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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们看到这个题目，或许要感到茫然吧，这是战国中期宋国的一件大事，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到今天，我们才从故纸堆里把它发掘出来。请读者们耐性地一看，看我们是怎样把它发掘出来的。
在《韩非子》上，有宋国大臣皇喜杀掉宋君的夺政的话，同时也还有宋国“司城”子罕杀宋君而夺权的话：
戴
为宋太宰，皇喜重于君，二人争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杀宋君而夺其政。（《内储说下》篇）
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二柄》篇）
司城子罕杀宋君而夺政。（《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篇）
宋君失其爪牙于子罕，……故身死亡国。（《人主》篇）
还有《韩诗外传》卷七、《史记·李斯传》上二世书、《淮南子·道应》篇、《说苑·君道》篇等，都有司城子罕逐君夺政的说法，这件事以前的考据家都没有把它弄清楚，至今还没人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一回事。我们不是够遗憾的么？
这位杀君夺权的司城子罕，王应麟认为就是春秋时代的乐喜，可是乐喜的事在《左传》载得很是明白，他是一位贤臣，怎会有杀君夺政的事呢？梁履绳认为这位司城子罕就是《韩非子》所说的皇喜，因为古人名“喜”的，往往用“罕”为字，王引之的《春秋名字解诂》里曾举出不少例子。这个见解我们十分赞同，司城子罕杀宋君夺政的话，既屡见于《韩非子》，而皇喜杀宋君而夺权的话，又见于《韩非子》，那杀君夺权的司城子罕当然不是乐喜而是皇喜了。这个见解，也曾为孙诒让所采用，孙氏在《墨子传略》（见《墨子间诂》一书内）中。更进一步，考定这位司城子罕所杀的是宋君即是战国初期的宋昭公，他的理由是这样的：
（一）《史记·邹阳传·狱中上书》说：“子罕囚墨子”，墨子的年代，上不及宋景公，下不及宋辟公，和墨子同时宋君只有昭公、悼公、休公三位，《吕氏春秋·召类》篇高注说：“春秋子罕杀昭公”，宋有两个昭公，一个在鲁文公时代，和墨子相去很远。一个在鲁悼公时代，正和墨子同时，可见这位囚墨子的和夺政的子罕，该是后一个昭公的大臣了。
（二）《宋世家》虽然没有说昭公被杀，但贾谊《新书·先醒》篇和《韩诗外传》卷六都说昭公曾出亡而复国，而《说苑》又说子罕逐君夺政，或许昭公实是被逐而失国，误传为被杀的。
这二个理由都是不够坚强的，邹阳的《狱中上书》，里面所引的故事，很是离奇，多半是不可信的（例如白圭为魏取中山之类），而贾谊《新书》上所记昭公复国的故事，说宋昭公出亡后，因“革心易行，衣苴布，食
馂，昼学道而夕讲之。二年，美闻于宋。宋人车徒迎而复位，卒为贤君”。原来昭公本是个昏君而被逐的，后因觉悟自新而被复立，如决不是因子罕专政而被逐的。
《韩非子》的《说疑》篇，把“司城子罕取宋”和“田成子取齐”相提并论，《二柄》篇又把“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和“简公失德，而田常用之，故简公见弑”相提并论。《人主》篇又说：“宋君失其爪牙于子罕，简公失其爪牙的田常，而不蚤（早）夺之，故身死国亡。”《外储说右下》篇又说：“子罕为出彘，田恒为圃池，故宋君、简公弑。”可见子罕的得宋，郑和田常的得齐是一模一样的。《韩非子·爱臣》篇又曾说：“燕、宋之所以弑其君”，怕也是指子罕弑君这事而言，同时在《韩非子》中，还有《忠孝》篇上的话：“……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韩非子》一面把田常取齐和子罕取宋相提并论，一面又把田氏夺吕氏于齐和戴氏夺子氏于宋相提并论，个中的消息不是很明白了么？原来司城子罕就是戴氏，自从司城子罕劫君夺政，从此宋国也就成了戴氏的天下了，《吕氏春秋·壅塞》篇有一段论宋被齐攻灭，结论说“此戴氏之所以灭绝也”。分明宋国到后来确已为戴氏，亡国之君宋王偃就是戴氏，并非子氏了。照《史记·宋世家》来看，子氏的世系是一脉相承的，并没有篡夺这回事，高诱的《吕氏春秋注》，也弄不清楚这一点，见到《吕氏春秋》论宋之灭亡说“戴氏之所以灭绝”，于是便来一个这样的曲解：“戴氏，子罕，戴公子孙也，别为乐氏。传曰：‘宋国之乐，其与宋升降乎？’宋国衰，子罕后子孙亦衰，赏罚失中，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绝也。”可是宋亡国的时候，如果还是子氏而不是戴氏，《吕氏春秋》论宋之亡，该说：“此子氏之所以绝也”，为什么要说：“此戴氏之所以绝也”呢？如果照高诱的曲解，因为戴氏是宋的大族，宋的子氏亡国，戴氏也要因此亡家，因而《吕氏春秋》论宋之亡，说：“此戴氏之所以绝也”，天下有这样曲折的文章么？
