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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 美国学界曾经广泛地将区域研究视为冷战的产物，认为它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为国家安全政策提供服务，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对区域研究的认识，以往的学术史提供了什么样的资源？
牛 ：自区域研究创生以来，美国即不间断地产生大量相关学术规划、调研、审议、反思和批判的文件和文献，这些都是我们用以了解区域研究的文献资源。但与这一论题的重要性相比，对区域研究的系统、专门研究其实严重不足，经验研究的空缺还不少，而且也有突出的不平衡和褊狭性。可以说，这一领域实际上总体上处于“欠发达”状态。这种状况可能与区域研究的组织特性有关。区域研究是一种超学科的、分散存在的学术复合体，而不是单向度组织、单一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其基本特性是区域研究学者一般都有“常规学科”和学科系（disciplinary departments）和“地区领域”（area fields）的双重制度身份和认同；在后一个向度上，区域研究从业者一般依照地理文化区域和国别分别集群，形成相对封闭的学术共同体。更容易为局内人和外部观察者所触知到的，不是作为整体概念的“区域研究”，而是“亚洲研究”“斯拉夫研究”“中国研究”等由专业学会和大学下属研究机构所承载、体现的区域研究分支。区域研究从业者自发的学术史问题意识总是更容易指向这些地区分支领域。所以相对于一般学术史的对象即学科、学派乃至于分支地区领域，对作为整体的区域研究的学术史研究的“对象化”和“概念化”是不那么自然而然和轻而易举的，因为它需要更充沛的问题意识，特别是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也需要比较广泛的知识储备。这大概是长期以来对区域研究的系统研究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隔岸观景、缺乏切身经验的我们这里，这种不足更会自然地加重，其不良效应也有可能会被放大，所以我们更要认真对待区域研究学术史本身的问题。
在美国人自己对区域研究的认识中，“冷战社会科学”范式的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在很长时间内是主导性的叙事路径和解释模式。在这种叙事中，区域研究和战后美国学术和高等教育当中的其他许多分支领域一样，都受到美国全球扩张中政府的政策目标、意识形态和资金支持的决定性影响和塑造，特别是它与军事和情报机构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国家安全国家”和冷战政治的智识仆从，是一种政策相关性很高，或者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学术。这一论说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越南战争引发的批判性思潮当中，是美国左翼学术界（尤其是当时的新生代）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根源及其对学术自主性的破坏的一种揭露和批判。它在冷战后期一直延续下来，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新冷战史”中占据显著地位。 [1] 大约同一时期出现的后殖民文化批判也把矛头指向区域研究，把它纳入西方认知和建构“东方”的长期智识传统，揭露它与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的关联，指断它的“东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性质。自然，这种后殖民批判的论说和对区域研究的冷战批判形成相呼应和汇流。 [2]
对区域研究的冷战批判实际上是一种自发的“知识的政治学”（politics of knowledge）或者说学术“外史”（external history，externalism）的研究路径，是最早在区域研究的整体概念下进行的知识史考察，也取得不可忽视的实证研究成绩。它对美国战后知识生产的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正当性问题加以追究责问，这当然也有持久意义。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知识界意识形态共识破裂，思潮丕变，各种激进批判学术风起。对区域研究的“冷战社会科学史”论说正预流其中，携风潮大势而影响广布。但是，这种论说延续多年，在新增实证案例研究之外，似乎主题的重复叙述居多，拓展、勾连和复杂化则明显不足，逐渐显露单调、板结之态。
“冷战社会科学”进路的缺陷与其作为批判性学术的底色和源流有关。大致而言，这种研究是一种“耙粪”（muckraking）式叙事，某些问题（即学术和国家权力的联结）得到执意关注，而其他的、更多的东西却不入其眼。比如，在区域研究的起源问题上，他们一般重视和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情报和宣传机构（特别是战略情报局）、军方在大学设立外国地区和语言培训计划，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发动和组织活动，特别是它们具有丰富学术、思想和文化内涵的工作内容却没有得到认真处理和恰当评估。而对区域研究在战前的历史根源的考察更是付之阙如，似乎区域研究无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土壤中萌芽、在“冷战国家”的浇灌下成长的。驱动这种论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代左翼学术人的揭露情结和批判意识。比如，这种论说的重要发言人沃勒斯坦和卡明斯都是区域研究的局内人，他们对区域研究多方面的意义当然是有所认识，
但在道德和政治义愤下所做的“弑父”或者说“咬那只喂我的手”的批判专论中，他们并不很顾及学术、文化和思想的方面和层面。
[3]
而且对区域研究的冷战批判经常是一种有个人色彩的学术副业，发言者经常并无意于以大规模研究系统、详细处理这一主题。
