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前瞻

孙 ： 有学者指出，区域国别研究的独特性在于跨学科属性，从多个学科出发对特定国家或区域进行“全息式”研究。而当前国际问题研究的一大缺陷即在于视角单一和学科分散。您认为，为深入推进区域国别研究，应采取哪些举措推动相关学科建设？

任 ：整合基础性的学科资源以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开展，涉及高校科研架构及其组织。总的来说，中国各大学中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机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镶嵌在各高校的国际关系学院之中，另一类是各高校建立的实体性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前者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内有亚非研究所，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则设有美国研究中心、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朝鲜韩国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设有美国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此类学术机构的研究人员对于国际关系学掌握较娴熟，具有学科视野，对于对象国的外交政策具有较精准的把握，但缺陷在于缺乏多学科视角，对于对象国的历史、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结构等可能缺乏把握。后一类如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等，此类研究机构往往历史较悠久，对于特定的区域国别有着长期的专门研究，对于对象国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经济发展、宗教信仰及社会结构都有专人研究，对于相关国家基本国情有较为深入的把握，但缺点是欠缺国际关系的学科视角和理论视野。此类机构开展的研究往往长于描述，短于社会科学学科理论意识。如果只是停留在对历史或现状问题的简单梳理和描述，就难以对社会科学理论的修正与创新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并且常常碎裂为狭窄的地域研究圈子，难以在国际关系主流学术界参与对话，产生共鸣，引发思考。简言之，这两类情况的主要问题是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视野的分离，这一分离局限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入开展。

针对上述问题，解决方案是推动高校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资源重组，积极引导区域国别研究与较具普遍性的理论问题相结合，走向“有学科意识的区域国别研究”。具体而言，可能有两种路径：其一，建立较具实体性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例如，北京大学于2018年4月建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 PKU）。这个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是北京大学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平台，是一个集学术研究、学术管理、人才培养、智库功能、对外学术交流五项工作于一体的建制单位。它以各院系现有相关学科的研究基础为依托，充分尊重和利用历史资源和现有条件，动员北京大学多样化的学科力量和长期积累的国内外联系，试图整合和盘活各院系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梯队和物质要素，激发不同学科的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做到既面向国家需要，也面向学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拓展加深各学科的研究能力和潜力，构筑跨学科、全方位、多层次、有活力、协同合作、共同攻关的学科新布局。从该院网页的“相关机构”看，属于“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工作范围的有地中海研究中心、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朝鲜半岛研究中心、蒙古国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所等49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研究所）， 布局可谓宏大。从这些中心或研究所的情形看，虚实兼有。其二，建立区域国别研究的平台。当前，我国不少研究性大学及科研院所都建有数量可观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尽管其研究人员往往也有着不同学科背景，但却难以在全校范围内调动、整合分布在各院系的区域国别研究力量进行团队协作。这种机制性整合其困难往往在于一所大学是以院系为单位组成的，从事某一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一般身处在不同的院系。由于学者的编制在不同院系，相应地，其业绩评定、工资奖金、绩效考评也分属各个院系管理。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如何开展好需要多学科汇聚的区域国别研究，是一个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无论叫作“中心”，还是叫作“研究院”，无论在多大程度上是实体，核心问题都在于如何充分地将分布在各个院系的区域国别研究力量调动整合，形成研究合力。从实践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越是实体，开展的研究也越“实”，这二者间看来是一个正相关关系。

孙 ： 传统国际问题研究主要侧重于大国研究，如美国、欧洲、日本研究等。相对而言，对于广大的欠发达地区，如拉美、非洲、东南亚则研究不足。这一现象是否会影响区域国别研究的建设？为补足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关注不足的欠发达地区研究，应采取哪些举措？

任 ：你说的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传统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比较注重发达地区和大国研究，对于广大的欠发达国家相对缺乏研究。但要看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就地域而言也日渐开阔，加上教育部专项计划的引导与鼓励，这一情形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观。当前，研究传统意义上广大欠发达地区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正大量涌现出来。考虑到中国学术界对于广大欠发达地区的研究相对不足，在新时期推进针对这些地区的区域国别研究，应当着重考虑三大因素，即研究者的语言能力、社会科学专业训练及“同吃同住同劳动”式的田野调查。现实地看，现有许多研究者可能具备上述三项要求中的一两项，却较少能同时满足所有条件。当前，有不少以欠发达地区的区域国别为对象的研究机构都建立在语言类大学之中，它们的研究人员通常拥有较好的语言能力，但比较缺乏必要的社会科学训练，对于对象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可能也欠缺扎实的把握，这成为作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瓶颈。应该看到，语言基础对于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特别是在田野调查、资料搜集过程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从学习语言的青年学子中选拔培养“冷门”区域国别的研究专家可能是一个好办法。不过也应当明确，对于学习语言出身的青年学子的培养，必须要制定科学的培养方案，在夯实其语言基础的前提下，在研究生阶段应着重加强社会科学的训练，进而满足进一步深度研究的需要。简言之，一个好的区域国别研究专家，应当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社会科学的专业训练，且能够在对象国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这应当成为我们培养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三条标准。

