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获得原谅,你们每个人都要经过洗礼”。 洗礼直到公元2世纪都是“能够确保赦免过错的唯一的教会行为”。
公元2世纪的作者们一般把这种赦免与洗礼行为产生的四种效果联系起来。洗礼行为 洗涤 ,去除,净化:浸水冲走污渍。“我们浑身污浊,走入水中,然后,我们带着果实走出来”。 洗礼也强加了一个 标志 :“洗礼的水”就是上帝之子的印记; 接受了它们的人就因此奉献给上帝;他们身上就带有所属与所得到的教育的记号:作为某一行为之下的封印,群兽的印记或士兵手臂上的文身。 此外,洗礼构成了一种“新生”:它再次赋予生命。这一再生有时被表现为第二次出生。查士丁(Justin)认为,第一次出生是在我们父母的结合中,源于一种“潮湿的精液”,根据“必然性”“不知不觉”地完成的,在这以后,洗礼“更新”了我们,让我们重新诞生一次,但是,这一次是依据“自由选择”“有所认识”地完成的:我们因此成为了作为“万物之父与主宰”的一位父亲的孩子。 正是在此意义上,圣伊雷留斯(Irénée)谈到了上帝给予我们的“新的生殖”,它通过信仰让我们从圣母那里诞生出来。 这一再生也是被描述为超越死亡、进入生命。赫尔马斯(Hermas)说,在我们第一次生存中,我们只得到了一种会死的本性。人只是在死亡中,并作为死人本身而活着:从他走入洗礼之水中,他又活着出来了。 最后,洗礼“照亮”了:它向灵魂中注入了一种来自上帝的启示,而且把它充满了;阴影被驱散,灵魂立即展现在光明中,穿透在其中:“这次沐浴被称为照亮,因为接受了这一学说的人们有着充满光明的精神”。
洗礼的赦免在这些不同方面之下是与进入真理相关的。首先,因为洗礼是依据一种教导给出的:人们从中学到了界定与死亡之路相对立的“生命之路”的学说与整套规则。 洗礼只给予那些“相信学到的东西是真的”人。 但是,不仅如此:洗礼被赋予的每个效果同时既是赦免的机制,也是进入真理的步骤。净化去除污点,让阻止光明到来、令灵魂发昏的污渍消失了。印记则表示介入与归属,但是,它也铭刻基督的名(他的名,也就是说他的形象从此存在于灵魂中)。 再生殖就进入一个没有恶的生命之中,这一生命既是“真实的”生命,也是真理的生命。最后,照亮驱除了黑暗(既是恶的黑暗,也是无知的黑暗):虽然从教理问答获得的教导为灵性做了准备,向它传递了这些它必须接受的真理,但是,洗礼是与光明的到来一致的。
因此,在教父与辩护士的时代,洗礼中赎罪与进入真理的联系是非常明显的。这是直接的联系,因为这是去除过错与带来光明的洗礼的相同效果。这是立即的联系,因为这不是说一旦错误被原谅,光明就会作为补充被给予,也不是说在信仰完全形成与获得了真理之后,那么作为补偿,过错就被赦免。此外,这是一种“非反思的”联系吗?我想说的是,如果是这种联系,那么除非灵魂需要认识它所犯的、并要求宽恕的过错的真相,宽恕过错与认识真理就会在灵魂中产生吗?赎罪与进入真理是否以不同的方式,通过主体本身与对过错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呢?
回答必须细化。它取决于“metanoia”应有的意义,拉丁语作者把它译为“paenitentia”(忏悔),而且通常涉及洗礼时才使用。查士丁说,“那些相信我们的教导与学说的真理性的人答应这样生活。我们教他们在斋戒时向上帝祈祷与请求赦免他们的罪孽,而且我们与他们一起祈祷与斋戒”;然后,等到洗礼时,“对于希望再生并且忏悔自己以往过错的人,我们在水中说出上帝的名”,这样做是为了他们不再是无知的与必然性的孩子,而是被选中的与有学问的孩子。 文本上是清楚的:接受洗礼的人变成了被选中的与有学问的孩子,而且过错也被赦免了,他不仅接受教导、欲求再生,还忏悔。“Metanoia”或“paenitentia”是洗礼的核心。
