线缝合的最早推动者。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把丝线介绍到美国外科界的，主要是协和医院手术室。”泰勒还在协和外科建立实验外科研究室，为开展科研和教学提供条件；配备机械车间，制作骨科手术后装义肢和研究手术所需的器械。第三任外科主任娄克斯（Harold H.Loucks）任职时间最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再次回到协和担任外科主任，兼任协和医学院院长，直至协和被政府接管。韦伯斯特（Jerome P.Webster）在协和担任总住院医师和外科副教授期间，协助主任泰勒建立了正规的住院医师制度，回美国后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整形外科主任，在整形外科教育方面贡献卓著，被誉为“美国整形外科教育之父”。
外科手术室
再看看协和妇产科。妇产科的首任主任马士敦（John Preston Maxwell）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是现代妇产科学的先驱，在协和期间的研究重点是骨软化症，开协和内科骨代谢研究之先河。他在协和开展中国北方妊娠妇女骨软化症调查研究，发表《中国的骨软化症》一文，首先揭示了维生素D缺乏与多胎妇女骨质软化症之间的关系。
此外，在世界医学史上留下赫赫声名的还有神经精神科主任渥德士（Andrew H.Woods），系美国神经精神学科著名专家；儿科主任哈蒙德（John Wilkes Hammond），将儿科学引入中国；皮肤科主任傅瑞思（Chester North Frazier），是现代皮肤病学先驱；耳鼻喉科主任邓勒普（Albert Menzo Dunlap），是耳鼻喉科的鼻祖；放射科主任霍奇斯（Paul Chesley Hodges），将影像诊断学引入中国，后任芝加哥大学放射科主任；眼科首任主任霍华德（Harvey James Howard），返美后任华盛顿大学眼科学系主任；理疗科主任玛丽（Mary McMillam），开现代医院物理治疗的先河；生理系主任林可胜，我国现代生理学奠基人，美国科学院第一位华人院士；公共卫生系主任兰安生（John Black Grant），是公共卫生事业的先驱。
老协和还有聘请客座教授的传统。在《协和医事》这本书中这样评价客座教授的作用：“这些客座教授的到来，不仅加强了教学力量，同时也带给各学科最新进展，传授最新技术，培养年轻教授，开展新兴领域的科学研究，促进了协和更好地形成学术氛围。”短期客座教授一般会在协和工作一两年，这使得“当年协和的师资阵容，是中国任何一所大学，包括综合性大学所无法比拟的”。
1921年，世界眼科学泰斗、奥地利维也纳眼科主席Ernst Fuchs教授受邀到协和眼科担任客座教授。此后20年间，包括Ernst Fuchs之子Albert Fuchs（1923—1924年）、Peter Soudakoff（1923—1940年）、Arnold Pillat（1925年、1928—1930年）、Ludwig von Sallmann（1930—1931年）、Peter C.Kronfeld（1931—1939年）等在内的多位世界著名眼科专家相继在协和眼科任职。在他们的领导下，协和眼科以其崇高的学术地位誉满全球，赢得了“东方维也纳”的赞誉。
1922年，著名哈佛医学教授毕宝德（Francis W.Peabody）在协和内科担任客座教授。同年，范斯莱克（Donald D.Van Slyke）来到协和，不仅教授了6个星期的糖尿病代谢课程，还参与了系里的教学活动。在协和期间，他研究了Gibbs-Donnan效应，以及一个完整的马血图，这成为他一生中参与的最重要的研究之一。
1923年，荷兰中央研究所所长卡佩斯（J.Ariëns Kappers）来到协和任教一年。这位举世闻名的神经解剖学家，创立了神经细胞趋生物性学说，领衔编著了《脊椎动物以及人的神经系统比较解剖学》。一年后他回到荷兰，又推荐自己的学生福顿（A.B.Droogleever Fortuyn）来协和担任神经解剖学和胚胎学教授。
1924年秋，美国儿科权威豪特（L.Emmett Holt）来协和任客座教授。他著有《婴儿和儿童时期的疾病》和《育婴指南》，是美国影响力广泛的医学读物。他担任协和客座教授期间，每天忙于教学生、查病房及免费诊疗特约患者，每月作一次专题演讲，阐述儿科方面的预防医学。后因慢性肾炎恶化，于1925年1月14日在北京病逝。
这些国际上“最好的人才”的流动，也帮助协和成为东方的科学活动中心，享誉世界。迄今，医院的员工受“百人计划”项目的资助，到各国先进医学中心学习的时候，只要提及来自“PUMCH”（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依然会受到尊敬和礼遇。
