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是一本有关战争起源的书。为什么国家在面临一场大规模常规战争的背景下，有时会发起攻击，而有时不会？例如，为什么英国和法国在1939年9月3日对德国宣战后没有采取军事行动？反之，为什么德国在1940年5月10日通过攻击西方盟国来结束所谓的互相对峙的状态？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当双方军队在危机形势下互相对抗时，常规威慑到底在什么条件下会失败？

接下来的章节讨论了导致主要常规战争的一些危机。通过识别其中某些共同的因素，我希望能够提出一些观点以阐明常规威慑的成败。我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解释在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中导致威慑失败的原因，例如，我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和阿以战争中威慑的成与败；第二是阐明当代政策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一项对于过去“威慑失败”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威慑”在中欧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作用。此外，我还关心一些相对技术性的问题，比如精确制导武器以及关于机动战和消耗战间的争论。简而言之，我的书中有很多关于常规战争行为的论述，详尽地回答了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这种讨论对于分析比较技术性的问题是必要的，了解军事战略对于解释曾经威慑失败和成功的案例也是十分必要的。显而易见，常规威慑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军事战略所决定的。

战略和战术的主题对本书的写作范围提出了一个关键点。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着一个正在考虑战争的国家，其中有很多是非军事因素。首先，我将集中讨论构成决策过程基础的军事考量，也可以说是导致战争或远离战争的军事思想；其次，我将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军事因素与使一个国家走向侵略的、更广泛的政治考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令人惊讶的是，现实中关于常规威慑的论述少之又少。军事威慑的其他两个主题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第一个主题是核目标战略，更具体地说，就是不同的战略，如反击力（counterforce)和反击价值目标(countervalue)如何影响超级大国之间的威慑。我把第二个主题称为“承诺的可信性”（credibility of commitment)，考虑到使用武力带来的巨大风险和成本，一个国家是否会使用武力来捍卫某些利益，尤其是在国界以外的区域。我毫不怀疑这些主题的重要性。但我认为对于它们的讨论掩盖了第三个同样值得分析的重要领域，那就是常规威慑。

本书诞生于1976年的春天，当时我还是康奈尔大学一年级的研究生，参加了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的战略研讨会。在课程早期，他便建议我研究这几个主题中的任意一个，常规威慑便是其中之一。虽然我之前几乎没有考虑过这个主题，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与之相关的著作十分稀缺。

我的课程论文中概述的理论与本书内容存在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重要的差异。毫无疑问，最终的成果是在最初基础上取得的巨大进步。写作对我而言不是一件易事。首先，想要提出一个理论是极其困难的；其次，由于该主题之前研究的学者很少，我几乎得不到什么指引，幸而我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在此，我想对那些帮助过我的人和机构表达感激之情。

在我的选题领域中，著名专家乔治·奎斯特（George Quester)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帮助我制订和完善了基本论点，并通过许多方式协助我。他们的支持和鼓励至关重要，因为接下来的部分直接挑战了他们的一些主要观点。另外，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和威廉·泰特奥特（William Tetreault)都作出了非常详细而有用的评论，影响了本书的定稿。哈佛大学的国内政治和安全政策工作组的大部分成员也仔细地阅读了这份手稿，成员中有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史蒂文·米勒(Steven Miller)、巴里·波森（Barry Posen)、杰克·斯奈德和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等。两次会议小组讨论都帮助我阐明了自己的论点，所以我十分感谢下列人员提出的宝贵意见：罗伯特·伯曼（Robert Berman)、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海因里希·布赫(Heinrich Buch)、艾略特·科恩(Eliot Cohen)、沃纳·丹豪泽(Werner Dannhauser)、史蒂文·戴维（Steven David)、玛丽·休斯·德菲(Mary Hughes Durfee)、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Grieco)、迈克尔·汉德尔(Michael Handel)、洛塔尔·霍贝尔特（Lother Höbelt)、威廉·马可(William Mako)、马修·墨菲(Matthew Murphy)、威廉姆森·默里（Williamson Murray)、斯蒂芬·罗森(Stephen Rosen)、威廉·施瓦茨(William Schwartz)、贾妮斯·斯坦(Janice Stein)、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和达尼·扎米尔(Dani Zamir)。

与此同时，我得到了各种渠道的资金支持。康奈尔大学和平研究项目的资金允许我能够在中东、欧洲和美国开展研究。我同样受到了下列机构的支持：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布鲁金斯学会、康奈尔大学、福特基金会、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世界政治研究所、克利夫兰的犹太人职业服务组织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没有这些慷慨的帮助，我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1978年夏天，我在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实习，在那里我有机会和专家讨论各种技术性的问题，并且受益匪浅。我特别想对菲利普·卡伯(Phillip Karber)表达感激之情，他花了很多时间和我讨论装甲战争。1979年9月至1980年8月，作为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在那里我写出了本书初稿。1980年9月至1982年8月，作为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我在那里重写了好几次手稿。我十分感谢这两个机构中的许多人对我的帮助，特别是塞缪尔·亨廷顿和约翰·斯坦布鲁纳。我也非常感激欧洲、中东以及美国的许多人，他们就本书主题的各个方面与我进行了详尽的交谈。

本书的第六章是在1982年夏天发表在《国际安全》（ International Security ）上的一篇论文的基础上略作修改而成的，而第七章则改编于《生存》（ Survival ）上1979年3月—4月的一篇文章，因此，我十分感谢这两家期刊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允许我将这两篇文章收录到本书中。另外，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利德尔·哈特军事档案中心也慷慨地允许我引用利德尔·哈特的个人档案。

马丁·范·克里费德（Martin Van Creveld)曾在《供应战争——从华伦斯坦到巴顿的后勤史》( Supplying War: Logistics from Wallenstein to Patton )中说过：“后勤占据了高达十分之九的战争业务”［ Supplying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231］。他的话同样适用于写作，正如所有人都知道是谁完成了写作。虽然作家在许多领域需要援助，但打字在这方面特别重要。我十分感谢格特鲁德·菲茨帕特里克(Gertrude Fitzpatrick)、珍妮特·豪钦（Janet Haouchine)、罗纳德·莱弗利(Ronald Lively)、南希·索科尔(Nancy Sokol)和琼·特沃梅尔(Jean Twoomey)在后勤领域作出的贡献。最后，我衷心感谢吉尔福德集团的马西娅·布鲁贝克(Marcia Brubeck)和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凯·朔伊尔(Kay Scheuer)，他们为最终版本的编写提供了很多帮助。

我将此卷献给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我的妻子玛丽。她多次输入每个章节的手稿，帮助我无数次地校对和修改，并精心编辑了几乎每个章节。她不仅确保了这份手稿的可读性，也带来了许多实质性的批评意见。此外，她始终给予我鼓励和支持，尤其在那些最黑暗的时刻。如果没有她，这本书的出版将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她将赢得接下来所有最好事情的荣誉。

约翰·米尔斯海默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