但是,这一“忏悔”(metanoia)不是作为一种有规则进行的忏悔践行来组织的,也就是说,作为一套行为,要求主体去尽可能正确地认识他可能犯下的错误,从他的灵魂深处探寻恶的根源及其隐藏的形式、被遗忘的弱点,为了改正它们,还要继续长期苦修(兼有不断的警惕与否弃),以及为了减轻上帝的怒火,根据冒犯的严重程度对于自己施以严厉的惩罚。洗礼中所要求的忏悔(至少在教父与护教士时代所描述的洗礼中)没有表现出长期规训、自身训练或认识自己的特征。关于这一点,赫尔马斯的一段话是有意义的。忏悔的天使说:“对于所有这些忏悔的人,我给予智识。你不觉得忏悔这一事实就是智识吗?[……]因为罪人明白他在主面前犯了罪,而且,他的行为让他追溯到内心,他忏悔,并且不再做恶;相反,他全力行善,低眉顺心,检验自己的灵魂,因为灵魂犯了罪。因此,你会明白,悔罪是一种重要智识行为”。 忏悔是与一种认识行为相关的,即“sunesis”;但是,这不是学习得到的知识、发现的真理的意义上的知识,而是一种理解行为,一种让人“懂得”的领会行为。 这一领会包括三个方面:通过让以前的行为直达内心的表面,必须自己承认它们都是错的,即“面对”上帝是错的, 也就是说,同时是相对于上帝、反对上帝与在上帝的注视下。必须理解,人必须现在离开恶,转而喜爱善;最后,必须证实这种变化,“压低”犯了错的灵魂,现在就“检验”它已经洗心革面了,也就是说,给予自己与上帝证实这种变化的各种记号。 围绕着生命与备修期间在洗礼时必须做的否弃—承诺之间的断裂,围绕着这一“忏悔”(metanoia),赫尔马斯的《牧师》就让位于各种真相行为。这些行为是属于承认范围的,而非有关认识的:通过让它直达内心,承认人犯的恶,而且给出各种记号,让别人承认自己不再是过去的人,自己已经改变了生命,即人已被洗涤过,标有印记,已经再生了,充满了光明。
因此,根据这一洗礼概念,赦免罪孽与进入真理的关系,不论多么重要、直接与立即,并不是简单地在于一种灵魂的皈依,围绕灵魂旋转,摆脱阴影、恶、死亡,以便转向光明,而且向光明敞开自己,让自己充满光明。这不只是一种断裂,一种过渡,或者一种灵魂的运动,其中,灵魂既是自己皈依的行动者,又被上帝的仁慈(这一仁慈去除人要摆脱的过错,并给予人以光明,而后者是过错要躲避的)所激励。赦免罪孽与进入真理需要一个第三要素:忏悔(metanoia)。但是,忏悔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精打细算的规训。它不是与一种自身的对象化相关,而是牵连一种自身的显现。这种显现既是对于人正在告别以往的努力的意识与证实,也是对他已经过上再生生活的意识与证实。这段话的意识—证实不只是一种转变,而是一种弃绝与一种介入。“忏悔”没有把灵魂分成两个要素:一个是认识的要素,另一个是必须被认识的要素。它在时间的范围内让人把人不再是的过往与人的现在统合起来;在存在的范围内让人把死亡与生命统合起来,其中,死亡不复存在了,而生命是新生命;在意志的范围内,让人把摆脱恶与介入善统合起来;在真理的范围内,让人把意识到人真的犯错与证实人真的皈依统合起来。在洗礼中,忏悔的作用不是去从灵魂深处探寻灵魂是什么,以便让人意识到或让他人看到它的秘密,而是显示“通道”(摆脱、运动、转变、进入),以及既把它显示为灵魂中的实际过程,又把它显示为灵魂的有效介入。因此,忏悔构成一种复杂的行为,它是灵魂达到真理的运动,而真理是从这一运动中显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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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图良(Tertullien)在公元2世纪到3世纪的转折期间撰写的有关洗礼的文本,见证了某些显著的变化。不仅涉及有关洗礼的准备,还包括赋予仪式及其有效性的意义方面。
A.洗礼的准备
《论忏悔》的第6章似乎给予了这一准备时间一种重要性,以及一种比过去所给予的更重大的操作价值。由于我们得到了宽恕,我们就得到了净化吗?当然不是。当接近宽恕,罪债被偿还时,当最后上帝发出威胁时,而不是当他宽恕时,所以我们就得到净化了[……]。随后,他补充道:“我们不是为了不再做恶而被洗涤,而是因为[……]我们从心底被洗净了”。 对于既是净化又是赦免的洗礼行为论题,德尔图良似乎实施了一种三重变动:一是在时间中,因为净化步骤现在应该先于宽恕与浸水仪式,二是在净化操作中,施为者从此成了修身的人,三是在这一操作的本性中,道德训练的作用似乎压倒了照亮的力量。简言之,净化不再被整合到让灵魂进入光明并确保它被赦免的运动之中,而是具有了一种先在条件的形式。此外,在这一段的开始,德尔图良没有说过人必须为他的拯救付出忏悔的代价吗?上帝不正是以宽恕为补偿来接受忏悔的吗?