李洪迥曾在《我与协和皮肤科》一文中谈到他初入协和医院的经历和感受。1932年，他在协和医院当实习医生，原本想去儿科，却受到皮肤科外籍主任傅瑞思教授的青睐，欲聘他到皮肤科工作。据李洪迥回忆：“傅瑞思在协和是很有权势的，我如不应他的聘，也休想去其他科，而离开协和，我又舍不得。因为协和有学问渊博的教授，有国内最好的医学图书馆、良好的设备、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工作、生活条件。”
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发现皮肤科门诊患者很多，病种多到千余种，常见的也有一两百种，可学的东西很多。在治疗手段方面既有内治，也有外治，如用药物、手术、放射、同位素、冷冻、电解、电干、电灼等，渐渐建立了学皮肤性病的专业思想。在李洪迥当住院医师期间，得到了傅瑞思的很多宝贵诊疗知识，更学习了他有条不紊的工作方法。例如治头癣的醋酸铊使用过量会中毒，因此傅瑞思规定必须经主治医师核对患者体重，并审阅剂量正确与否，签字后才能开药。傅瑞思为皮肤科制定的医教研的规章制度，“在我1950年回协和重建皮肤科时，很有借鉴的价值”。
到了20世纪30年代，从协和毕业或来协和工作的中国优秀人才，渐渐成为协和骨干，比如内科的张孝骞、李宗恩，外科的曾宪九、吴英恺，儿科的诸福棠，妇产科的林巧稚……美国《时代周刊》曾特别提到，协和办得如此成功，以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里的骨干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刘士豪，一级教授，著名内分泌学家、临床医学家、生物化学家，中国内分泌学科奠基人。1925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文海奖学金。学术上最突出的贡献是对钙磷代谢的深入研究，发表多篇重要论文，为历史性和经典性医学文献，被国际内分泌学界权威誉为“协和的研究构成了世界上有关人类维生素D缺乏的代谢研究及其治疗的整个知识库”。对协和医院和中国内分泌学的学科建设倾注了毕生心血。20世纪30年代在协和医院建立了世界一流的代谢实验室和代谢病房，20世纪50年代在国内率先创建了各种内分泌激素测定及功能检测方法。20世纪60年代建立协和内分泌科，形成了垂体、肾上腺、甲状腺、糖尿病、钙磷代谢、生化、生理、组织化学、放射免疫等各个亚专业方向。对生物化学与临床医学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精辟阐述，影响深远。
林巧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著名妇产科学家，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1929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文海奖学金。一生接生5万多名婴儿，被称为“万婴之母”。她是做过协和总住院医师的第一位女性，也是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对胎儿宫内呼吸窘迫、女性盆腔结核、妇科肿瘤和新生儿溶血症等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研究作出了贡献。20世纪50年代提出并主持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子宫颈癌普查普治，使该病发病率迅速下降。她为现代妇产科学各亚专业学组的发展制订了规划蓝图。20世纪40年代筹建中和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50年代筹建北京妇产医院并任院长，为全国妇产科学界培养了大批优秀接班人。
黄家驷，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著名胸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我国胸外科学、生物医学工程学奠基人之一。1933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41年留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院，是美国胸外科专家委员会创始人之一。1945年回国后开创了中国的胸外科事业，开创了肺切除治疗重症肺结核、颈部食管胃吻合术等，创办了上海中山医院等多家医院的胸外科和上海胸科医院。1959年恢复协和八年制医学教育，任校长期间为培养中国高级医学人才呕心沥血、鞠躬尽瘁。1960年恢复重建北京协和医院胸外科并担任科主任。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外科学》专著，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胸外科专业人才，为新中国医学现代化作出巨大贡献。
