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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季先生在《求真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古史辨的解毒剂》，事实上《古史辨》本没有什么毒剂，倒是李先生在那里大放毒汁，我因此作成了一篇《〈古史辨的解毒剂〉的解毒剂》，刊在本刊的创刊号上，做了番清毒工作，那知“余毒未净，复肆披猖”，李先生又在《求真杂志》一卷五期来了篇《为〈古史辨的解毒剂的解毒剂〉进一解》，只是这不是“进”什么“一解”，又是在施放毒气，想掩护他的“老毒”的“最后巢穴”，而作“困兽之斗”的。我既清了他的毒汁，对于这再度施放毒气，自然也得清除一番了。李先生说我是《古史辨》某君的化名，因为“批评了他的大作”，于是“愤怒填膺，立图报复”，又说我在代表古史辨派在反攻，他把这些大帽子戴到我头上，又无非掩饰他的败绩罢了！闲话且不说，就来展开攻毒的歼灭战吧！
以前王国维先生研究古史，用纸上的史料和地下的史料相互参证，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称为“两重证据法”。如今李先生也来东施效颦，也口口声声称“取得纸上材料和地下材料两重证”。看呀！李先生的“两重证来了”：他要证明黄帝是青铜时代，除了根据“蚩尤作兵”“黄帝采首山铜”的传说以外，又把安特森在甘肃考古所得辛店期的铜器，归之黄帝时代，他认为“开始发现铜器的辛店期不应如安氏所假定的公元前二六〇〇——二三〇〇年，而应为公元前三六〇〇年左右，这与黄帝、蚩尤的时代相差无几。”李先生的两重证原来是这样证法的！传说中的黄帝，究竟在什么时代，到汉朝，才有人胡乱地推测，张寿王、李信治说黄帝到元凤三年（汉昭帝年号）已六千余岁，宝长安、单安国、桮育治说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都见《汉书·律历志》），就这二说已相差得那么远，李先生有什么地方可以确定黄帝的年代呢？黄帝的年代既不能确定，无论辛店期在公元前二六〇〇年或是三六〇〇年，怎能知道“与黄帝、蚩尤的时代相差无几”？这分明是“玄学方法的胡说八道”！如果“蚩尤作兵”“黄帝采首山铜”的传说可作为黄帝已是青铜器时代的证据，那我们还可把青铜器时代更提早，例如《古史考》不是曾说燧人氏“铸金作刃”吗？（《太平御览·皇王部》引）李先生的“两重证”，其实只是两重胡说！这样论证的方法，我无以名之，只能称作“两重胡说法”！
看呀！李先生的“两重证”又来了：李先生引《韩非子·五蠹》篇：“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又引《石雅》：“三代时中国已有用铁者，如《刀剑录》云：‘孔甲九年，岁次甲辰，采牛首山铁铸一剑，铭曰夹’。《博古图》云：‘三代之斧，在夏执玄钺’，《古今注》正谓‘铁斧，玄钺也’。”接着就说：“虞、夏的铁器除上面所举铁铦、铁剑、铁斧外，它无所考。然‘夏后氏上匠’（《周礼·东官》《考工记》）必有不少的铁器工具，证以‘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诗·大雅·文王有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小雅·南山》），这种伟大的工作，非有铁制工具是绝对办不到的。”