这篇文本值得说明。德尔图良(他经常回到这一点上 )并不想质疑仪式的有效性,也没有放过人在净化时的操作要点。《论洗礼》明确反对该隐后人的宗派不接受“一点水能够洗去死亡”。 德尔图良用“对水的赞颂”来答复他们,他提及《圣经》中显示的水的精神价值:水是创世前的神灵的中枢;上帝本来是要用黏土和着水,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水曾经在大洪水中净化了人间,让希伯来人摆脱了埃及人对他们的追捕,水被送给选民饮用,在伯赛大的泉水中治愈病人。 这种水在古律法中被赋予了如此力量,那么,当在开启另一种律法的圣灵走入水中为基督洗礼时,这种水怎么就乏力了呢? 洗礼的水有着《圣经》已经预示的所有功能:它照料,它喂养,它解放,它净化,它让人可以再造人,而且,它让受过洗礼的人的灵魂成了上帝的宝座。但是,这些功能现在被整合进拯救的节制中。因此,德尔图良从《论洗礼》的第一行起,就能够提及洗礼的水洗去了罪孽这一原则,其表述方式非常接近在公元2世纪碰到的说法:“我们用水来洗礼是幸运的圣事,它洗去了我们过去盲目的污渍,把我们解放出来,进入永恒的生命”。
因此,问题是要了解《论忏悔》谈到的这一预先净化有着什么样的地位与意义,若是真的如《论洗礼》所说的,那么正是洗礼的水有能力洗去我们的污渍。
德尔图良针对某些要求洗礼的人的一个指责可以指点迷津。其实,他批评了洗礼的备修期满足于后悔他们所犯的某些过错(考虑到这已足够让上帝宽恕其他所有过错),而且急于要求洗礼。其他人则相反,试图尽可能地推迟洗礼:了解到他们在接受圣事之后不再有权作恶,而且,这一圣事去除了他们所有过错,无论如何,他们都推后洗礼的时间,以便能够作恶。 不过,这两种态度中都有着自大与傲慢。而且,在这背后,还有着两个严重错误。
自大在于自以为人通过圣事可以逼迫上帝;以及人因此就有办法控制上帝,只要诉诸洗礼,就足够以某种方式得到上帝彻底的与确定的宽恕。这是把上帝的施舍变成了“一种奴役”。德尔图良并不假定那些来洗礼的、有着这些不足的或邪恶禀赋的人,结果是不会被拯救的,他没有质疑仪式的有效性。但是,他假定,那些随后又犯错,放弃了他们已有的介入,又犯了已被赦免的过错的人,就是那些因此“进入洗礼之中的”人。他们可能“欺骗人们”,他们逃不开洞察一切的人:他们又犯错了。人在洗礼中得到的赎罪,必须被视为上帝“仁慈”(liberalitas)的结果(既是宽恕的宽宏,又是宽恕的自由)。在《论忏悔》的一开始,德尔图良给予了堕落与宽恕一种非常有意义的解释:上帝在看到人因冒失所犯的所有罪(亚当就是一个例子)之后就惩罚人类,把他们逐出伊甸园,经受死亡。但是,上帝又表现出仁慈,心生悔意。 上帝给予人类的宽恕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忏悔”(metanoia),其中,上帝自由地决定搁置其怒火导致的结果。以这一宽恕作为人决定经受的一个仪式的必要结果,这就是自负。
至于傲慢,对于要求洗礼的罪人来说,它就是让自己自信。他没有注意到,他可能在洗礼前后不断地犯错,或再犯错。迈向光明的人不走正直与容易的路。他像那些刚刚出生的动物一样,稍后是眼盲的,不断跌跌撞撞,在地上爬行。 他也必须提醒自己,撒旦在人堕落后控制了他们的灵魂,把他们每个人的灵魂变成了自己的教堂, 愤怒地看到他将会被洗礼剥夺这一切。因此,他加倍努力,要么阻止这一失败,要么随后再夺回这一失地。 因此,在洗礼之前的时期,不应该有傲慢的自信。相反,这是“有着危险与担忧”的时期。 对于在迈向洗礼的路上与基督教生活中这一“担忧”的必要性,德尔图良赋予了非常大的重要性。当然,他这里重提了在他之前的论题,但是,他还是做了一点改变。这不只是对上帝的担忧,即在《旧约》中,若是上帝的命令没有得到遵守,那么必须担心上帝的怒火。要把“担忧”(metus)的必要性(作为基督徒生存的恒常向度)不仅理解为对上帝的担忧,还要理解为对自身的担忧(也就是说,对自己的弱点、人可能有的虚弱、仇敌对灵魂的渗透、让我们突然被他抓住的错乱或善意的恐惧)。必须进行洗礼的人,应该相信的不是自己,而是上帝。不确定性不是对上帝的能力而言,而是对自身的本性、自己的弱点、自己的无能而言的,所以不要离开上帝。