曾宪九，一级教授，著名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现代基本外科奠基人，危重病医学和肠外肠内营养学科开拓者。194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国内率先开展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及脾肾静脉吻合术，改进了Roux-Y小肠吻合术等多种外科术式，最早开展胰腺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使北京协和医院胰腺癌、胰腺内分泌肿瘤等的诊治水平居世界前列。创建国内第一个外科营养与代谢实验室，规划筹建了国内第一个加强医疗病房，为我国肠外肠内营养学、危重病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现代外科学发展、外科人才培养和协和医院外科学科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除了全盘接收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外，协和医院还从全国各地的医学院广纳良才，“英雄不问出处”是迄今协和人仍津津乐道的传统，避免了一家独大所带来的学科发展掣肘。
张孝骞，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中国现代医学先驱，卓越的医学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胃肠病学创始人。他是湘雅医学院的首届毕业生，于1924年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30年，他组建协和内科消化专业组，1937—1948年任湘雅医学院院长。1948年重回协和医院任内科主任，并于20世纪50年代在协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消化专科，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消化内科主任，对内科学系建设、人才培养、医学教育和临床实践倾注了全部心血，在临床内科领域及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对建立和推动我国现代医学事业和医学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吴英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著名外科学家，中国心胸外科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1933年毕业于辽宁医科专门学校，之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工作。1940年在协和医院完成中国第一例食管癌切除、胃-食管胸内吻合术，在国内首次完成未闭动脉导管结扎术、缩窄性心包炎剥脱术。1942年留学美国，是美国胸外科协会创始人之一。1948年在协和医院恢复重建协和外科，担任外科主任到1956年，期间积极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医疗工作并编写《野战外科学》。先后在各地组建过3家著名医院、2个研究所和6个外科或胸心外科。积极倡导并组织我国医务工作者开展食管癌普查及科研大协作，20世纪80年代开创了我国心血管流行病学和人群防治事业之先河。
宋鸿钊，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妇产科学家，中国妇科肿瘤研究的开创者之一。1938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获理学士学位。1943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早年研究妇科手术学及妇科内分泌学，是国内最早从事计划生育宣传与研究的工作者之一，为宫内避孕器和口服避孕药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创用大剂量化疗方法治疗绒毛膜上皮癌，使绒癌从死亡率90%变成根治率90%，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提出新的绒癌临床分期，成为国际统一分期标准的基础，使我国滋养细胞肿瘤研究居国际领先水平。
