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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我从小生活在音乐环境里面，我父亲，还有我父亲的朋友，他们都是搞音乐的，他们的语言方式，他们的幽默方式，我现在想起来才明白：哦，那都是玩音乐的。我曾经以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交谈，大人都是这样交流，真正到我自己顺路走的时候，当我成功以后，有些人成了好朋友，但不是从事音乐的，真的不一样，从生活方式到对音乐的要求真的不一样。就连现在做摇滚乐的小孩也不一样，因为他们小时候没有这个环境，他们的父母不是玩音乐的。后来我就想这件事，我是特殊的一个，也是我的运气，我正好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我朋友的父母都是文艺界的，甚至都是玩音乐的。像刘元原来是个唢呐演奏者。
周：刘元的父亲也是搞音乐的？
崔： 刘元的父亲是中国很有声望的唢呐演奏家，他在那个圈里长大，中央歌舞团。北京很多朋友主要是来自煤矿文工团和中央歌舞团的家属。像我的乐队里面，除了艾迪（他是马达加斯加人）以外，所有人都是文艺团体的。这肯定不是谈论音乐的权威的或是类似权威的这么一个基础，实际上这完全可以推翻的，但是分析一个现象，我想如有可能的话，应该把这种东西扩大到更多的人，那样对音乐的理解就会有一定的变化。事实上，像我们这些人，在这样的团体里生活长大的孩子，是非常非常少的，在北京可能有上百个、二百个团体吧，在外地最多大城市有一二十个，甚至更少，实际上就是这种气氛。而同时各个学校又没有这种音乐的教育，没有对音乐重视的那种气氛。在中国，大家对艺术都有一种心态，就是从农村里出来，窑洞里飞出个土凤凰，都抱着这种心态去上学。所以，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就有很大的非自然成分。
周：对，很大的功利性，是为了找个出路。
崔： 现在学校里没有乐队，学生觉得没有成绩是最大耻辱，让现在的中学生为音乐花那么些课外时间，这是不可能的，怎么能靠音乐来提高升学率呢？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挺有意思的。
周：你们那时候没有升学的问题。
崔： 实际上我说的这些东西，很多人会觉得跟他们都有关系的，而不搞音乐的人和他们的距离非常大，不可能去理解这些。如果你小的时候没有这种环境，你就不可能自己想象出来这种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你只有听到了才会知道有这种东西，音乐就是这样。在中国确实这方面的教育太差了，我强调这个比较的时候，也许有过激的语言，我想的是怎么样去改变。
周：在西方大街上经常有这样的人，几个人在那里一站，开始演奏乐器，或者唱歌。当然有的是卖艺，为了谋生，但许多人对你给不给钱真的无所谓，他们是学生或者是有职业的，业余这么玩一玩，就是喜欢音乐，就是高兴，没有别的目的。欧洲给人的深刻印象之一的确是音乐气氛浓厚，业余玩音乐的人比比皆是。各种大大小小的节日，不管是宗教性质的还是政治性质的，都变成了某种音乐节，用音乐来庆祝是通例。人们普遍地觉得音乐、艺术是日常生活离不了的，是必需品而不只是奢侈品。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音乐教育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崔： 对音乐恐怕就像对数理化一样，你如果是一个自然人的话，你真不会在乎它是不是西方的，它就是一种语言。音乐也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人不接受这种音乐教育，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阉割。拒绝西方的音乐教育，就像你拒绝数理化一样，数理化全是西方的，连字母也是西方的，你干嘛要拒绝它。
周：这不是孤立的，可能和总的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有关吧。
崔： 关键是对于玩音乐的人，总觉得你是卖艺的，是地位低下的，甚至于对表演艺术家也这样，像巩俐要上北大，呵，吵得沸沸扬扬的，人家想学点东西也不让。如果有表演系，巩俐去当主任都行，带研究生都可以，何况上学。所以这艺术从来就是让人看不起，看不起从事艺术的人，看不起对你身心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这么一个行业，不相信能够在玩中找到一种严肃的创造，不相信人需要这个，只相信好好地学习，拼命地学习。完了他们就变成了一个不可靠的人，他们拼命读书就是为了要出国，嘴上说得好听，上街游行都是义愤填膺，真正要他们为国家做点事的时候，真正让他们在困难的环境下去创造的时候，他们一个个都特别弱，他们受不了这个苦，觉得这地方不温暖，没有机会挣钱，没有好的条件。没有人觉得他们的生活环境是有希望的，没有人有这种自信。其实，真正能给人这种自信的是艺术。你仔细想想，真正创造出来的艺术，是在对自己生命做严肃的思考，所以是可靠的。我曾经说过，如果你觉得生活中什么东西不可靠，希望你排除一个东西，那就是音乐，音乐永远不会欺骗你。当然，大环境确实是一个问题，比如从农村上来的学生，从小吃苦，就发奋学习，要靠成绩好来改变命运。大环境确实不是我们着急就能改变的，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呼吁人们，什么叫创造，就是在你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有办法了，这就是创造。
