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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史料价值来论，《国策》和《史记》里同样的叙事，自当以《国策》为据，因为太史公那些列传，就是根据《国策》之类的短书杂记的，而太史公却不免有许多润色的地方。樊於期的亡燕，《国策》只是说在燕太子丹归燕后，“居之有间，樊将军亡秦之燕”，而《刺客列传》却作“居有间，秦将樊於期得罪于秦王，亡之燕”，多出了“得罪于秦王”的说法，好像樊於期的得罪于秦王和亡之燕同在燕太子丹归燕后。可是《国策》和《刺客列传》下文太子丹的话，都有“樊将军困穷于天下，归身于丹”，可知得罪于秦王和亡之燕，不是同时事，樊於期得罪了秦王，早就奔亡到他国，辗转流亡，无处容身，才投奔到燕的。何况秦和燕之间有相当的距离，其间有别国夹着，决不会直接奔亡到燕。桓齮在始皇十四年大败于赵而出亡，其辗转流亡到燕，在始皇十五年燕太子丹质秦逃归后，是很可能的。所以拙作说：“桓齮败于始皇十四年，燕太子丹质秦逃归在始皇十五年，时代也正相当”（李君所引拙作，并非拙作原文，附此声明）。读过《国策》《史记》荆轲刺秦王故事的，谁都知道樊於期的亡入燕，在燕太子丹归燕之后，我前文没有详加剖析，因为认这是无庸多说的，所以只是把论据写了出来。同时这些故事，大多出于后人编造，其中各段情节，可信的程度也不一，作这等考证，必须要活用，切不可呆看。
桓齮的大败，断在始皇十四年，不在十三年。始皇十三年赵与秦战，扈辄大败被杀，《始皇本纪》《六国表》《赵世家》都同，并无赵转败为胜之说，《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那可作为考证战国史的依据？在史料上是毫无价值可言，监本考证之说更不可信，请一读梁玉绳《史记志疑》。
另有一文，以小说《东周列国志》来辨难，恕不作书。
读本报学林第四期杨宽先生《战国人物丛考》云：“樊於期即桓齮，盖因桓齮于始皇十四年大败于赵而出亡到燕，燕太子丹质秦逃归在始皇十五年，时代相当”，但战国《燕策》述及：“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居之有间，樊将军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刺秦王事中亦云“燕太子丹质秦亡归燕……居有间，秦将樊於期得罪于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依这一段的记载，显见樊於期的亡入秦，在燕太子丹归燕之后。由此，樊於期即桓齮，或有不符。
又谓：“桓齮于始皇十四年大败于赵而奔燕，《秦记》之桓齮于是年定平阳武城，系讳败为胜”，然按《史记·六国表》赵王迁三年谓秦拔我宜安，《考证》云：“《世家》：‘秦攻宜安，李牧帅师却之’，与《表》异。《通鉴》：‘秦伐赵，取宜安、平阳、武城’，与《表》同，据此则李牧却之者，二年事也。拔平阳拔宜安，俱三年事，《世家》误其年，故《表》前后参差耳。”又《通鉴纪事本末》云：“始皇十三年，桓齮伐赵，败赵将扈辄于平阳，斩首十万，杀扈辄。赵王以李牧为大将军，复战于宜安、肥下，秦师败绩，桓齮奔还。十四年，桓齮伐赵，取宜安、平阳、武城。”这样看来，分明桓齮大败于赵，在始皇十三年。定平阳、武城，在十四年，故无用奔燕。
（原刊《正言报·学林》1945年12月8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