据上说来司城子罕的劫君夺权，就是戴氏篡夺子氏的宋国，当然是宋国的政上的一件大事了。这件事既不发生在宋昭公时代，那么在什么时候呢？这里我们从《古本竹书纪年》里又探得了个消息。《宋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说：“宋剔成肝废弃君璧而自立。”所谓璧是《竹书纪年》的“桓侯璧兵”，《史记·宋世家》误作“辟公辟兵”，《宋世家·索隐》举庄子“桓侯行，未出城门，其前驱呼辟，蒙人止之，后为狂也。”（《太平御览》卷七三九引作“宋桓侯行，未出城门，其前驱呼辟，至于家，家人正之，以为狂也。”今本佚），和司马彪注：“呼辟，使人辟道。蒙人以桓侯名辟，而前驱呼辟，故为狂也。”来证明《竹书纪年》的正确。剔成肝，《宋世家》误作“剔成”，梁玉绳《人表考》说：“剔成者易城之误，而肝是其名，肝封于易城之地，因以为号”。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说：“剔成肝乃易成侯之误，《周书·谥法》曰‘好更改旧曰易’。”都只是一种臆测。事实上，《竹书纪年》称“宋赐成肝废弃君璧而自立”，也就是《韩非子》等书所说司城子罕劫君夺政，“司”“剔”是一声之转，犹如“施”字或读如“易”，或读如“司”，“城”和“成”，“罕”和“肝”，都声同通假，“司城”的音变而作“剔成”，正同“司徒”的或作“信都”“申徒”“胜屠”一样，司城子罕既即是剔成肝，那他劫逐的宋君是桓侯无疑了。《太平御览》卷四八八引《庄子》说：“宋桓侯筑苏宫，使蔡讴，观者数百倍，去之无有悲色。君乃赏蔡。”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说：“宋王与仇齐也，筑武宫。讴癸倡，行者止观，筑者不倦，王闻，召而赐之。……”二个传说简直是一模一样，讴唱的人，一作“蔡”，一作“癸”，字形又相近，分明是一事的两传，为什么宋桓侯的事和宋王偃的事会一事两传呢？本来亡国之君，在古史传说中没有个不被诋毁为“淫佚康乐”的，宋桓侯会和宋王偃同样有“淫佚康乐”的传说，宋王偃固然是亡国之君，宋桓侯同样是亡国之君呵！不过一个是宋戴氏之亡君，一个是宋子氏之亡君而已。这一点，也足为宋桓侯曾失国的佐证。
据《韩非子·内储说下》篇，和皇喜（即子罕）相互争权的，是“太宰”戴
，顾广圻在《韩非子·内储说下》篇“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节：“上文戴
宋太宰，《六微》篇同，《说林下》‘宋太宰贵而主断’，与此皆一人。商，宋也。”这话说得很对。《韩非子·说林下》篇说：“宋太宰贵而主断。季子将见宋君，梁子闻之曰：‘语必可与太宰三坐乎？不然，将不免’，季子因说以贵主而轻国。”这位讲贵主的季子，当是季梁，季梁和梁惠王、梁襄王同时，当魏惠王要攻邯郸的时候，季梁曾往谏魏惠王，当魏襄王时，公孙衍做魏将，和相田需不友善，季梁曾替公孙衍向魏襄王进说，都见《战国策》的《魏策》。足见季梁也正和宋桓侯同时。那么这位主断的宋太宰戴
，也定是宋桓侯的大臣，和我们上面的考证，也正相吻合。《韩非子·内储说下》篇说：“成
谓齐王曰：‘王太仁于薛公而太不忍于诸田，……政乱于内，此亡国之本也。’”《荀子·解蔽篇》杨注引这文“成
”作“戴
”，“成”“戴”形近而误。戴
对齐王说这些话，应该在齐湣王说这些话，应该在齐湣王七年田甲劫湣王，薛公（即孟尝君）出走以前。那时戴
已经因司城子罕的逐君夺政，逃到了齐国来，他所以对齐湣王说这些话，或许是有鉴于宋的篡夺而发的吧！
这件戴氏篡宋的大事，太史公已不知道，所以在《宋世家》上说：“辟兵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即剔成肝）竟把被司城子罕逐杀的宋桓侯辟兵，说成了司城子罕的父亲，在宋桓侯和司城子罕之间，不但没有篡夺的事，也还是父子相传呢！太史公对于宋君的世系，既弄得一团糟，对于宋君年代也很多是弄错了。《宋世家》把宋桓侯辟兵之卒记在周烈王六年，即梁惠王元年（《史记》梁惠王纪元误上一年，余别有《梁惠王的年世》一文考证，这年实为魏武侯二十六年）。可是《魏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说：“惠王十四年，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郑釐侯来朝”，可知宋桓侯到梁惠王十四年还在哩！司城子罕的逐杀宋桓侯而篡夺自立，该是梁惠王十四年（即西元前三五六年）以后的事，究竟在何年，那就没法确定了。
这位篡夺而自立的司城子罕无论在《史记》上、《竹书纪年》上、诸子上，都没有说到过他的谥法，始终把他的名字和官名“司城”连称着，是不是子罕逐君自立以后没有自称为君呢？还是文献上失载了呢？这也已没法得到真相了。等到司城子罕传位给宋君偃，偃不但称君，后来也还称王，最后给齐湣王所灭亡。那戴氏篡宋以后，也只有子罕和偃二代罢了。
（原刊上海《益世报·史苑》1946年9月30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