周：你当然可以向个别人呼吁，但整个社会你是很难靠呼吁来改变的。譬如说，如果大多数人还必须为生存操心和操劳，你怎么可能通过呼吁使他们相信甚至真正感觉到音乐是必需品呢？还有，中国人不把音乐本身的快乐看做目的，也和中国文化历来重实用的传统有关。现在许多父母倒是很重视让孩子从小就学琴，上各种各样的班，但基本上是出于实用的考虑，把音乐当作一种生存的手段。所以我觉得，这种大环境改变起来是很难的，原因太多了，经济条件是一个，文化传统是一个。当然，即使如此，我们还总是可以鼓励一些个人摆脱这种大环境的支配。
崔： 我听一个朋友说，这类似隔代进化，曾经是黑社会的人绝对不让自己的孩子沾这个行业，不可能当代进化，而是让下一代去发展，这希望肯定是有的，这是生理上的东西。
周：就像暴发户没有文化，但他可以把子女送进学校，使他们成为有文化的人。
崔： 这东西只能靠以生命为节奏。
周：对，变化只能以代为单位体现出来。也许是这样，家长们让孩子学艺术，对许多家长来说有很强烈的功利目的，是想给孩子多留一条出路，他自己对艺术可能不懂也不喜欢，但多少会有一些孩子在学艺术的过程中真正被艺术打动了，开发出了艺术感觉。你提出的这个音乐教育问题的确很重要，实际上就是要营造一种普遍的艺术环境，唯有在这样的环境里，艺术家与公众、创造与娱乐之间才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崔： 为什么我觉得中国在音乐教育方面做得太差了，因为在学院里也一样。后来我想，当时我学吹号的时候做古典音乐，当然我不是做得很好，但它给我的质感、合奏和听，实际上我接受的音乐训练就像一个普通的西方人接受的那样，他们都接受过这种训练，所以他们的音乐素质就是不一样，有没有音乐训练听起来就是不一样。而现在音乐学院的教育，有一个学生喜欢爵士音乐，居然就给开除了，给发配到深圳去了，真是太令人气愤了。现在音乐教育就是这样，实际上那帮孩子根本不学音乐，就是学些技巧。音乐属于人类内心深层的需要，人类需要的是真实的音乐。只学些古典音乐的技巧，像工匠那样，这还不是音乐。前年一月份才有古典吉他的教学，西班牙吉他。连吉他都不接受，一说吉他，就说吉他是流氓的乐器。古典吉他总算承认了，可前年才有。爵士乐仍不承认，爵士乐多美，感兴趣就开除！
周：前年是有了这个课程 吗？
崔： 古典吉他的课程。就是这些人控制着中国的音乐教学大纲。音乐给人体带来的刺激，和看书真是不一样，听到好音乐给你带来的激动和亢奋感，真能增加人的创造智商。特别有亢奋感，甚至有反叛感，想批评所有人。所以现在别人一亢奋，骂我，甚至说我挡他们的路什么的，他们说了也就说了。年轻的时候容易亢奋，但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发，那是他们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东西在中国真是太受忽视了。音乐能带来特别重要的刺激，刺激人敢说实话，敢表达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去他的，这种精神真是音乐带来的。听好的音乐带来的那种激动感，谁都想象不到，也许很可笑，但那一刹那给人的那种力量的确非常大。听好的音乐给你的那种庄严感，不是像书本那样给你知识，不是信息量，就是那种庄严感，它绝对不亚于书本。
周：你说的都是对做音乐的人而言，不做音乐的人怎么从音乐中获得这种力量呢？
崔： 要是一般人，只能是被动的，基本上是被动的。除非真有音乐细胞，又确实有一些非常简单又非常好的音乐出来，就像当所有人都不知道音乐是什么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首作品，很多人就开始喜欢音乐了。事实上听《一无所有》的人根本不是摇滚乐迷，他们都是突然听到了这样一种声音，觉得挺好听的。
周：我想好的艺术都应该是简单的，直接作用于人的本能，不需要复杂的专业知识就能够产生强烈的感应，同时又是非常新的，给人一种 惊喜。
崔： 其实古典音乐对西方人来说就是那样，对中国人来说，古典音乐好像特高雅，特古典，连音乐厅都不让有些人进，这在中国是这样，在西方不是这样。古典音乐在那个时候也是当时宫廷的流行音乐，他们听的时候也是带着特自然的心态。现在在中国的音乐环境里，除了摇滚以外，大家都会觉得音乐就是当你忧伤的时候听的，演绎那种创伤感，或者说是那种寂寞。当然也有轻快的，挑逗的，但大部分人需要音乐是在忧伤的时候。
周：对，抒发一种孤独的浪漫情调，好像谁也不理解我，只有音乐理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