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周国平

一

我还清楚地记得与崔健第一次见面的情形。那是十多年前，他的《一无所有》刚刚开始被年轻人传唱，在我也是结识不久的梁和平家里，中央乐团的一间小小的宿舍。我先到达，他进门后，把与他同来的刘元向我作了介绍，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两伙伴年轻得还近乎是孩子。第一眼的印象是朴实，有些腼腆，话语不多。我也是话语不多的人，只问了一个有关写歌词的问题，他回答说他文化不高，写词比较费劲。后来，当我一再惊讶于他的歌词的异常表达力之时，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说的这话。他还告诉我，他不喜欢读书，却喜欢读我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他的搞摇滚的朋友们也都喜欢。那天晚上，他弹着吉他，低吟浅唱了几支歌，这些歌日后成了他的第一张专辑中的名曲。

在那以后，我作为一个观众出席过1989年3月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办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还因若干偶然的机会和他见过几面。应该说，我和他的个人接触是十分有限的。但是，十多年来，他的艺术态度和精神立场的独特性始终引我关注。从他从事音乐创作的认真和推出新作的谨慎，从他每一部或引起轰动或引起争议的作品的内涵，从他无论面对轰动还是争议的冷静，从他在媒体面前的自重和低调，从偶尔读到或听到的他的片言只语，我都感觉到他是一个内心非常严肃的人。我越来越相信，虽然他被公认为中国摇滚第一人，但他的意义要超过摇滚，虽然他的出场比别的歌星更使观众激动，但观众对他的尊敬远非简单的偶像崇拜。我自己完全谈不上是歌迷，正因为如此，我也许能够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体会到他在中国当代心灵史上的分量。

由于上述原因，我产生了与崔健进行思想对话的愿望。我的目标不只是个人的交流，我更想做的事情是用我的笔来传达他的思考。我的天性使我远离各种热闹，我不会想到要替任何别的演艺界名人做这样的事情。然而，崔健是一个例外。出于一种精神上的感应，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他在名声包围下的孤独，在沉默包围下的坚定。我确信他是当今时代不多的特例之一，既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同时又是精神上真正的优秀者。他始终行走在他自己的精神高度上，并且行走得那么自然，因为支撑着他的不是某种观念，而是健康的本能和直觉。在今日的文化舞台上，凭借本能和直觉而直抵时代之核心的声音十分稀少，因而愈加可贵。崔健不只属于他的歌迷，他也应该属于我们时代一切关心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活水准的人。我相信，如果用另一种形式说出他在摇滚中说的东西，许多不习惯欣赏摇滚的人也会愿意倾听，并且受到鼓舞和启发。

使我感到幸运的是，尽管崔健一向对发表公开谈话持慎重的态度，但他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我感谢他对我的信任。

二

我眼中的崔健是一个执著的思想者，但首先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他直接立足于生存状态，其间没有阻隔也不需要过渡，他的音乐和思想的力量都在于此。在他的思考中，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的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便是人怎样才活得真实。这个主题贯穿于他的音乐创作中，也贯穿于他的生活态度中，把他的艺术和人格统一了起来。

在甜歌蜜曲和无病呻吟泛滥的流行歌坛上，崔健是一个异样的存在。他的作品从来都言之有物，凝聚着那种直接源自健康本能的严肃思考。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一方面可以听到生命本能的热烈呼喊，另一方面可以听到对生命意义的倔强追问。他忠实于自己的灵魂，忠实于内心的呼声，在这一点上决不肯委屈自己，使他的作品有了内在的一贯性。由于这同一个原因，他对时代状况又是敏感的，随着社会转型的演进，他不停地反思和质疑，对于任何一种虚假的活法都不肯妥协。他的作品之所以具有人们常常谈论的那种批判性，根源不在某种世俗的政治关切，而恰恰在他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寻求真实人生的渴望。

人怎样才活得真实？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无论谁都不可能找到一劳永逸的答案。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确认，任何一种真实的活法必定包含两个要素，一是健康的生命本能，二是严肃的精神追求。生命本能受到压制，萎靡不振，是活得不真实。精神上没有严肃的追求，随波逐流，也是活得不真实。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依存的，生命本能若无精神的目标是盲目的，精神追求若无本能的发动是空洞的。作为一个摇滚歌手，崔健在摇滚中找到了一种适合于他的方式，使他觉得可以把本能的自由和精神的严肃最佳地结合起来。当然，这种适合于他的方式未必适合于其他人。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寻找一种适合于自己的方式，都应该倾听自己内在生命的呼声，关注自己的生存状态，不断地寻求一种既健康又高贵的人生，简言之，一种真实的活法。这就是崔健用他的作品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我称之为摇滚的真理，实际上也就是生命的真理。

三

当我们坐下来进行本书由之形成的一系列交谈时，距最初的见面十多年了，崔健已不复是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而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中年人了。他朴实依旧，多了一些沧桑感。然而，他依然是富有激情和活力的。平时沉默寡言的他，一旦谈论起感兴趣的话题，便江河滔滔，精彩纷呈，使在座的人都感觉到是一种享受。

我们先后进行了五次谈话，分别是在今年的2月1日、6月9日、6月21日、8月31日、12月2日。谈话的主角理所当然的是崔健，话题是广泛的，以音乐为重点，兼及他对艺术、文化、社会、人生的看法。每一次谈话都有录音，并整理出原始文字材料。然后，我根据原始材料按照主题再做整理。这样产生的初稿在我和崔健之间往返了许多次，分头进行了仔细的修改，最后才形成现在的定稿。这样一本小小的书，我们围绕它工作了将近一年。我想借此表明的是，我们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对于崔健，这是他不愿意多用的一种方式，他更愿意用音乐来说话，在许多年里他不会再出另一本用文字表达自己的书了，因而必定格外慎重。对于我，我觉得自己负有一种责任，生怕自己不能充分而又准确地传达他的看法，留下长久的遗憾。可是，我知道遗憾是难免的，由于我不谙音乐，不擅言谈，就未必能激发他把自己的宝藏都展现出来。因此，我虽可力求准确，却难以做到充分。不过，不管怎样，在完成了本书的时候，我想说，在我的生涯中，这是一次愉快和难忘的合作。

我自己从这次合作中确实获得了极大教益，它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得以面对一个人生道路和事业领域与我完全不同的优秀者，聆听他对生活的认识。在谈话过程中，沟通令我欣慰，但差异更促我深思。作为一个一辈子与文字为伴的读书人，我尤能感觉到他对纯文字的批评的警策力量。我希望我有理由据此期待，本书将不但有助于喜欢崔健的人们进一步理解他和他的作品，而且有助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方人士进一步思考自己和自己的人生。

崔健和我的共同朋友涂玉艳女士在本书的策划中起了重要作用，并且参加了多次谈话。我的妻子郭红和我的朋友于奇承担了谈话的录音整理工作。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0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