这算是李先生的纸上证据，李先生一面认为“禹黄”荆扬二州之贡“惟金三品”中有铁，又说：“何况荆扬二州古本产铁，至今犹如此。”李先生更说：“至于禹所都的山西，一直到现在，铁犹为无尽藏。”“自古及今中国北部和中部产锡少，惟南部产锡较多。所以殷墟出土的铜器属于明器一类的，不用锡而改用铁（并加砒素）为合金，……在铜少锡缺而铁独多，又容易采取，容易制造的条件下，唐、虞、夏有不急速进入铁器时代的理由么？”这算是李先生的地下证据。李先生找到了这些证据，接着便得意洋洋道：“他们对于唐、虞、夏纸上甚至于地下（如铁产，如出土的铜器）的材料盲目不见，妄肆讥评，这是科学的态度么？”本来王国维先生的地下证据，是指地下出土的史料上的证据，如今李先生进一步把山西的产铁都算作了地下证据！不错！铁产不是蕴藏在地下的么？原来那些开铁矿的也兼作了锄头考古学的工作！用后世的铁产来证明唐虞夏进入铁器时代，已够“一团糟”了！又用殷代的铜器中的含铁来证明殷以前已入铁器时代，还不是“玄学方法”吗？（我国铜少铁多，容易采取是一件事，唐虞夏有没有铁器是另一件事，如果这都可成为理由，那么我们也可说三皇时代已是铁器时代了。）要知道，殷墟经过中央研究院多少年来十多次大规模的发掘，地下还没有找到用铁的证据哩！事实上，李先生的“两重胡说法”是变不出什么把戏来的！
李先生的证明唐虞为铁器时代，曾征引西摩勒耳的《国民经济学纲要》为证。固然“材料是否正确，应先从材料本身去考察，不能专以记录它的书出版的迟早为标准。”可是，如果是叙述事实而材料不明来源的，自以当时的实录为最可信，后世孳生的传说在史料上的价值自然较低，李先生真是“连这一点常识都没有，还谈什么材料的鉴别啊！”西摩勒耳说：“铁的制造在蒙古条顿诸氏族……中似乎首先有一种更重大的意义，由他们传入中国（在公元前二三〇〇年）是可以证明的。”李先生说：“他的材料的来源现虽无从查考，然米勒尔对于这一点，可以给我们一个旁证。……亚洲、非洲的自然民在半开化的阶段即已有了铁器。……见蚩尤的‘铁额’不是无稽之谈，而唐虞的铁器更不是问题。”西摩勒耳这现代的记载，材料的来源所无从查考，只能用推想来作旁证，是不是如李先生所说“现代的记载以新的发现和科学的证据反十分真实”呢？这是一团糟的玄学方法！
咱们现在还来看一看李先生重新提出“唐虞夏进入铁器时代的五大理由”，他的第一理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证明氏族社会末期（即野蛮高级）有铁器和文字的发明，唐虞的公天下和夏禹的家天下（夏禹成立国家，比巴比伦和米索不达美压迟一千八百年，比埃及也迟八百年），是氏族社会末期和阶级制社会初期的分水岭，也应有铁器和文字的发明。”这真是公式主义在作祟！各民族的社会进化程序，并不完全一致，许多民族进入铜器时代，因生产工具的进步，生产力不断地扩大，便和民族制的社会关系发生矛盾，民族制就逐渐崩溃，等不到铁器发明，国家已构成了。何况传说中的公天下和家天下，本来是不可信的。尧舜禅让的传说，顾颉刚先生在《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一文中，已曾有明白的剖析。
他的第二个理由：“共工之战既有铁铦，可见唐虞时代是有铁器了。又《禹贡》的梁州‘贡璆铁银镂砮磐’，……其实何止梁州，《禹贡》荆扬二州之贡，都有‘惟金三品’一语，孔安国《传》：‘金银铜也’，然当时产铁之山比产铜之山多八九倍，铁又多浮在地面，断无不贡铁之理。……究心古代铜铁矿产的江淹便懂得这一点，对于‘惟金三品’的解释，独具只眼：‘……金品上则黄，中则赤，下则黑。黑金是铁，’……这和《越绝书》所谓‘禹穴之时，以铜为兵’相印证。”这些纸上证据实在都算不得证据的。《韩非子》所说的共工之战，本非共工传说的初相，《禹贡》决非禹时的著作，已成定论，《越绝书》著作年代既晚，其中的传说大多荒诞无稽，怎能引以为证？