于是,我们就能明白洗礼的预备期的重要性,它不只是秘密传授真理或生活规则的教义。这一预备期是让申请者不要在傲慢与自大中等待上帝将不得不给予的一种完全的宽恕。在洗礼的准备期里,多亏了人意识到所犯过错的严重性与上帝可能会不宽恕(以及如果他赦免了过错,这只是因为他想要这样)这一事实,人学会了尊重上帝的仁慈。但是,也是在这一时期里,人获得了“担忧”这种情感,也即意识到人并非完全是自己的主人,人从没有完全认识自己,以及由于人无法认识到自己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堕落,因此,人的介入就更加困难,也更加危险。由于坚持洗礼预备期的必要性,以及提到了必须由此带来净化,德尔图良没有损害通过圣事来赦免的根本原则,但是,他重新建构了这一赎罪步骤中与上帝的关系、与自身的关系。上帝在宽恕时是全能的和完全自由的。而经受着赎罪步骤的人,决不应该完全自信。洗礼的准备期有着净化作用:这不是因为它独自就能够确保赎罪,而是相反,它旨在完全等待上帝的仁慈,以便去除过错,而人不仅通过后悔所犯的过错,还通过人所确立的自身对自身的持久担忧关系,摆脱这些过错。这样一种准备并不局限于与自己的过去决裂,它必须教导人以某种方式不断地摆脱自身。
于是,我们明白了德尔图良提出的有关洗礼预备期的概念,它部分是新颖的。他重复了有关道德净化工作的教理问答、真理与规则的教义。而且,反过来,他力图从预备期的一开始以规范方式来组织忏悔活动。必须考虑到,在这一时期里,人学到的不仅是必须相信的真理,还有必须践行的忏悔。“罪人必须在宽恕那一刻之前哭诉他的过错,因为忏悔时期是危险与担忧的时期。我不对那些走入水中的人质疑上帝善行的有效性。但是,要想达到目的,必须经受辛劳(Elaborandum est)”。 辛劳有着自己的方式、规则、工具、打算。 德尔图良称之为“忏悔的训练”,在洗礼的预备期,人在浸入水中之前,必须经受这些训练:“主啊,通过我的嘴,让你的仆人们认识或学会忏悔的训练,因为听众们是被禁止作恶的”。
对于这一有着必要性、规范性与先在性的训练,德尔图良在约翰洗礼中找到了典范。我们知道,这一先于救世主(因此他也无法保证拯救)的洗礼存在激起了极其困难的问题(以及无以数计的讨论),但是,救世主也要服从这一点。洗礼纯粹是人的洗礼,因为它不是让圣灵走入接受洗礼的人的灵魂中,它是一位(基督教)先驱者赋予的洗礼(他的作用就是宣布根据承诺而来的那个人),因此,必须把洗礼理解为“忏悔的洗礼”。 如果基督接受了这一洗礼,这不是说他要进行忏悔:这是要表明,从今而后,在新时代里,洗礼将意味着圣灵的到来,以及启示与拯救。但是,这也是要表明,精神的洗礼必须后于忏悔的洗礼,正如使徒约翰所传的基督徒的圣事那样。这位先驱者“推荐忏悔,其目的是净化精神,最后,忏悔改变、去除与驱除了人心中所有过去错误的污渍[……],为圣灵进入纯洁心灵的圣殿做好准备”。 为此,使徒约翰的洗礼有句话教导我们,这就是《论洗礼》所说的,“先是忏悔,然后是宽恕”。
关于这一先于洗礼的忏悔训练,德尔图良说得很不详细。只说了几个否定的规则:不要过早地给人洗礼,因为急于洗礼总是要比推迟洗礼危险得多;不要随便给人洗礼,其结果就是把神圣的东西送给了狗,把珍珠丢给了猪;不要给孩子洗礼,也不要给未婚的人洗礼,后者还没有确定要节制。他还说了几个总的规范:“有罪的人必须在宽恕之前为其过错哭泣”; 而到了快要洗礼时,要洗礼的人“必须通过虔诚的祈祷、斋戒、跪倒、守夜来祈求上帝”。 但是,除了所谓的灵魂净化外,有意思的是德尔图良期待这一训练产生的两种效果。若是这一训练是严格的与急迫的,那么它对于希望过上基督徒生活的人来说就是一种“练习”。相反,反对基督徒的敌人并没有解除武装:他极力要征服基督徒,受过洗礼的人就必须习惯于他的攻击、围堵与诱惑,以便抵制他。为此,受过洗礼的人必须学会去认识他,并打起精神来抵制他。因为在第一次宽恕之后又堕落是十分严重的,所以受过洗礼的人必须准备好与他斗争,并武装好自己,以便战胜敌人。忏悔就是这种准备(即力量训练与培养警惕性),它让我们不再堕落了。如果忏悔(metanoia)必须从一开始就与洗礼的准备连为一体,那么它不仅是一种净化,还是一种练习,如果这种练习对于赎罪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它在赎罪之后,乃至整个基督徒一生中必须是有益的。从忏悔的前洗礼方式开始,忏悔就是这种修身方式,它必须与基督徒的一生相始终。
