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危殆之国

形势的发展完全乱了套。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感觉到了，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称，必须做点什么“以避免成为人类编年史上遭人唾弃的人物”。弗吉尼亚议员威廉·格雷森（William Grayson）则写信给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表示形势如无改变，“我们将成为地球上最让人看不起的国家之一”。马萨诸塞行政长官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也曾在马萨诸塞议会上发言：“当务之急，是如何加强和完善邦联职能以使其能够胜任邦联事务。各邦对此需高度关注，这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詹姆斯·麦迪逊在写给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的信中声称，“如果对当前的这些突发性事件视而不见，我们将会陷入令人绝望的境地”。

在开始的时候，一切仿佛都充满希望。当时美利坚人民认为自己建立的国家延续不了多少年。但是最后，他们奇迹般地打败了强敌英国，然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发现美利坚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深信这是全能的上帝的恩宠。至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利坚人民已然确信他们在人类历史上必将占有一席之地。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曾如此描述：“当下之世，暴政横行，各国之间利益倾轧，关系微妙，而美利坚人民则是其中的异数，他们将向全世界展示节俭克己、忠诚仁义等种种美德。一言以蔽之，他们将成为‘笃信基督的斯巴达人’——世人的榜样。”

美利坚的国土是一块块殖民地拼凑而成的。各殖民地建立时间有先后，居民的生活理念也各不相同，新英格兰地区的加尔文教徒坚忍不拔，南方腹地的居民则耽于享乐。在1776年之前，统一的美利坚政府并不存在，各殖民地拥有独立的议会、理事会，地方执政官则通常由英王直接任命。各殖民地政府均代表“美利坚”坐镇伦敦。英国国会和英王均有权，也确实针对美利坚各殖民地制定了许多有关货运和商贸的普通法。不过，各殖民地则想方设法逃避繁重的赋税，所以均各行其是。

1776年，《独立宣言》签署之后，各殖民地政府存在的法律依据逐渐消失，各地开始竞相制定宪法，成立新的地方政府。当时的美利坚各邦，实质上已经是各自独立的国家。然而，这些刚刚获得自由的殖民地清楚地意识到，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如果与英国交战的话，他们可能连一场常规战都打不赢。1776年6月，各邦代表在费城大陆会议投票决定起草宪法，成立“一个牢固的友谊同盟”。会议最终形成的文件就是《邦联条例》，而依据该条例创建的政权组织几乎等同于国家同盟。根据《邦联条例》，议会为一院制，各邦无论人口多少，均享有一票表决权，人口众多的大邦对此规定极为不满。政府没有实际的行政首脑，议会主席除了主持会议，没有任何权力。外交部、作战部、财政部陆续成立后，纵然部长们声名卓著，但手中的实权却少得可怜。条例授权成立了海事法庭及专门处理土地纠纷的法庭，但是各法庭成立后只处理过一桩邦际纠纷，法律事务实际上仍然处于各邦的地区法庭掌控之下。《邦联条例》的修订需获得13个邦的一致同意，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事实上该条例从未被修订过。

各邦保留“主权”是《邦联条例》的基本原则。尽管没人清楚这一原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它的确意味着各邦可以无视邦联议会通过的法律，且无后顾之忧。邦联议会可以要求各邦依人口比例纳税，但却没办法强迫各邦缴税。部分邦总是找各种借口推诿缴税，一个两个都这样做之后，其他邦也开始观望，表示要等别的邦上交后再说。议会向各邦征兵，征集子弹、马车、毛毯等战时物资时，同样的情形持续上演。各邦总是视自己的情况来运送物资，经常是仗打到家门口了才会运送。

当和平降临的时候，各种问题也接踵而至，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累积下来的对外事务。根据1783年签订的停战协定《巴黎条约》，英军须从五大湖地区撤出，但是英国人拒不执行。英国人对五大湖地区的实际控制，使得邦联政府无法争取自己的领土利益。

而西班牙人占领的土地，范围自密西西比河以西，直到密西西比河出海口城市新奥尔良，同时还声称属美利坚的大片领土应为其所有。密西西比河是当时西部的主要河流，不仅灌溉了良田万顷，而且是出入西部的唯一交通要道，对西部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在1784年，西班牙人却关闭了其控制区域内南至纳齐兹市（Natchez）的水上航道。

面对英国和西班牙的挑衅，邦联政府束手无策。独立战争已经结束，军队人员都已遣散，没人愿意纳税建立常备军。当时的情形是，武装力量减少到700人，且装备不良。1787年，作战部部长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因无力承担费用，不得不将其参谋人员数量裁至3人。