他的第三个理由：“唐虞夏均建都于产铁独多的山西（现在闻喜、垣曲和绛县虽有少数铜矿，然含量甚微，如储量最丰篦子沟铜矿含铜仅百分之一、之三），则那时铁器的出现独早于其他地带，也是丝毫没有疑义的”。“在铜少锡缺而铁独多，又容易获取，容易制造的条件下，唐虞夏有不急速进入铁器时代的理由么？”要知道，地下产铁独多容易采取是一件事，唐虞夏有没有进入铁器时代又是一件事，须得有直接史料可以证明，结论才可成立。种种推想，没有确证，依然是个幻想！
李先生的第四个理由来得更巧妙了：“九黎原居江南一带，后更北进，三苗据说是它的后裔，居洞庭彭蠡之间，为大冶铁矿所在之地，铁苗至今仍浮在地面，《说文》黍部：‘黎，……从黍，犁省声。’艸部：‘苗，艸生于田者，从艸田。’这可表现黎苗是农、耕的氏族，而蚩尤相传为九黎之君，‘铜头铁额’之说若真实不虚，则黎族当首先发明制铁术，而苗族也保有此术。”李先生从“黎”“苗”二字的形声上，就断定黎苗是农耕氏族，又从蚩尤“铜头铁额”的神话来证明黎已发明铁制术，全是些附会之谈，不是玄学方法是什么？
李先生的第五个理由，是根据《石雅》的，我们已在前面指出是胡说了。这所谓五大理由，不是公式主义作祟，便是幻想和附会，全是一团糟的玄学方法！我国青铜器时代的下界是很明了，绝对的年代是在周秦之际，春秋战国间是个过渡时代，郭沫若先生在《青铜时代》里已说得够明白了。
李先生毕竟守不住他的“最后巢穴”了，可是依然想为“八股式的理论和顽固派的成见”来作“困兽之斗”。李先生说：“我们并不否认古史传说中杂有若干神话的材料，但绝不以神话为惟一无二的来源。”李先生又说：“中国古史虽被后人加上‘皇’（三皇）‘帝’（五帝）一类的尊号，亦编入不少的神话，然而非全伪，真的因素仍占一大部分。”所谓大部分真的因素，是不是就是李先生“两重胡说法”里所引用的呢？未免太不真了吧！
看呀！李先生所谓真的因素来了：“黄帝本称有熊氏，熊即那个氏族的图腾，所谓黄帝是后人妄加的尊号。”“任何人推翻了三皇五帝的名目，推不翻考古学所指证的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因此也推不翻我以考古学为根据的说法，至多不过将黄帝尧舜禹的名称另换成甲乙丙丁罢了。”李先生毕竟守不住“最后巢穴”，只得承认三皇五帝的名号是后人妄加的，但是李先生还想使他们摇身一变或是脱胎换骨，黄帝既站不住，就把传说中“黄帝为有熊氏”的有熊氏请出来，熊是氏族的图腾，证据在哪里呢？黄帝为有熊氏的说法，初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大戴礼》的《五帝德》就不见，黄帝是不是有熊氏也还是个问题呢！这一点，崔述《考信录》已说过。李先生曾总括起来说：“古史传说的来源是多元的：一部分来自人话，一部分也许来自神话，两者的比例，因人（古人与作古史的人）而异，原无一定，不过在一部够得上信史资格的史书里（如《史记》之类），大概是人话多而神话少。”李先生对于古史传说里有神话的来源，不免要“也许一下了”！李先生又不得不承认古史传说里人话和神话的比例是因人而异，原无一定。可是李先生得要明白：古史传说里人话和神话的比例所以因人而异，就是因为一方面是民间传说，一面是到了荐绅先生嘴里“难言之”而把“不雅驯”神话刊削的刊削，润色的润色，李先生不是也已承认有儒士将神话润色为人话的事实了吗？所以像《史记·五帝本纪》《夏本纪》之类，表面看来已大多是人话，其来源还是从不雅驯的神话中摘取出来润色出来的，怎能认作信史呢？咱们再来看一看谁的证据坚强。
