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研究古史的方法

上古史的研究，是史学中最繁重的部门，不但要依据一般的史学方法，对于史料作分析批判和综合的工作，还得要借重其他学科作进一步的探讨。地下的史料，必须凭藉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去探讨，纸上的史料，也必须凭藉校勘学、训诂学、考证学、比较语言学、比较神话学、社会学……去探究。这种种的工作当然要有许多人来分工合作，再加以融会贯通，然后才能求得古史的真相，如果一个人靠他有限的学识，想用一举手之劳来解决整个古史的话，结果会如同瞎子摸象一般，得到悲惨的结论。

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在目前我们觉得尤其困难，锄头考古学还是在萌芽时代，所发掘出来的材料既不多，研究的工作也刚刚开始，因此我们要就考古学的成绩来解决上古史上的问题，还不可能。即就各地所发掘的史前遗址而论，我国各地文化落后的民族如此之多，目前所发掘出来的石器是否殷商以前的史料也还是问题，即如安特生在甘肃一带所发掘的史前遗址，至今还有人怀疑是羌族所遗留的。较可信据的，便是中央研究院在河南一带陶器文化层的发现，我们仅能从这里得到一些中国史前期文化演进的消息。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于我们以后的努力。

其次，我们觉得对于中国史前文化的探究，除了发掘实物以外，也还有其他的途径可走，“语源学”的方法也未始不可应用。例如郭宝钧的《戈戟余论》（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三分），因为戈、角同声，戈形如角，铜戈的用角来做装饰，推定戈的起源，由于原始人用兽角来做武器。又如郭宝钧的《古器释名》（见《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因顾炎武说角、斝双声，角、爵叠韵，铜饮器中的“角”“觚”“觯”“兕觵”都从角，推定这些饮器的来源，由于原始用兽角来做饮器。这些推论当然是可信的，至今文化落后的部族，角器的应用还是非常普遍。《说文》说“觵，兕牛角，可以饮食者也”，段玉裁注说：“其他不以角为而字从角者，盖上古食鸟兽之肉，取其角以饮，饮之始也，故四升曰角，犹仍角名，而觚、觯字从角与？”这一点，段玉裁也已发现了。此又如唐兰的《古乐器小记》（《燕京学报》第十四期），因为古“钟”“□”“筒”通用，推定铜钟的前身是竹木器，此外如铜器中“簋”“簠”的，字都从“竹”，很明显的，它原始是一种竹器，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专文讨论，这里只是略举几个例，证明“语源学”在史前文化的探究上，一定能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

至于用社会学的来探讨史前社会，当然也是个好方法，可是决不能像现在那些所谓“新史学家”那样专用古史传说来穿凿附会，我们不妨利用可靠史料，根据后来所保留下来的风俗，来推溯史前社会。例如我国四裔的部族往往有吃人和用骷髅来作饮器的风俗（见《墨子》、《后汉书·南蛮传》及注），同时我国战国时代赵襄子有杀知伯头来作饮器的事实，而且殷人用人祭，宋襄公也曾用过人祭，古人本来把鬼神看得同人一样有情欲要饮食，祭祀就是供给鬼神的饮食，用人来祭祀，当然是把人来当作食品了，因此我们可以推定我国的原始人一定也曾有过吃人的习俗。此外我国四裔部族大都有文身的习惯，《韩诗外传》说越俗劓墨，劓墨就是文身。而我国古代的刑法，也还有劓墨黥，《后汉书·朱穆传》注：“黥首，谓凿额涅墨也。”《秦策》注：“刻其额，以墨实其中，曰黥。”《国语》内史过说：“犹有散、迁、懈慢而著在刑辟，留在裔土，于是乎有蛮夷之国，有斧钺、刀墨之民”，《周礼·司刑》郑注也说：“今东西夷或以墨劓为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类欤？”他们因为见到当时中国有劓墨之刑而四裔以劓墨为俗，就说四裔是古刑人流亡过去的。这样说法当然太不近情了。我们推想起来，大概我国原始时代也有文身之俗，后来文化进步，就渐次取消，便拿来当作刑法了。或许因为最初奴隶的来源是异族的俘虏，他们都用劓墨之俗，后来兼用罪人做奴隶，也就用劓墨之刑，使与异族的俘虏同类。这些虽只是个推测，比较是有理由的。或许古人称人民为“黎民”或“黔首”也有相当关系呢。

最近一般从事考古的人们，高唱着“纸上史料无用论”，其实只要好为应用，哪里会无用呢？一般西洋的历史家研究印度史，证明印度雅利安人种在入印度以前，曾经印度欧罗巴共住时代和印度伊兰共住时代，他们除用人类学、考古学证明外，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的研究，对此尤有贡献。马翁（Max Muller）的证明印度天父“特尤西彼尔”（Dyauspitar）和希腊的“照夜斯巴的儿”（Zeuspater）和罗马的“第尤彼的儿”（Jupiter），同出一语源，被称为“十九世纪人文学上最大的发现”，从此我们也可知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在古史研究上的重要了。我所做的《中国上古史导论》一书（见《古史辨》第七册），就是想从这方面加以试探，把我国古代各部族的古史神话加以比较研究罢了，这是一个初步的试探，我决不敢以为这种工作已达到了完美的境地，所以我很希望人家能加以批判和校正。最近有许多人把“正统派”和“形而上学的方法”等名词套到我头上来，我对于这些名词现在不想加以多辩，此后也不想加以多辩，因为只有事实是胜于雄辩的。

我很感谢何天行氏对我的批评（见本刊三十五期），只是其间不免有许多误解的地方，现在略为说明如下：（一）何氏用姬姒通婚的证据，来反证姬姒不是一姓的分化。古代固然有同姓不婚的说法，可是事实上并不如此，《周语中》说：“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须由伯姞，郐由叔嬗，聃由郑姬，息由陈妫……”其中密须姞姓而娶伯姞，郐嬗姓而娶叔嬗，聃姬姓而娶郑姬，都是同姓相婚，《左传》上同姓相婚的例子更多。何况到文王时，姬姒当然已分化为二姓了。（二）何氏说冀方并不在西北，历代史地家已有确证，不知有何根据？后世的所谓冀州当然不偏在西北，可是《左传》上的冀方，明明是一个方国，周代的冀国，当然在西北。《左传》上是有明证的（《僖公二年传》）。（三）何氏说“夏”本作东方平原，“在居于潼关以西，海拔五百至一千五百公尺以上关中盆地的周人看来，当然要说‘东夏’‘下’和‘下土’了。”何氏既承认“夏”即“下”和“下土”，“下土”一辞，在《诗》《书》上确是对天而言的，明证昭昭，也不烦举例（《古史辨》第一册不论正反两方的辩论，也是这样说法），何氏说因夏地势低下而称“东夏”“下”“下土”，怕任何人不会相信吧！

（原刊《正言报·史地》1941年10月22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