但是,忏悔还有着我们遇到过的另一种意义:它是人为赎罪付出的代价。“不去做忏悔,又想宽恕过错,这打得是什么算盘啊,既荒谬又不义,这就是不付钱就想伸手拿货!主是按这个价钱来宽恕的:他是以忏悔作为交换不让我们受罚的”。 看来,德尔图良在这段话中又回到等价交换的观念上,后者也是有约束力的机制观念:人付清了必要的价钱,上帝只是给予他宽恕。然而,这并非这篇文本的意思。人在忏悔中给出的各种钱币决不等于上帝给予的回报——永恒的生命。因此,上帝的慷慨绝不会是强迫的。忏悔的钱币衡量不了所获宽恕的价值,它证实了所付出的价钱的可靠性。它不是被设想为会计单位,而是证明的要素,或者说是考验的要素。这篇文本的续篇清楚地指出:当有人买东西时,卖家“会开始检查付给他的钱,看看它是否被克扣、磨损、变更过;于是,我们相信主开始会检查忏悔”。德尔图良谈及忏悔—报酬时,目的不是人要向上帝购买东西,而是人面对上帝经历的一种考验。“证明式的忏悔”(Probatio paenitentiae)。这就是给出有关灵魂变化、人的修身、人的承诺、所形成的信仰的可靠的、明确的与真实的证明。如同他随后所说的,“信仰开始于忏悔的信仰,并以此显示了自身的重要性”。因此,忏悔一词表示两个东西:灵魂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人得以证实它的行为中的显现。它应该是对自身的证明。
德尔图良的这些分析既不是孤立的,也非预见,即使它们的调门与同时代人亚历山大城的克莱蒙的说法不同,即使它们所阐释的比查士丁的更多。
在德尔图良写作的时代,有一种新的制度发展出来了,其作用就是组织、规范与控制这一先于《论忏悔》所讨论的洗礼的净化。无疑,这不是一种彻底的创新,而是一种制度化,其模式就是赋予宗教教育实践与准备洗礼的实践一种普遍的形式。对于这种在3世纪愈来愈具有一种“秩序”样态的教理聆听活动的确立,一些历史学家从受洗者方面发现了许多理由:申请者的汇集,以及可能带来的宗教生活强度的弱化;迫害的存在,引发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人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反对异端的斗争,这意味着一种最严格的生活规则与学说内容的形成。对此,还必须再加上各种秘传宗教的模式,以及人们为此费心地培养入教的人。 教理聆听活动构成了一个相当长的准备期(可能长达三年),其间,教理问答、有关真理与规则的教育是与一整套的道德规范、仪式的与践行的义务、职责相连的。更有甚者,(这里要重提的是),这一准备的重点是各种“考验”申请者的步骤:也即揭示其自身,证明他所做的“艰苦工作”,见证他的转变与其净化的真实性。这些步骤对应的是这一“证明”(probatio),德尔图良认为它是洗礼准备活动不可或缺的忏悔训练的意义之一。而且,它们表明了,忏悔(metanoia)不应该只是被理解为灵魂摆脱世界、错误与罪恶,并转向真理的运动,还要被当作灵魂必须用自己的禀性与意志显示自身的一种练习。总之,这是根据的制度面,即若是灵魂不揭示自身的真相,那么灵魂就无法达到真理:自己的真相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代价”,用德尔图良的隐喻来说,灵魂要想达到最终照亮自己的启示之光,就必须付出代价。
希波利特(Hippolyte)的《使徒传统》就有关于可能是这些证明步骤的最详细的见证,这些步骤至少在西方教理聆听活动中是有一个过程的。 该书在“信仰的忏悔”的最终时刻,多次描述过它们,受洗者在答复一种三重拷问时,正式肯定他信仰圣父、圣子与圣灵:在这一点上,初学教理者通过圣名祷告与按手礼在宣告声中显示自己信仰的真实性,回应这一宣告的就是圣灵的来临与启示。这样,达到真理与显示灵魂的真相就在洗礼行为中汇合在一起了。但是,《使徒传统》指出并相当详细地描述了其他一些证明行为,它们是在洗礼准备期间分批进行的。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三组主要形式。
1.拷问式的调查。这是一种相对简单的步骤,根据问答活动展开。如果不是秘密进行,那么在它的展开中至少存在有限的参与:承担教理问答任务的“博士们”、申请者本人,以及“引导他的”人,都扮演着见证者与担保者的角色。 调查似乎针对的是一些外在已知条件:申请者的地位、所做的忏悔(这是由于某些不兼容性)、生活方式。但是,它也针对一些内心的要素,主要是申请者与其过去的宗教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引导他信仰基督教的理由。“但愿他们首先在别人之前被引导给博士们。有人会询问他们寻求信仰的理由。引导他们的人会给他们的论题给予证明,为的是了解他们是否能够聆听。有人也会检查他们的生活方式:他有妻子吗?他是奴隶吗?[……]为了教育他们,有人会询问引导他们来的人的职业与忏悔”。