除此之外，还有印第安人的问题。英国和西班牙都给印第安人提供武器，怂恿他们袭击边远地区的居民定居地，使得当地居民惶惶不可终日。莫霍克族首领约瑟夫·勃兰特（Joseph Brant）是一名印白混血儿，曾是英军中的一名上尉。1787年，他组织了一支上千人的印第安军队，下定决心要把美利坚人赶出西北。南方的亚历山大·麦克吉尔瑞（Alexander McGillivray）也是一名混血儿，当时年仅24岁，才华出众。他召集了上万名印第安人，以游击战术频频骚扰当地的美利坚拓荒者。

许多美利坚人都明白，引起这些边境斗争的主要责任不在印第安人。印第安人虽素有屠杀妇孺的恶名，但在今天的历史学家眼中，此类争端往往是由当时的边境拓荒者引发的。拓荒者们无视与印第安人的约定，擅自在属于印第安人的森林和土地中伐树开荒。争斗双方都曾犯下野蛮的屠杀罪行。在宾夕法尼亚的华盛顿县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支约300人的美利坚军队在行军途中经过一个特拉华族印第安人聚居的小村庄。“这些美利坚人受到了印第安人热情友好的接待，好吃好喝地在村子里住了3天。但是到了星期天，他们将全村男女聚集在教堂里，趁着村民唱赞美诗的时候开枪屠杀，全村90余人仅有1人逃出生天。”

在很多人看来，孰对孰错无关紧要，关键是邦联政府无力改善局势。一些西部居民被印第安人吓破了胆，决定寻求西班牙的庇护。一名年轻的美利坚军官，来自肯塔基的詹姆斯·威金森（James Wilkingson），就宣誓效忠西班牙国王，以此换取贸易特许权。此后，威金森开始鼓动肯塔基独立，以便和西班牙单独签订贸易协定牟取厚利。在1787年制宪会议召开前的数月，如华盛顿所述，西部居民“如同站在滚轴之上，轻如羽翼的一触就足以使其四散而去”。

地中海上的麻烦事也不少，北非巴巴里（Barbary）的海盗盯上了美利坚的货船。对大多数殖民地来说，与地中海地区的商贸都是举足轻重的。据托马斯·杰斐逊估计，销往地中海地区的小麦和面粉占各殖民地生产总量的六分之一，腊鱼和咸鱼则高达四分之一。北非海盗在阿尔及尔、突尼斯、的黎波里以及摩洛哥地区四处劫人越货，掳得的美利坚公民则当作奴隶发卖，或向其家属勒索赎金。

1785年，阿尔及利亚人截获了两艘美利坚船只，绑架船员和乘客勒索赎金，捉襟见肘的邦联政府却只付得起每人200美元的赎金。阿尔及尔总督对此不屑一顾，这些人质因此在狱中饱受折磨，相当一部分人得瘟疫而死。与此同时，的黎波里省长向邦联政府提议，邦联政府支付12 500几尼（金币）以保美属船只一年内不受海盗侵扰。对此，邦联政府也一样无力承担。

由于当时的美利坚已经不再隶属于大英帝国，因此美利坚的商人被英属西印度群岛拒之门外，而之前他们在此可是赚得盆满钵满。运货商迫切希望能够重启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往来，或者与其他欧洲国家签订商贸协议以弥补损失。

此类外交政策问题的解决办法显而易见，一个稳固的政府就足以胜任。但不幸的是，全体13个邦不可能就任何一个问题达成一致。举例来说，1785年，为了重启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往来，航运业发达的马萨诸塞、罗得岛和新罕布什尔立法限制对英贸易，期望以此迫使英方在西印度群岛问题上作出让步。但是康涅狄格却觉得这是个将英方贸易吸引过来的机会，因此拒绝加入上述3个邦的阵营，导致该计划搁浅。在各邦与西班牙的关系问题上，类似的冲突也同样存在。乔治亚等邦西部的土地一直延伸至密西西比河东岸，未来这片土地可能会吸引大批新移民进入。因此，乔治亚等邦希冀恢复密西西比河水上航运，同时获得西班牙控制下的土地。而东部沿海各邦因为西部没有土地，则希望避免与西班牙开战，免得被西班牙人的坚船利舰摧毁家园。此情此景之下，必须做点事情以应对危局，但做什么呢？马萨诸塞议员鲁弗斯·金（Rufus King），也是之后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之一，在动身前往费城之前数月曾简洁地概括：