最离奇的，李先生居然也施用起校勘学来了。他说《吕刑》里的“皇帝”，“《经典释文》原作‘君帝’（指尧），‘皇帝’系后人所改。”但《墨子·尚贤》篇中说：“然则天之所使能者谁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书《吕刑》道之曰：‘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乃命三后，恤于民……’”《墨子》把“皇帝清问”的三后，谓即‘天之所使能者’，可知《墨子》已把《吕刑》上的“皇帝”认是天帝，这难道“皇帝”也是后人所改的么？还有《孟子·尽心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赵岐注：“若康诰曰：‘冒闻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问下民。’人不能闻于天，天不能问于民，……岂可案文而皆信之？”这也是把《吕刑》的“皇帝”认为天帝。证据不多提了，总之《吕刑》在战国到汉的本子都作“皇帝”，作“君帝”的当然出于后人的臆改妄说，“君帝”连文在古书上也罕有其例。《诗》《书》中的“帝”本指上帝，《吕刑》中的“皇帝”也指上帝，金文中也是如此，李先生口口声声说注重地下的证据，其实只是胡说八道，对于金文上有明证，为什么还强词夺理去否认呢？
接着李先生又请出殷墟卜辞作证，用来否定《山海经》的王亥传说。他说：“幸有殷墟卜辞来做铁而无私的裁判官：它宣布王亥不是大荒之中困民国的生食人，而是中国熟食之人，系殷民族季冥之子，上甲微之父，即殷人的祖先，故称之为‘高祖亥’，‘高祖王亥’，而以亥日祭，用牲之数，有时多至三百牛，这不是对古史辨派的死教条的一次讽刺画么？”事实上，《山海经》神话中的那些怪国，当然不是原始的神话（谁也知道《山海经》一书时多次结集而成，在这一书中就可以看出它传说演变的痕迹）。但《山海经》中包含着许多原始神话，确是实情！卜辞中的“夋”和“王亥”，能在《山海经》中找到，就是一例。就卜辞来研究，王亥并不以亥日祭，有以“乙未”“己巳”“甲辰”“壬午”“庚申”“庚午”“癸卯”祭的，殷人的祖先，“上甲”以下都以祭日为庙号，而“王亥”以上就不这样，因为殷人祖先传说中王亥以上的这些祖先，在当时已是神话中的人物，从卜辞的祭祀上有差别，已很显见。这一点郭沫若先生在《卜辞通纂》里已经道过，所以卜辞确实批准了王亥是神的说法，这使李先生的“困兽之斗”不得不宣告破产了！真是“变成当面说谎，未免有点难为情罢！”
李先生又以“后”像产子之形。“帝”为蒂之初字，像花萼全形。“皇”原训冕，说：“它们最初都代表人类社会的事物而不代表神号，可见神号不是初相，也不是古史传说所由演出的。”大家何尝不知道后、帝、皇三字的本义不是神话，只是后、帝、皇三字用作神号在前，用作古史传说里的人号在后，是铁定的，而且古史传说里的人□是由神话中的神号化出，也是铁定的，何能由后、帝、皇三字本不代表神话，来证明古史传说不是由神话演出的呢？
我在前文中曾就“后”“帝”“皇”等神号和古史传说里的“后”“帝”“皇”等名称以及人间尊号由“王”而“帝”而“皇帝”的次第出现，来证明古史传说之由于层累地造成。李先生的一面凭空说顾颉刚先生的说法已完全塌台，一面又对我胡乱地提出五点质问。《周本纪》说：“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这些本只是战国以后的一种传说，太史公是根据《吕氏春秋》（见《慎大览》）《礼记》（《乐记》）等书的，怎能作为当初已有神农、黄帝、尧、舜、禹等传说的证据呢？“后”“帝”等称号的次第产生，我们是由卜辞金文古书来通观大体比较而得的，李先生因《吕刑》中有上帝，有□后和三后，就说：“试问怎能分出后帝的渐渐产生”？本来在一篇中怎能比较得出？《左传》和陈侯因