在被接纳为聆听者之后,初学教理的人需要在可能长达3年的时间中过一种生活,其中,基本真理的教育是与各种宗教义务、行为规则、使命与善行相连的。在这一时期结束时,第二次调查开始了,形式上类似第一次。见证人与担保人也要被质询。但是,这次检查的是教理聆听时期本身:“当有人选择那些将要受洗的人时,他会检查他们的生活:他们在初学教理时生活真诚吗?他们尊敬过失去配偶的人吗?他们访问过病人吗?他们做过各种善行吗?如果引导他们的人为每个人做出见证:他这样做了,那么他们就听懂了福音”。 于是,初学教理的人就被容许去受洗。他们要在几周内(一般是在复活节前)经历一段最紧张的准备活动:祈祷、斋戒、保持警惕,必须严格证明他们的信仰。克里索斯托姆(Chrysostome)把这一时期称为“角斗时间”。
2.驱魔法的考验。按手礼与向脸吹气是旧时的仪式,旨在驱除控制一个人的灵魂与肉体的精灵。它们很早就是与洗礼连在一起的。 从申请者进入初学教理的修会开始,人们就使用这些方法,并且,在聆听教理时期,会多次诉诸它们,但是,它们也许并不总是有着大家承认的它们到4世纪才有的范围与多样性。 相反,在2世纪末,《使徒传统》指出需要在临近洗礼时使用正式的驱魔法:“当洗礼临近时,主教要为每个人驱魔,以便确认他们是否纯洁( ut possit cognoscere si mundi sunt )。如果发现有人是不纯洁的,那么他要被排除:这就是他没有很专心于信仰的话语与学说。” 在圣奥古斯丁时代,一种相同类型的仪式就是在洗礼前进行的。 申请者脱下苦衣,放在脚上,这一姿势就是表示人洗心革面,它属于传统驱魔法的做法。主教说出诅咒,而初学教理者聆听时没有犹豫,表明他摆脱了不纯洁的精灵。于是,主教就宣布:“我们已经试过你了。”
当然,这些驱魔法针对的不是一种类似于魔鬼附体的中魔形式。 按手礼意味着一种权力转移:圣灵权力取代了恶灵的权力,后者从人一堕落起就支配了人的灵魂。圣灵权力比恶灵权力更强大,取代、剥夺了它,并把它从作为自身中心的人的灵魂与身体上驱除出去,因为圣灵权力无法与恶灵权力共存,也不能在后者没有被驱除出去的情况下进入人的灵魂之中。 但是,驱魔法也是一种真理考验:通过驱除恶灵,驱魔法对灵魂进行了纯洁与不洁的划分,它让灵魂经受一种证实的过程,就像人们把一块金属放入火中来证实它一样 :人们去除那些改变它的要素,测量它的纯净度。圣奥古斯丁引用的传统与格言,它们所使用的表述表明了驱魔法“考验”、“指出”,并让人可以“确认”。它以自己的方式构成了一种灵魂检查。
由此,这些表述在4世纪里常常被使用,而且,随后被用来指这些驱魔法实践。在《象征说明》中,安布罗斯(Anbroise)对刚刚受洗的人解释了他们经历过的仪式意义。在该书中,作者把驱魔法列入“神秘探寻”之中:“人们寻求了解人的身体上是否有不洁之处;通过驱魔法,人们询问的不仅是身体的成圣,还有灵魂的成圣”。 而且,主教廓午德乌斯(Quodvultdeus)在对将要领受圣事的人说时,赋予了驱魔法相同的意义:“我们举行检查您的仪式,把魔鬼从您的身体里赶出去,而既卑微、又特别高贵的基督,会被祈祷保佑您。于是,您就要求:主啊,考验我吧,认识我的心吧”。
3.最后,《导师》与查士丁的《辩护词》都没有提及对罪恶的忏悔是洗礼的先决要求,但是,在德尔图良的《论洗礼》之后,却常常提到。“将要去洗礼的人必须通过热诚的祷告、斋戒、下跪与警惕来祈求上帝。他们还要通过忏悔过去所犯的所有罪恶来为此做准备。而且,这是对约翰洗礼的回忆,关于约翰洗礼的说法是,人们是‘在忏悔自己的罪恶时’ 接受洗礼的”。因此,这一“忏悔”完全不同于开启与结束初学教理者的聆听期的质询。这不是负责人询问有关某位申请者过去的生活与行为的信息,而是申请者对自己的询问行为,它是许多虔诚训练与禁欲训练之一。这是一种向教士详尽地忏悔自己过去所犯“所有过错”的行为吗?德尔图良只是提到,今天的基督徒应该为像约翰时代一样不必“公开忏悔我们的罪行与我们的丑事”而感到高兴。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明白,教理初学者有必要检查他过去的生活,回顾自己的过错,而且完全向主教或负责引导他的人忏悔这些呢?有可能。而且,一些最晚出的文本让人明白了,在这个时代,要求洗礼的人在洗礼前有必要向主教或教士 特别“忏悔”一下这些罪恶。
总之,必须记得,“忏悔”(confessio)这一术语有着特别广泛的意义,等同于希腊语词“exomologese”(公开告罪): 人承认罪过的总体行为。而且,想要成为基督徒的人被传唤去“忏悔罪过”(confessio peccatorum),这当然不应该比作为分门别类地、按照场合与严重性回忆与详尽坦白所有过错,而是要[考虑到]在上帝面前,以及必要时在一位教士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一种行为 (或多种行为)。这主要就是显示人意识到自己犯了罪,自己是罪人,以及自己有意愿去摆脱这一状态。这就是自身对自身的证明,证实自己改正了所犯的“所有罪过”,而不是通过记忆与叙事来灵修默想。