如果我们与西班牙之间的争端无法解决，我们要么完全放弃西部居民，要么加入他们与西班牙的战斗。后者根本不用考虑，前者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很失策，而且现在就承认这一点也不明智。

即使与英国和西班牙签订条约，邦联政府也被人质疑是否有能力强制执行。根据《巴黎条约》，保皇党人在战争中损失的财产须由接管或自革命政府手中购买的美利坚人予以偿还。各邦议会经常在处理此类债务纠纷以及战前欠债纠纷时拖后腿，而邦联政府也无力执行《巴黎条约》的规定。英方遂以此为借口，拒绝撤出五大湖要塞。乔治亚与南卡罗来纳不仅拒不执行邦联议会与印第安人签订的条约，而且以己方私自签订的条约取而代之。事实上，正如英国人所说，“签订对美利坚各邦均具有约束力的条约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签订条约势在必行，那么只能和各邦分别签订”。这一论断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有例为证，1777年，弗吉尼亚通过了没收保皇党人土地的法案。当时有这样一个典型案例，一名叫丹尼·马丁（Denny Martin）的英国人，在弗吉尼亚法院起诉要求返还被没收的土地，这些土地是从他的叔叔大领主费尔法克斯（Fairfax）处继承的遗产。但是弗吉尼亚法院无视《巴黎条约》的规定，驳回了马丁的起诉。直到1816年，新政府最高法院接手这一案件后，马丁才打赢了这场官司。

各邦之间的纷争，也使得邦联议会难以制定出具有聚合力的国内政策。比如，大西洋沿岸各邦据地利之便，向毗邻各邦经纽约、费城、波士顿和查尔斯顿等港口城市进口的货物征税。其中以纽约邦为甚，运往康涅狄格和新泽西的货物都必须向纽约邦政府纳税。新泽西因此要求邦联政府出面解决这一争端，但是邦联政府不愿或者不能处理。新泽西对此感到不满，遂投票决定拒绝缴纳邦联政府向其征收的税款。此举在邦联议会引发极大震动，后为制宪会议代表之一的马萨诸塞议员纳撒尼尔·戈勒姆（Nathaniel Gorham）称，新泽西即将会同康涅狄格一起进军纽约，“流血事件只在顷刻”。而邦联议会力量实在太过薄弱，无法为冲突双方解决争端。

各邦关于边远地区广袤土地的纷争，同样令邦联议会束手无策。康涅狄格称宾夕法尼亚威尔克斯-巴里（Wilkes-Barre）地区的怀俄明河谷（Wyoming Valley）为其所有，并为之与宾夕法尼亚部队发生流血冲突；印第安人则威胁要收回卖给乔治亚的土地；佛蒙特脱离纽约邦自立，但却不被邦联政府承认；众多投机客也宣称这些土地归其所有，这些投机客周旋于印第安人以及各邦之间，与各方甚至各自之间都私下签有协议。这些错综复杂的领土纷争必须予以解决，否则美利坚人将无法获得边远土地潜在的巨大利益。几年以来，由于邦联议会无法达成统一意见，导致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的数个解决方案均未获得通过。

邦联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战争期间及战后积累的庞大债务。各邦及大陆会议通过发行纸币和债券（借据）来解决战争期间的财政问题。此类债券或为外国人购买，或发给参战士兵以充薪饷，或用来与美利坚商人交换猪肉、黄油、鞋子以及枪支等战时物资。如果新政府希望继续开展贸易，那么偿还债务势在必行。优良的信贷链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如果邦联政府的信用不佳，那么势必对其对外贸易造成毁灭性打击，导致数以千计的美国商人生计无着。

对此，各邦再次陷入纷争。各邦发行纸币的总额不同，结算方法各异。此外，部分邦还承担了部分国家债务，债务的形式也复杂多变。时势混乱繁复，却无人能够提出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

其实对内对外的这些纷争，并非没有解决办法。一个强势的政府，足以将英国人赶出五大湖地区，保护南部边境不受西班牙骚扰。一个强势的政府，可以和英国谈判重开西印度群岛市场，即使不成，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开拓新市场。战争的债务问题也可以解决，只要解决西部土地的争端，并将土地出售给拓荒者，所得收入足以还债。