然而，在美国学界总体左倾的大格局中的传播和放大效应之下，这种片面甚至偏执的叙事影响大到“不成比例”的程度，遮蔽了美国学术生活的复杂、多样的动力和构成。这种情况尤其在中国可能引发一种对美国区域研究的“刻板印象”和简单化理解，即认为区域研究主要是一种高度政策相关性的，或者说“智库”式、“策士”型的学术。 [4] 而这又可能连带和引发两种相互关联的倾向和效应：一种自然是对美国区域研究的不恰当的轻慢，昧于其复杂性和丰富性，不能理解它深刻的认识论根据和制度机理，更不能体察其在思想和公共文化方面的丰富内涵和作用，从而在我们想象和构建自己的“区域和国别研究”时不能从这一“原初样板”中汲取有用的甚至是必需的理念和资源；另一种情况是相关知识不足导致的想当然，既然区域研究的美国原版本质上就是服务于政府政策的学术领域，那么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就也应该是一种“智库”式知识，着重“服务于国家战略”。
好在近些年来一些专门深入的研究陆续问世，美国方面对区域研究的研究已经在总体上呈现更加丰富、复杂的格局，正在脱离“冷战社会科学”的样式。而且这种情况与社会科学史、高等教育史、知识社会学、美国政治发展等方面研究深入和多样化的趋势相互呼应、同行并进。 [5] 同时，如果拓宽视野和问题向度，在高等教育史和社会科学史路径之外有效兼容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的一些相关思想和素材，则美国区域研究就会成为一个重要而繁荣的研究领域。对历史学路向上的研究来说，不再简单地把它看成是冷战史问题，或者一个专业化知识领域的问题，而是置于美国和世界关系以及美国的知识、社会和思想文化的长期历史演进中的一个关键领域，那么很多有意义的问题和实证研究论题就会出现。正在构建“国别和区域研究”中的中国学术界，当然应该对这样的研究予以特别的期待和关注。
[1]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old War Area Studies,”in Noam Chomsky, et a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pp. 195—231; Bruce Cu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 Vol. 29, No. 1, January-March 1997, pp. 6—26; Christoper Simpson, ed.,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Carl E. Pletsch, “The Three Worlds, or the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tific Labor, circa 1950—1975,”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 Vol. 23, No. 4, October 1981, pp. 565—590; Irene L. Gendzier, Managing Political Change: Social Scientists and the Third World ,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Sigmund Diamond, Compromised Campus: The Collaboration of Universities with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Nile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Ron Robin, The Making of the Cold War En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Mili- tary-Intellectual Complex,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2] .[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美]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Masao Miyaoshi and H. D. Harootunian, eds., Learning Places: The Afterlives of Area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Ban Wang, “The Cold War, Imperial Aesthetics, and Area Studies, ” Social Texts , Vol. 20, No.3, Fall 2002, pp.46—65。
[3] Bruce Cummings, “Biting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Why the‘Intelligence Function’ of American Foundation Support for Area Studies Remains Hidden in Plain Sight,” Global Society , Vol. 28, No. 1, 2014, pp. 70—89.
[4] 比如，美国中国研究学者何汉理曾开列出地区研究的六项“非学术”（non-academic）功能，指出这种功能处于长期下降的趋势，并予以比较复杂、平衡的分析。但是到了中文学术界，这些角色就被解读成美国中国研究的五种“主要角色”，似乎美国中国研究的主要功能是非学术的。参见Harry Harding, “The Changing Roles of the Academic China-Watcher, ” The Sigur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 Trends in China Watching: Observing the PRC at 50, The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9, pp.65—73；刘康：《从区域研究到文化研究》，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6期，第12—20页。
[5] David Engerman, “Bernath Lecture: American Knowledge and Global Power,”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31, No. 4, September 2007, pp. 599—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