这就是从圣安布罗斯《论圣事》中的下面一段话得出的意义:“当你注册[受洗]时,教士拿了一把烂泥,敷在你的眼睛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意味着,你有必要忏悔你的罪过(fatereris),认识到你的良知(conscientiam recognoscere),对你的罪过进行赎罪(paenitentiam gerere),也即,认识到(agnoscere)人类的命运。因为来受洗的人会费尽力气不想忏悔罪过,然而,他最后却忏悔了他的所有罪过,因为他要求洗礼是为了得到证实,也即,为了从罪过转变到神宠之中[……]。没有人是无罪过的。他承认自己就是那个到基督的洗礼中寻找避难所的人”。
这个文本很重要。首先是因为它让我们可以窥见“忏悔”一词的意义范围:从人确实坦白所犯过错的行动,一直到承认人作为人不能不是罪人的事实。但是,也要坚持表明,从过错到恩宠的转变——这是洗礼的特点——如果没有某种“说出真相的行动”,是无法完成的。这一“反身的”行动,其意就在于,教理初学者被要求以可证实的方式明确地显示他意识到了自己是罪人。如果没有某种自证灵魂有罪的真相的行动(这同时就是不再作恶的意志的真诚表示),那么就没有宽恕,就得不到获救的启示。“说出自己的真相”在这一净化与获救的博弈中是关键的。
一般而言,从公元2世纪末之后,显示真实的自己在每个灵魂的拯救结构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个体接受的“调查”中,他是一位拷问者的谈话对象,或者是证明的对象;在经历净化考验时,他是驱魔仪式的目标;最后在“忏悔”时,他既是说话的主体,也是他所说的对象,但是,这只是证实自己是罪人,而非准确地记录下种种应该被宽恕的罪恶。不过,清楚的是,洗礼时的忏悔践行只有与从公元2世纪末开始的对“第二次忏悔”的十分重要的阐释相关,才能够理解它的方式与演变。
教理聆听制度、让申请者服从各种严格的生活规则的意志、实行证实与认证的步骤是无法与公元3世纪以来洗礼神学的新发展分开的:后者构成了一个整体,其中,礼拜仪式、各种制度、教士践行与各种理论要素相互依赖、相互强化。但是,这不是一种新的洗礼神学,而是一种新的强化。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死亡论题与精神战斗论题。
从洗礼被理解为再生和第二次出生时起,它就与死亡有了关系,至少是在注定要死的第一次生育之后,它促成了“复活”到一种真正的生命中。洗礼是与死亡有关的,因为它要摆脱死亡。因此,赫尔玛斯谈到用来建教会塔楼的灵魂—石块时说:“它们必须脱离水,以便接受生命:如果不摒弃作为它们先前生命的死亡,那么它们就无法进入上帝的王国。” 但是,从公元2世纪末起,发展出了洗礼若不打开生命通道,本身就应该是一种死亡的论题。而且,如果基督用自己的复活宣布了这一“新的出生”,那么他在自己的死亡中指出了洗礼是什么。洗礼就是与基督、并在基督中死亡的方式。于是,在从这个时代末开始的洗礼神学中,产生了向《罗马人书》和保罗的洗礼即死亡概念的回归:“我们通过洗礼与基督一起被埋葬,目的在于,就像他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我们走进了新的生命之中”。
德尔图良在《论肉身的复活》中参考的就是圣保罗的这篇文本:他提出的原则是,我们在洗礼中经历了形象的死亡,但是,我们在肉身中复活了真正的生命,“如同基督一般”。 但是,德尔图良既没有在有关忏悔的论著中,也没有在有关洗礼的论著中,提到这一点,尤其在他之后,这一经过基督受难的洗礼与死亡的关系才得到了阐发。大家都强调一系列的类比:浸水与埋葬 、洗礼池与“墓地形式” 、在三次信仰忏悔之后的三次浸水与从钉死在十字架上到复活的三天。 经过这些类比,许多论题就出现了。排在首列的是这一观念,即洗礼必须伴随着旧人的死亡:根据《罗马人书》,必须“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以便罪人的身体被摧毁”。