然而不幸的是，邦联议会对此一筹莫展。问题的根本在于，各邦不愿意放弃“宝贵的主权”。历史学家彼得·欧努夫（Peter Onuf）指出，“13个各自为政的政治团体是《邦联条例》的前提条件，条例有效地阻止了各邦对国家政治事务达成一致意见”。事实上，各邦间的利益分歧，以及对建立统一政府所持的态度，使得很多美利坚人对此不抱希望。1787年，制宪会议的代表之一、南卡罗来纳议员皮尔斯·巴特勒（Pierce Butler）曾写道，南北方间的利益分歧“就如俄罗斯和土耳其一样”。就连乔治·华盛顿也曾说各邦居民“举止有别，背景各异，喜好不一”。

很多清醒的美利坚人早已意识到邦联议会无力解决其面临的诸多难题。在一次历史研讨会发言中，E.詹姆斯·弗格森（E. James Ferguson）认为政府改革运动始于1780年，当时还处于独立战争期间。弗格森称，1780年是“战争期间最令人沮丧的一年”，战争失利，货币贬值，士气日渐低迷。自此之后，今日历史学家所称的“国家主义”运动开始蓬勃发展，此项运动旨在加强中央集权。1781年《邦联条例》批准实施后，邦联议会成立了数个委员会，对《邦联条例》未及之处进行完善。症结所在显而易见，改革迫在眉睫。《邦联条例》的修订需各邦一致同意，这直接导致条例的修订工作毫无进展，任何一项修改提议都会被某些邦否决。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独立战争结束后，困顿了8年的美利坚人开始兴起一股“奢侈品”抢购潮。他们开始疯狂购买来自欧洲的钟表、地毯、玻璃器皿和餐具柜，其中尤以英国货最受青睐。人们不管有钱没钱都忙着订货，有钱的付钱，没钱的赊账。

这一情势不能任其发展，当然事实上也未能持续。英国商人很快就开始要求结账，大约在1784年左右，大量的货币开始流出美利坚。很难想象，我们现在熟视无睹的纸币在200多年前是个新鲜事物，很多人都不敢用。当时，普通美利坚人在交易中都使用硬通货，大部分都是国外货币。账目的结算一般是用英镑和先令（一名工匠一天能挣3个先令就算收入很高了），当时在美利坚流通的还有荷兰盾、法国法郎和西班牙银元。西班牙银元是当时用途最广泛的硬币之一，一块银元价值8雷亚尔（巴西货币），是当时著名的“8元硬币”。有时为了方便，一块银元被一分为四，每份价值2雷亚尔，或“25美分”，这一币值一直沿用至今。当时部分邦也曾自行铸币，康涅狄格就发行过铜币。各州发行的硬币面值不一，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各州货币的兑换价格（在1792年，百分制美元成为美利坚货币的基础）。

当时的大部分交易都通过记账方式完成，完全不需要兑换货币，双方只须在以后的交易中平账即可。在市面上流通的往往是“账单兑换”，基本上都是借据。也就是说，农夫史密斯付给商人约翰逊的，可能是布朗写给怀特的借据。

在任何情况下，硬通货都是限量发行的，而独立战争后美国的抢购潮导致硬通货开始从美利坚大量流出。1784年7月的一项统计结果显示，整个马萨诸塞流通的现金只有15万英镑，人均约10先令。这意味着很多人手里都没有现金，也没办法弄到现金。如此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美国历史上的一次危急事件——谢斯（Shays）起义。

自由的农民及其家庭在美利坚人口中占很大比例，是美利坚的中坚力量。但对他们而言，没有现金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他们手里从来都没几个子，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以一户农民为例，卖掉盈余的玉米、苹果酒、威士忌和纺纱，再买些钉子、盐，或者锡盘之类的奢侈品，每年经手的现金最多不超过10英镑。以物易物是他们的主要交易方式，农夫们向小镇商贩赊账购物，然后用木材或者苹果酒抵账，而商贩们则再将这些东西卖往别处。

虽然易货贸易是当时主要的交易方式，但是有时人们也会需要一些现金。在运送农产品途中或者农产品种植期间，有时会需要纳税。而小店铺在进些特别的货物时也需要支付现金，这就迫使店主不得不让卖家也支付部分现金。

显而易见，硬通货流出美利坚势必引发一连串问题。英国商人向美利坚商人要钱，美利坚商人向小店店主要钱，小店店主向农民们要钱，而农民们手头经常没钱。于是，店主们闹到法院，让法院执行官收缴农民的耕犁、马匹甚至农场抵债。如果这些还不够，法院甚至会将农民们抓进监狱。1784—1786年间，在马萨诸塞罕布什尔县，16岁以上成年男子中就有近三分之一的人陷入债务纠纷，这一情况在各邦都普遍存在。司法拍卖更是屡见不鲜，在拍卖会上，你可能会看到邻居家的牛，表哥家的犁，或者兄弟家的苹果酒桶。农民们被剥夺了抵押品的赎回权，数以百计的人因债入狱。1784年7月至1786年12月，仅罕布什尔县入狱人数就达73人。