敦铭文上的“黄帝”，当然是“皇帝”的神号和“帝”的庙号出现以后才有的，本来“黄帝”的传说是出于“皇帝”的神话，“帝”和“皇帝”本是上帝的尊号，殷末已因神视祖先，把“帝”或作为祖先的庙号。杨宽先生说“后之庙号盛行于前，帝之庙号盛行于后”，是通观大体的，杨先生只说帝的庙号到周末始盛，并没有说到战国末年才有（杨先生曾明白说：“及春秋战国之世，先王又多称帝，与上帝之称帝相混同，此所以上帝神话又混淆而为先王也”）。至于五帝的传说，黄帝自然包括在内，我所以说“夏后”“五帝”“黄帝”“三皇”等古史传说由神话中渐渐演变而出，特别把五帝分说，因为五帝中的帝尧、帝舜等首先出现，而黄帝较后出现，这和神话中的“帝”号先见和“皇帝”后见，正相符合，怎能说我有什么矛盾呢？李先生又说：“人间称号既全是模仿古史而来，何以要改后为王呢？还不是开始就不相合吗？”殊不知道人间称号本以“王”为最尊，其后改称“帝”“皇帝”，正是逐渐模仿古史传说而来的明证。人间尊号由“王”而“帝”而“皇帝”，神话“后”“帝”“皇帝”“皇”的渐渐产生，都和故事传说“夏后”“五帝”“皇帝”“三皇”的渐渐出现相符合，这还不够证明古史传说是层累地造成么？自从秦始皇称皇帝以后，王莽即曾有称皇的企图，李先生说：“秦始皇称皇帝以后，汉也称皇，白居易有名的《长恨歌》批头一句，不是‘汉皇重色思倾国’吗”？李先生的常识太不够了，原来白居易在歌颂汉代的皇呢！
《古史辨》真是有派，我也没有资格来修改他们的计划，李先生所谓“腰斩中国历史的翻供”，他所指出的五点，不过是翻云覆雨地把他的申辩重新胡说一下，我上面已经加以驳斥了。最后，我还得将他对于图腾的解说大加检讨，因为他实在太“玄学”太“糊涂”了！“‘夋’或亦为鸟首人身之混合图腾乎”，该是杨宽先生的一种推测，吴其昌先生是没有说过这话的，李先生说杨先生连吴其昌先生的夋“或亦鸟首人身之混合图腾”的话也不承认，真是“卖弄小巧小智的捣鬼方法”，李先生说“那对于夔为混合图腾之说，即无纸上和地下的证据，应当称为一种合于科学的假设，比他的朱虎熊罴‘是鸟兽中的佼佼者，……是替上帝服役的’瞎说，不直截了当的合理得多么？”本来古史传说中鸟兽神话有出于图腾遗迹的可能，像益句芒
兜都等半人半兽的神话，更有出于混合图腾的可能。可是李先生认定唐虞已进入铁器时代是不是还有图腾制的存在呢？
写到这里，李先生的两重胡说法和一团糟的玄学方法以及种种毒素，业已“犁庭扫穴，予以廓清。”总之，李先生的史学常识太欠缺了！方法太玄学了！科学的素养太没有了！只是穿凿附会地想维护他“八股式的理论和顽固派的成见”，因此制造出这许多笑话来。李先生说：“不独他们看见要笑，即使对我满怀好意，也不能不叹道：李季落伍了，难怪刘平骂他‘八股式的理论和顽固派的成见’，真是罪有应得！但是论敌们且慢笑，朋友们也不要慨叹，虽则耶稣自有道理，反对耶稣的人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李先生的道理我们领教过了，竟是愈来愈一团糟！李先生不仅是落伍呢！
（原刊上海《东南日报·文史周刊》1946年9月19日第6版，署名刘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