奥里金在穿越沙漠(必须在回到应许之地之前)时看到了“又苦又咸的”洗礼的预兆。 但是,因为人们在经历生活磨难时所抛弃的古代生活,只是死亡本身,所以必须把洗礼理解为死亡之死。这就是圣安布罗斯在《论圣事》的一个重要段落中所说明的:在亚当犯错之后,上帝就判处人是要死的。这是可怕的处罚,而且没有补救的吗?不是的,而且有两个理由:因为上帝容许人复活;但是,也因为死亡作为人的生命的终点,也是罪恶的终点:“当我们死去时,我们就不再作恶了”。作为处罚工具的死亡,一旦与复活相关,就成了拯救的工具:“判决充当了善行”;“有两件事是对我们有利的:死亡是罪恶的终结,复活是对自然的修复”。 因此,洗礼成了一种死亡意义的逆转:一种让罪恶与死亡死去的死亡,因此,这种死亡理当是人们强烈想要的。
但是,不仅如此:洗礼中的这一死亡不应当只是一劳永逸地埋葬基督徒抛弃的生活遗物,它必须在基督徒的一生中总是把基督徒标识出来。实际上,他带着洗礼的印记,接受了基督受难十字架的记号。这是他的生活必须屈从的“类似性”。人们试图用与受难基督类似的原则(即归入苦修记号之下的基督徒生活原则)来取代“与神相像”(它允诺给有这方面能力的人一种永恒的与启示的生命)。
1.让洗礼概念以死亡,或者至少以死亡—复活关系为中心,这一重定中心的做法对于洗礼不可或缺的“忏悔”(metanoia)观念有着三个结果。第一个是这一灵魂皈依,即人借以摒弃罪恶世界、离开死亡之路的这一脱离,愈来愈具有一种自身对自身的苦修方式,也就是自愿不断地让身体或心灵中所有可能与罪恶相关的东西死去的方式。第二个是这一苦修不应该只定位在洗礼时刻,它还要有一个漫长的、缓慢的预备期。它甚至不应该以救赎式的浸水收场,它还必须过一种苦修的生活,一直到死为止。作为死亡与复活,洗礼不只是表明进入了基督徒的生活中,它还是这一生活的永恒母体。最后,其他结果,即“证明”(probatio)的要求,它旨在证实申请者进入真理的欲望与能力,而且,它在保留这一作用的同时,倾向于赋予一整套的“考验”以日益重要的地位,这些考验既是苦修的方式,也是对这一以死洗罪的方式的证实。自身与自身的关系被理解为修身与认识自己,它在“忏悔”(metanoia)一词所指的皈依—忏悔的总过程中占据着愈来愈好的突出地位。
2.但是,另一个因素介入进来,带有汇聚的效应。这就是有关过错与洗礼的神学中对于出现在灵魂中并支配它的敌人论题的阐发。其实,不要弄错了:对于教理聆听期间与先于洗礼的仪式中的驱魔实践的规定及其这些实践的增多,并不表明有关恶的魔鬼学概念获胜了。人们倒是花费了一系列努力去肯定那位同意拯救的上帝对于新的原罪观念的全能性,以及大家对自己的获救都有责任的原则。德尔图良的概念回应了这一要求:他不仅在人注定要死、他的灵魂腐化了与他的生命被抛到恶之中的事实中,而且在撒旦可能已经建立了他统治人们(直至人的内心深处)的帝国的事实中,看到了堕落的效果。作为法学家,他考虑更多的是被视为司法权与某种权力运用的一种着魔,而不是作为外来存在体之渗透的一种着魔。洗礼是要产生“去除魔障”的效果,它包括两个方面:圣灵可以在因净化而得到解放的灵魂里找到自己的座位;人获得了比魔鬼力更强的一种力量,他可以抵抗它们,指挥它们。从堕落到拯救,这是一种起作用并会倒置的力量关系:人在救世主来临之前不是绝对受限于恶的,也没有人会在献祭之后无条件地被赎罪。一切都是战斗。但是,这一战斗不是以恶的原则来面对上帝:它是在人与反抗上帝的人之间展开的,它想要占有他的灵魂,而且禁不住“悲叹”他把上帝从灵魂中排除了。
从公元3世纪起,这一精神战斗的论题会赋予洗礼预备期及其人们预期的效果一种特殊的意义。预备期应该是对敌斗争,不断努力去战胜它,吁请基督帮助与支持虚弱的人。但是,洗礼既不会给予安全,也不会提供安宁:敌人因为感到被剥夺了,所以更加顽强;而且,因为它不再主宰灵魂了,所以它试图再次进入灵魂。若是基督徒没有做好基督徒应有的准备,那么他就会又堕落了。
可见,像死亡论题以及相关的再生育、第二次出生与复活论题,都转向到苦修论题,同样,让灵魂摆脱其污点的净化论题也转向到精神战斗观念上。而且,这两个转向都赋予主体一个日益重要的作用:洗礼必须有一些主体苦修式的、或内心精神斗争式的修身活动来预备、伴随与延伸。它确立了人对自身的一种复杂的、艰难的、多变的关系。无疑,基督教学说绝不容许上帝的全能因此而被侵蚀或限制(即使难以在理论上建构出面对人的自由的这一全能体系)。但是,在坚持对当下意图的看法时,我们看到这些自身对自身的关系在主体迈向启示与拯救的过程中是多么不可或缺啊。
3.然而,这一切会导致洗礼学说中另一个重点的变化:这涉及圣事的效应。关于这一点,我将非常简略地说一下:我只是提一下公元3世纪初奥里金的说明和公元4世纪末圣奥古斯丁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