陷入困境的农民如困兽般疯狂地寻找脱身之道。他们开始向邦议会寻求救助，请求议会通过留置法，这样可以将债务清偿期推后（一般是一年）。农民们希望议会能够发行更多的纸币，但是纸币一印出来就开始持续贬值。农民们还通过清偿法来保护自己，因为清偿法要求债权人接受农民以贬值的纸币来偿还货款。

债权人则奋起反抗这些法律，因为这对他们而言无异于明目张胆的合法抢劫。在一些地方议会中，由于债权人占据了大多数席位，留置法和清偿法未获得批准。农民们寻求不到法律的保护，转而开始使用非法手段。从1784年开始，在新泽西、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以及马里兰，大量发起叛乱的农民涌至法院和拍卖会，致使当地法院和拍卖会不得不关闭。有些地方的农民甚至放火焚烧法院房屋，销毁债务案件的法庭记录。

各邦借助军队的支持平息了农民的动乱，但是马萨诸塞的情况却与众不同。马萨诸塞政府由商人和上流阶层一手把持，而西部城镇与政府关系疏远，西部各镇甚至都懒得派代表加入波士顿的邦议会。反正议会是“有钱人”说了算，又何必劳神费钱？

令情况雪上加霜的是，邦政府因在战争期间负债累累，决定加征重税用以还债。如此一来，令马萨诸塞的农民们饱受折磨的，除了现金的短缺，还有新增的赋税，而他们根本无力缴纳后者。

谢斯起义包含了一些特别的元素，后世历史学家称之为“阶级冲突”。美利坚人向来“惯于听从”，一小部分富人和权贵组成的精英渴望执掌大权，事实上美利坚人也希望他们能执掌大权，对此我们将在后文中详细描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农民们的债主，恰恰就是给他们定罪的法官，就是指挥军队执行判决的军官。

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如此解读谢斯起义，但是不管怎样，马萨诸塞地方长官不顾现金短缺执意加征重税，表现出对属地民众及其利益的漠不关心。许多人一下子陷入突如其来的困境，而邦议会对此不置一词，于是马萨诸塞农民开始争取自主权。

同别的地方一样，他们也开始迫使法院和拍卖会关闭。星星之火很快转变为燎原之势，零散的农民队伍组成一支小型的起义部队。而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邦克山（Bunker Hill）战役和斯托尼波恩特（Stony Point）战役中的英雄，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

马萨诸塞政府仓促应战，本杰明·林肯（Benjamin Lincoln）将军于1787年1月率军到西部平叛。谢斯率军进攻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一处军械库，希望缴获一些武器，尤其是加农炮，以同林肯将军对抗。军械库的900名守军，和谢斯的士兵一样都是农民，其中很多人有朋友认识谢斯。他们会对谢斯的部队开火吗？答案是肯定的，谢斯的部队在死亡3人重伤1人后从军械库前撤离。此后还发生过数次冲突，然而斯普林菲尔德一战使得谢斯部队元气大伤，谢斯最后遁走纽约，其他叛乱分子也被捕入狱，但是最后都获得了赦免。

谢斯起义对于美利坚的公共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倾向于同情这些叛乱分子，他们为大军所困，最终被俘。但是在1787年，在当时的民众，甚至是和他们一样的普通农民眼中，他们就是一群烧杀掳掠的暴民。叛乱的起因可能是正义的，但是诉诸武力就不对了。事实上，当时叛乱分子马上吸取了教训，开始派遣代表至波士顿谈判，很快就通过立法获取了之前通过暴力无法取得的大量权利。

普通民众对谢斯起义只是感到不安而已，但对掌握领导权的富人阶层来说，谢斯起义带给他们的则是深深的恐惧。尤其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邦联政府对此袖手旁观，无力平乱。

在麦迪逊和华盛顿这些人看来，谢斯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它就像笼罩在邦联议会头顶上的乌云，使得制宪会议的召开迫在眉睫。一段时间以来，华盛顿等人已经意识到，必须弥补美利坚政府存在的缺陷。而谢斯起义以无可辩驳的铁证告诉他们，力挽狂澜的时刻到了！ mMOeKzeVokow1cyup1Iggwdsn+CKeqRuYYuauVFx4LJO6W37EAOr+luXmGolTqs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