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要说的话都在歌里

周：从你的音乐作品，包括你写的歌词，还有从你从事音乐活动时的那种严肃态度，其中所体现的一贯的精神追求，我都感觉你不仅是一个摇滚歌手、音乐家，同时也是一个思想者。从我来说，我对音乐和摇滚是外行，我不是乐评人，我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对你进行访谈的。在这个语境中，我们的交流也只能在思想层面进行。作为中国摇滚乐的奠基人，你在中国当代音乐史、文化史和心灵史上的地位无可置疑。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研究你的真正意义上的专著，只有一些零星的采访和报道，我觉得这种情况与你的重要性是很不相称的。你应该是一个研究课题，应该有人专门研究你。当然，写这样的专著的合适人选不但要有开阔的文化视野，还应是音乐和摇滚方面的行家，不是我能做的，我只是想推动一下。

崔：现在有许多人约我采访，做口述实录。我自己觉得有点尴尬，首先我没有觉得自己戴有这么多头衔，我有点尴尬是因为这些东西真让我说的话，我可能说不出什么来，我全都是随便说，旁敲侧击的，比较松散。我也不愿意马上跨到另外的领域。这些东西也不过是我另外的一小部分而已。我在生活中只不过是坚持了一下自己应该坚持的东西，我也不研究这些东西。所以，如果不谈音乐而谈学术，长篇大论，我就觉得自己在做自己干不了的事。我对这事比较慎重，很多人约我，我都没有轻易答应。一是因为我还年轻，二是我认为音乐的部分太重要了，如果我不强调音乐的话，等于我说的话都是废话。因为这些角度本身，包括感性的和理性的东西，实际上都是音乐给我的。如果不谈音乐不谈一些专业性的东西，有些东西就没法谈，说出来也空洞，甚至会应和一些专门搞文字的人，跟他们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冲突。我有过这种经验，发现他们的确不懂音乐。如果让我谈的话，我的攻击性主要在这上面，从音乐的角度产生出一些文字，去攻击纯文字的东西。我还真没想到许多人愿意听，愿意听来自吉他的一种批判，对文字的批判，来自音乐的批判。如果不谈音乐、只是空谈文字的话，首先我就觉得空洞，这是第一。第二我会觉得我自相矛盾，我的感染力不应该放在这上面。我要是真的想把我真正的想法表达出来的话，我觉得我主要的东西还应该在音乐上，主要的力量使在音乐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在音乐里。有些东西是直接的，只有在直接的形式里内容还在。我发现做音乐比做文字难，并不是对所有人来说，而是对我来说。如果我跟文字打交道，碰到困难我能跑，因为我是做音乐的，可是在音乐里碰到困难，我就只能解决它。就文字来说，我只是看到一些我不喜欢的，一些甚至我不懂的恰好我又不喜欢的东西，我就开始去说。

周：我的意思不是绕开音乐，你就用音乐来谈，谈你做音乐的感 觉。

崔：但是如果你不懂音乐的话……所谓懂音乐，就是我说出一句来，你要产生五句以上的联想。比如我说出Funky节奏，你不但要知道这个词，而且要听过这种音乐。我发现，当我谈论西方东西的时候，很容易得罪中国的国粹文人，比较保守、反对西方先进思想的文人。我心里也不是完全想说这个词，只是我说的东西你不知道，就会很自然地产生冲突。我经常在饭桌上与一些人争吵，就是因为这个，非常枝节的东西变成针锋相对的，最后发现互相争吵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所想坚持的。

周：我们的领域的确很不同，我是搞哲学的，对于音乐是外行，你是搞音乐的，大约很少读哲学书。不过，我还是想看一看，这两个领域能不能沟通。其实，哲学也不完全是文字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感悟。而你呢，事实上对于文字的感觉也非常好，我一直觉得你的歌词是一个奇迹，用字那么准确有力，直入本质。当然，可以看出来，你的文字是直接从音乐来的，不是盯在文字本身上下功夫。

崔：实际上是音乐，特别简单。谈音乐是很困难的一件事，音乐确实不是谈论的，你要是真要谈论起来的话，再多的语言也不如真正去听。

周：我注意到你和别的歌手很不同的一点，就是你极少在媒体上露面。我相信，原因不完全在某种外部的限制，而更是你自己的一种选择。

崔：我不想成为一个偶像型的歌手。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希望人们首先是关注我的创作。其实，真想要了解我，也只有去听我的歌，我要说的话都在歌里。

周：的确是这样。我觉得这对从事任何一种精神创造的人都是适用的，你真正有实力，你就必定会宁愿用作品来说话，不屑于在作品之外说三道四。但是有时候，从事不同方式的创造的人互相之间做一点交流，也可能会有收获。从我来说，我是更想听你说，因为从我看到的不多的文字材料中，我感觉到你的想法和表达都很有穿透力。

崔：我觉得我们共同关心的可能是，在我做音乐娱乐之后，唯一残留一点严肃性，可能我多一些，别人少一些，你们更多一些，造成的一种气氛。这种东西我有很强烈的心理障碍，就是我们有没有资格去谈论这些严肃的问题，已经谈出来了，又以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是挑毛病呢，还是真正去想？按社会地位、文学水平、知识水平来说，我没法跟你们比，或者说没法跟很多人去比。甚至我都没上过大学，连高中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是不是我们就没有权利去讨论这些问题了呢？有很多人批评我，觉得我们做音乐的人不应该太严肃，我们是玩世族，这些严肃问题不应该是我们谈的。讨论政治的人应该是什么什么样子的，讨论社会关心社会的人必须是正经的人，不认为年轻人有以自己方式关心这种问题的权利，也不给他们机会，好像只能有一种方式去关心，就变成这么一个状态。最后比谁有学问，谁看的东西多，谁就是上帝，上帝来了，五体投地。后来我发现，也许这就是我在情绪里带出来的批判，我们怎么样去扩大矛盾，让矛盾激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矛盾，但我越来越发现实际上这个矛盾是很大的。

周：我自己特别愿意听像你这样的艺术家谈，不喜欢听学者和文人谈，我觉得自己从两者所受的教益是不可比较的。我还特别愿意替你 做一点记录和传达的工作，我真的觉得，你的许多想法不写下来，不让更多的人知道，就太可惜了。

崔：也许在我的生命当中，在目前情况下，文字是一种使用最多的符号，因为我使用音乐的机会太少了，如果多的话我不会这样。有更多的使用音乐的机会，有更多的硬件条件，有更多的演出，譬如说每年有上五十场演出，生活状态肯定会比现在好。甚至我会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因为没有时间思考了，没有现在这样的压力了，那个时候的我也许更是我。我就是那样的，我更在乎我的爱情和生活，更在乎孩子，未必是错误的事。假如我经常有演出，我还有很多时间看别人的演出，别人都有机会，也有很多好的演出，那时候音乐气氛才真正是起来了，作为音乐家真正的一种状态就出现了。我觉得对你们文人也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你会看到意想不到的变化。

周：对，艺术家能够尽兴搞艺术，那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不过，一个人爱不爱想问题，也许是天生的，倒不一定都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只是那时候你想的该是另外一些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