孙 ： 既然区域国别研究要求多学科、“深扎根”“融入式”，对研究者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实现学科导向的国际关系研究和问题导向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无缝对接”，您认为应当如何做好人才培养工作？

任 ：区域国别研究是以特定的区域和国家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从来就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组成部分，不是相互矛盾或对立的关系。围绕不同地域、国家展开的区域国别研究，相互之间存在着一些共通性。提升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质量和水平，要求研究者们从三个共性出发，即掌握对象国语言、良好的社会科学专业训练及融入式的田野调查，不断提升自身的研究能力，进而满足21世纪区域国别研究的建设需要。

首先，语言能力是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条件。长期以来，实际上，语言常是中国从事区域国别研究者的短板。在对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大国的研究中，这一问题还不突出，但在围绕广大欠发达国家开展的区域国别研究中，语言短板就表现得相当明显。许多从事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研究的学者不能熟练掌握当地国家的语言，长期依赖英文文献获取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区域国别研究所需要的“设身处地”，限制了研究者“融入”对象国社会，有时候甚至还带来了意识形态成见。想要客观、深入地把握对象国的状况，研究者必须要克服“语言关”，进而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掌握“触感”高的一手经历和材料。可以说，克服语言障碍将会极大地助力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建设。

其次，扎实的社会科学专业训练。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当然包括多个学科，不仅包括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还包括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某一位研究者一般是在某一个学科领域获得专门的训练，因而属于专才。同时，相关和必要的社会科学训练将会给特定的区域国别研究项目带来理论和方法的“支援”，使相关研究能够具有清晰的问题意识，运用适当的研究方法，形成“靠谱”的研究结论，而避免变成对历史或现状问题的简单描述和归纳。这对于提升我们的研究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扎实的田野调查能力。区域国别研究内容丰富，涉及对象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想要对某一个方面有深入的把握，仅仅凭借文献阅读是远远不够的。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必须具备从事扎实田野调查的能力，能够长期地深入到对象国的社会生活之中，进行参与式观察和调研。一般至少要有在对象国一年以上的生活经历，以及多次的往返。研究者应当具有清晰的问题意识、掌握熟练的田野调查技巧，在田野调查中搜集必要资讯，以期对所研究的问题达到深入、细致的了解。

孙 ： 随着区域国别研究的范式在国内学术界兴起，一系列研究机构陆续建立了起来，但也出现了重复性高、研究不深入、机构空洞化等问题。为了有效、有序地推进区域国别研究，您认为应当如何对各种新兴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加以规范和引导，进而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的建设？

任 ：这个问题的确存在。现实地看，当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还处于相对粗放的发展阶段。在教育部加强区域和国别研究的举措激励下，大量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实事求是地讲，确实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许多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虽然挂牌了，却缺乏必要的研究人才，图书资料积累也不足；有些研究机构则面临资金不足、研究条件受限、研究人员缺乏积极性等问题。我曾经听一位拉美问题专家谈到，在全国范围现已有50多个以拉丁美洲为对象的研究机构，然而，实际上既有专职研究人员，又有研究基础，能够切实开展研究的却并不多。见微知著，其他区域国别的研究可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想，解决这一问题可能需要一个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过程。经过一段时间，当前数量庞大的各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就会呈现出差异，一批有实力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将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届时，可根据情况，有针对性地扶持有发展潜力的研究机构，及时裁汰或放弃支持低水平、空洞化的研究机构，这样可有效解决当前这一领域存在的泥沙俱下问题，进而集中优势资源，推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高质量发展。当然，这需要一个检验过程，还需要假以时日。总的来说，经过这么些年，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21世纪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中国与世界互动全面加深的当下，中国学者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条件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我相信，未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一定会迎来更好的发展前景。 LqSEXrMS2X5JXhq9PQaCXrpUmH4YHXc8NHaDz2OuYDlxTLQwDm36DFL3NLGMwl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