胡正详、诸福棠、邓家栋、许英魁、冯应琨、钟惠澜、陈志潜、王季午、黄萃庭、金显宅、关颂韬、胡传揆、罗宗贤、张庆松、李洪迥、吴阶平……这些医学大师的相继涌现，如颗颗灿星，照亮了20世纪中国的大半个医学天空。
协和创办之初就将科学研究确定为重要任务之一，选题着眼于中国特有的重大、迫切的医药卫生问题，确定了紧密结合临床的科研方针。当时中国主要医学刊物《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版）、《中华生理学杂志》首任主编由协和人担任，杂志刊登论著多出自协和医师，协和学术报告亦常见于美国著名医学杂志，对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世界医学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士豪1924年发表第一篇钙磷代谢论文，1927年提出“渗透性钙”的作用，引起国际关注。在妇产科马士敦对中国北方妊娠妇女骨软化症研究的基础上，20年代后期，韩诺恩（R.R.Hannon）、刘士豪、朱宪彝、王叔咸、周寿恺、郁采蘩等对骨软化症继续进行研究，在国内首次证明维生素D缺乏的因果，在国际上首次证明人乳中含有维生素D，提出维生素D治疗骨软化症的最低剂量。
1934年刘士豪收治一例由胰岛素瘤引起低血糖的患者，手术切除后患者痊愈，这是国际第17例、中国第1例胰岛素瘤报告，发表在1936年的《临床研究杂志》（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 JCI ）上。1935年王叔咸发表《糖尿病之简易实用治疗法》。张孝骞1933年测定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的血容量，证实补液法可恢复血容量，这是临床医学的一个巨大进步。1939年，斯乃博总结中国糖尿病特点，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
张孝骞在内科实验室工作
杨怀德（Charles W.Young）于1923年建立黑热病现场研究室及黑热病模型，确定白蛉为黑热病的传播媒介，肯定外周血的诊断作用，为筛查黑热病奠定了基础。谢和平提出了著名的Sia's test（谢氏检验）用于黑热病检测。钟惠澜在世界上首报犬与人的黑热病由同一病原体引起，动物实验证实犬、人、白蛉三者传染链条的关系，提出以骨髓穿刺检查替代脾脏穿刺，将“钟氏补体结合试验”用于早期诊断。李宗恩发现犬利什曼原虫病是人类黑热病的贮存宿主。吴朝仁与福科纳（Clauder E.Forkner）首报黑热病伴发的急性粒细胞缺乏症。王季午创建了血涂片检查利什曼体的新方法，证实新斯锑波霜等为当时最有效的抗黑热病药物。
钟惠澜证实大量回归热螺旋体自虱体内逸出，经皮肤伤口侵入人体而致病，推翻了“回归热是因感染性虱子吸人血而感染”的传统说法，该发现被收录在各国医学书籍中。
吴朝仁统计了协和15年内5 000余患者，其中450例斑疹伤寒，病死率约为10%。他还分离出鼠型斑疹伤寒立克次氏体。霍巴特（Hobart A.Reimann）证实普氏立克次氏体是独立存在的，证实斑疹伤寒的“外斐试验”不受肠道内伤寒杆菌干扰。谢少文1934年在动物体外活细胞内培养出斑疹伤寒立克次氏体，为疫苗制备打下基础。
福斯特（Ernest Carroll Faust）创立了协和寄生虫学系，对中国各地寄生虫病进行调查，包括日本血吸虫病、肝吸虫病、布氏姜片虫病、疟疾和阿米巴病等。福斯特的名字被铭刻在寄生虫病史上，其权威性著作《寄生虫学》绝大部分内容来自在协和工作期间的调查研究资料。
谢少文改进了诊断伤寒、副伤寒的肥达反应法，改进了多种病原细菌的鉴别培养基，发展了结核分枝杆菌的快速培养法。1932年，他分离出布鲁氏菌，首次证明中国北方有波浪热（布氏菌病）流行。
1930年，傅瑞思和胡传揆研究了雌激素对梅毒的影响，找到女性梅毒患者轻于男性梅毒患者的原因。傅瑞思和李洪迥对比研究5 492例中国黄种人、3 274例白种人、7 902例黑种人的梅毒病例后合写的《黄、白、黑三种人在梅毒免疫上的差异》，1946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对梅毒免疫研究有重要价值。
20世纪20年代，林可胜因发现“肠抑胃素”而闻名国际，是我国胃肠内分泌学的先驱，我国许多生理学领军人物都曾在他的实验室进修过。林可胜与马文超从细胞学水平研究了高尔基体改变与胃分泌间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张孝骞率先在临床使用组胺法化验胃液分泌，提出发热对胃分泌功能有抑制作用的新论点，论文发表在美国的《临床研究杂志》上。
