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目标

威慑，在其最宽泛的理解中，意味着规劝对手不要发起一项特定的行动。因为（对手）所感知到的收益，并不能证明其预估损失和风险的合理性。战争决定的作出不仅是出于军事的考量——一国的实力是否有能力实现其在战场上的目标， ^[3] 其他的非军事因素也会影响威慑的作用。如果我们假设成功的军事行动能够获得广泛的、肯定的政治权益，那么我们必须认识到影响这些政策制定者的一系列因素。 具体来说，领导人必须考虑到非军事性质行为的风险和成本。决策者可以很好地评估盟国和对手可能作出的反应，国际法的各个方面，诸如联合国这样的机构可能作出的反应，以及对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总之，广义的威慑定义是：威慑最终是以下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函数：领导人预估从军事行动中得到的政治收益，以及大量军事的、非军事的代价及风险。

如果可能的话，发展这种理论需要将所有因素都考虑其中——而这也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我必须缩小我的研究范围。 ^[4] 首先，我专注于基于威慑下作出的军事考量的研究。其次，我专注于研究这些军事考量和预估的政治收益、风险及代价等非军事因素之间的关系。我试图去回答下面两个问题：首先，那些考虑采取军事行动的决策者，是如何受到战场预期结果影响的？其次，这些军事考虑和那些导致一国发动战争的广泛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此我需要强调，我并不是尝试分析这些政治力量的细节。

惩罚性威慑与拒止性威慑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惩罚性威慑是通过扬言摧毁对手的公民人口和工业来阻止对手的行动；拒止性威慑需要使对手信服其不会在战场上达到目标。 ^[5] 迪安·艾奇逊恰当地表达了这种区别：“我们认为阻止苏联在西欧强加意志的唯一威慑力量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只要苏联一有企图，美国力量将被用于阻止它。如果必要的话，美国力量将对苏联施加莫斯科政权所不愿经受的伤害。” ^[6]

惩罚性威慑通常与核武器联系在一起，但有时也与常规武器有关。 ^[7] 反之，战争的拒止通常与常规部队联系在一起，尽管有一种学说认为核武器可以而且应该在战场上使用。 ^[8] 正如此研究中的定义，常规威慑是通过常规部队来阻止侵略者实现战场目标的能力的函数。因此我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当两支大规模的军队在危机中面对面时，出于何种军事考量使得一方认为其能够发动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

常规威慑与战场结果直接相关，也使得“ 战场 ”一词的内涵更加广泛。本书的研究考察了与一种特定类型的常规战场有关的威慑的失败，在这种战场上，两支大规模的军队直接面对彼此，如果爆发战争，两支军队会在相对广阔的空间中直接交战。因此，我的理论并不适用于像越南战争那样的游击战，也不适用于像珍珠港那样的海空战。

然而，进一步设定理论的边界是必要的。虽然上述定义的那种常规战争在整个历史进程中都能找到，但我的理论只适用于现代战争，即装甲主导的战场。我无意解释普法战争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威慑失败的原因。之所以如此确定本书的研究范围是因为，是否参战的决定是基于对战争行为的特殊考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领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在1806年的耶拿战争，拿破仑击败了普鲁士军队。这一战不同于1870年的色当战争，当时普鲁士军队扭转了战局，大败法国。 两场战争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结果，原因在于1806年的耶拿还未建成铁路，总参谋系统也处于襁褓阶段，枪管上拧刺刀的燧发枪是主要的步兵武器。但到了1870年，铁路和总参谋系统已经在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后膛装载步枪在当时取得了革命性的进展，并且成为标准的步兵武器，同时火炮也取得了重大的革新。战略、战术和武器深受这种进步的影响。简而言之，在耶拿战争和色当战争之间的64年间，战争的行为发生了转变。

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威慑所依据的详细军事运筹，导致威慑等式中的变量也随着时间而改变。例如，政策制定者在1939年考虑战争时所面临的问题与1800年时截然不同。克劳塞维茨对这一观点可能做了最好的阐释，他写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战争类型、限制条件和独特的先入之见。因此，每个时代都坚持自己的战争理论，即使人们总是普遍地、迫切地希望根据科学原理来解决问题。由此得出，任何时代的事件都必须根据其自身的特点来判断。”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人们很难对适用于所有历史时期的常规威慑作出有意义的概括。因此，有必要确定在一个特定的年代，是什么军事考量导致了威慑的失败。

我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的这段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坦克并未出现，军队也不依靠机动（轮式）交通工具。欧洲军队基本上是由步行步兵和马拉火炮组成。在战争结束时，双方都派遣了大量机械化（履带式）的机动车辆。新武器的引入，特别是坦克，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行为，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得到了明显的验证：德国仅仅用了六周就征服了法国。在下一章中我们会继续讨论坦克在常规战场上的影响。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常规战争的性质基本保持不变。如今，尽管武器装备（如坦克、大炮、战斗机）变得更加先进了，但它们本质上仍未改变；而且现在的军队也是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路径组织起来的。此外，理论家们今天辩论的也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相同的理论（例如，坦克相对于步兵和炮兵的重要性；近距离空中支援与地面部队的关系）。简而言之，过去的教训正广泛应用于现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当代问题的影响在美国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民防分析师对军事史知之甚少。 ^[9] 人们普遍认为，出于当代的意愿，核武器已经消除了过去的武装，使人们丧失了研究它的动力。 此外，美国军事部队也没有强烈的意愿去利用其在早期的经验进行研究。 ^[10] 但是，在其他关心发动一场常规战争前景的国家，情况并非如此。例如，以色列军方特别注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的研究， ^[11] 而苏联不断强调着伟大卫国战争的教训。 ^[12] 强有力的线索把不远的过去和现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连续性使得我们能够提出与1939年威慑失败以及1973年中东威慑失败相关的命题。

当然，我关注的不仅仅是支撑威慑的军事考量，还有它们与政治利益之间更广泛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概括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且都是有意义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与现代战场无关的威慑失败中的战争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这种更普遍的战争水平有关的许多问题都不受时间限制，处理战争行为的问题也是如此。 克劳塞维茨写于19世纪初的《战争论》，也阐释了这一观点。一方面，书中关于处理实际战场的战略和战术部分在今天基本上无关紧要，此外，《战争论》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战场拒止的细节；但另一方面，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的本质和战争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看法至今仍然很有见地，这也说明了此书经久不衰的伟大之处。 8tJyI83Fl0F445r1m+bhJP4GB1ptji7s0TiMUfGjC8NyZxT22+T4E4CTABm52fs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