20世纪20年代，林可胜与尼科利斯（Heinrich Necheles）在国际率先开展人工肾研究，在血液透析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30年，董承琅提出黏液性水肿可引起明显的心脏增大和心肌损害，治疗后心脏可完全恢复正常，论文在《美国心脏病杂志》发表。1937年，邓家栋报道中国第一例嗜酸粒细胞白血病。
许英魁发表多篇论著，提出中国多发性硬化的病理特点不是硬化而是坏死、软化灶；指出脱髓鞘病变可能为一氧化碳直接侵害或为缺氧的结果，这一结论奠定了一氧化碳中毒的病理基础。论文在英国《脑》杂志发表后，为许多国外教科书所引用。1942年他在美国《神经精神科记事》上撰文，阐明了维生素B 1 和烟酸缺乏时神经系统病变的特点，对临床诊断和治疗有重要意义。
1922年范戈德为强直性脊椎炎患者行全麻下关节成形术的病历资料
1922年，范戈德（George Wilson Van Gorder）为一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行全麻下关节成形术；1937年，米尔特纳（Leo J.Miltner）就中国缠足及治疗的相关研究刊文于《骨与关节外科杂志》（ the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 JBJS ）；孟继懋首创孟氏截骨术和孟氏肩关节融合术；1937年孟继懋与米尔特纳合著的 Primer on Fracture and Dislocation 为国内第一本骨科学专著。
迈尔斯（Miles）于1922年在东亚率先开展膀胱镜检查双侧输尿管管口、三角区，仅晚于世界首例一年。同年，谢元甫在国内率先开展耻骨上膀胱造瘘术、睾丸鞘膜积液瓶状修补术、膀胱癌切除术及肾切开取石术等手术。
20世纪20年代，谢元甫用Dakin溶液联合皮片移植，解决了感染性创面的修复难题；1921年，韦伯斯特（Jerome Webster）完成第一例唇腭裂畸形整复手术；同期，刘瑞恒、贝克（Beck）等开展了唇裂、齿槽嵴裂等修复手术。
1925年，泰勒开展第一例三叉神经感觉根切断术，后又进行脊膜膨出修补术等；1927—1939年，关颂韬开展脑异物取出术、脑肿瘤切除术、脑室穿刺造影术等；1930年，娄克斯开展第一例椎管内脊膜瘤切除术；1933年，方先之开展颅骨骨折切开复位术。关颂韬、赵以成撰写《颅骨骨折》《脑部损伤》等论著，被公认是中国神经外科先驱。
1937年，王大同用肺门止血带结扎法，完成中国第一例左肺下叶切除术，距世界首例5年；1941年张纪正采用支气管、肺门血管分别结扎法，为鳞癌患者行中国第一例左全肺切除术，距世界首例8年。1940年，吴英恺成功施行中国第一例经胸腔食管下段癌切除及胃-食管胸内吻合术，为中国食管癌外科治疗奠定了基石，娄克斯与吴英恺合写的文章在美国《胸外科杂志》刊登。
1921年邓勒普开展首例乳突根治术、乳突单纯切除术等；1922年刘瑞华开展食管镜食管扩张术、喉镜检查取异物等；1930年开展电测听和前庭功能检测；20世纪30年代将支气管镜下取气管异物技术引进中国。1939年张庆松筹建中国首个变态反应专科门诊并开展变态反应疾病的研究，1941年开展全喉切除术。
20世纪30年代，孔裴德（Peter Kronfeld）对正常眼和异常眼的生理学及交感、副交感神经系统进行研究；罗宗贤和张峨证明磺胺类药物对沙眼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林巧稚在国内最早开展孕期母体免疫预防新生儿破伤风工作。1938年，林巧稚对胎盘前置和胎盘早剥进行深入观察，发现鸦片成瘾是中国女性胎盘早剥的原因，胎儿高死亡率和早产与孕母营养不良关系密切。盖伊（Ruth A.Guy）与叶恭绍合作研究证实，豆粉中加入适量盐、钙及植物油可用于婴幼儿喂养。祝慎之首先证实大豆蛋白含有多种氨基酸，加入盐类及维生素A、维生素D后可作为饲婴佳品。诸福棠首先发现低钙可致6个月以下婴儿手足抽搐，所著《实用儿科学》1943年首次出版，成为全国通用儿科参考书。
1917—1942年被公认为是协和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东方，第一次有了一个丝毫不逊于欧美的现代医学殿堂，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雄厚资本，有世界各地年轻、优秀又富有独创精神的医者在这个理想主义的乐园里击楫中流，有各种各样的世界最新理论、最新制度、最新技术在这片“试验田”上深耕细耨。
正如《协和：西医东渐90年》中所言：“在动荡不宁的中国20世纪上半叶，协和的崛起更像是一个传说。”
时至今日，在建院百年之际，医院所提出的愿景依然是“重回建院之初的学术巅峰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