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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与信古，纷纷起争论，李君好雄辩，欲招古史魂。
谈史持成见，余复欲何言？将解玄学蔽，先去其病根。
我在抗战以前，读了李季先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以后，就想写篇《批判的批判》，对于公式主义者的玄学方法，做个彻底的清算，后来感到八股式的理论和顽固派的成见，明眼人自能辨别，也就搁置了。最近偶尔在《求真杂志》的创刊号里又读到李先生的大文《古史辨的解毒剂》，李先生不自知自己“企图将这种毒汁输入年轻学子们的纯洁脑袋中”，反而认为《古史辨》里有毒汁，毅然出任医师，配起什么解毒剂来，我们认为《古史辨》本没有什么毒汁，而这服解毒剂里却反而配有毒汁在内，因此不能不出来做一番清毒的工作，做成了这篇《解毒剂的解毒剂》，来除去他的病根。
《古史辨》上胡适、顾颉刚先生们的治史方法，我们认为只是一种批判史料的方法，是治史所必经的初步方法，因为研究历史，必须要依据史料，搜集好了史料，对于史料的价值自当有所批判。任何史料都可应用，不过在应用以前，先得要探索其来源和真相，等到来源和真相辨明以后，应用起来才不致有误。所谓辨伪的工作，就是在探索这些史料的来源和真相，把那些冒名的书籍和那些传误或杜撰出来的故事加以辨证，使这些史料显露出本来面目，他们一方面是“辨伪”，一方面就是“求真”。所谓“伪书”只要考出他的来源和真相，也就可以在某方面的研究上应用，因为有些“伪书”并不全出凭空杜撰，其中有些部分也是有所依据的。就拿《尧典》来说，这篇东西当是出于战国以后人的著作，如果我们把它统作尧舜时的实录，根据这来说明尧舜时代的史实那就要不得，但在神话和传说的研究上，却未尝没有可以取材的地方。又如《山海经》一书当它是禹益时的著作，固然不可，但在研究古代的宗教民俗以及神话传说上，真是最可宝贵的资料。
李季先生在他的大著《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中，认为：“锄头考古学所夸示的卜辞，把《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帝王名称完全批准了，即他们世系也相差甚微，……因此可以证明《史记》确是一部信史，并非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这是种最危险的演绎推论法，因为《史记·殷本纪》所载的帝王名称和世系的可靠是一事，《史记》是否全部信史又是一事，决不能因为《殷本纪》和卜辞相差甚微，就武断《殷本纪》《五帝本纪》都可信，因一疑百，固属不该，因一信百，更是胡闹了。
李先生又说：“《史记》是中国古代史一部很可靠的书，而太史公叙述《五帝本纪》的事虽本诸传说，但实在经过一番探访的苦功，……因此我现在要大胆根据《史记》来谈古史。”这又是种危险的演绎推论法，因为曾经过一番探访的苦功是一事，所探得是否可靠又是一事。目前的事，新闻记者下了探访的苦功，还不免有误，在太史公时代要探访五帝的事，当然本诸传说了，传说相传了这么久远的年代会一点无误么？如何可以大胆根据呢？这是科学的求真方法啊？如果李先生根据了《史记》，认为黄帝时代已达到野蛮的高级，已有田野的农业，铜器也已发明，我们便可根据《史记》说黄帝已有国家组织，已有封建制度，决不止野蛮的高级。最离奇的，李先生认为唐虞时代已有铁器，认为“我们在中国的古籍和古物中虽找不到这种证据，但从外国的著作中却可寻出一点材料。”他便根据德国经济学者“西摩勒耳”的说法，说制铁术在纪元前二三〇〇年已传入中国来了，如果这个洋大人的著作是纪元前二三〇〇年所作，那确是可靠的证据，不幸这书是一九二〇年出版的，用这样的玄学方法来治史，那有不一团糟之理？
李先生批评顾先生，既认为《山海经》是战国时代的著作（除了《五藏山经》以外，还是秦汉时代的呢），不能用以证明“三代之初已知用铁”，为什么可以用《山海经》来证明禹为神呢？要知道禹本为神的说法，《尚书》的《吕刑》就很显见，《墨子》《大戴礼》《山海经》《淮南子》等只是旁证罢了。《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虽然都是战国和汉代的著作，只因他的著作地在南方，那时南方的文化比较上落后，同时楚民族等又是殷民族的一支，宗教的色彩比较中原一带浓厚，所以许多神话在中原早已演变为人话，而南方也还保留着神话的样子，因此《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虽著作时代不早，却可用以探索古代的神话呢！
李先生批评杨宽先生的《中国上古史导论》道：“我国在三四千年以前没有人的传说或历史，只有神和兽的传说，试问人都那里去了？他总不能否认当时人的存在吧！既有人，他们的历史舞台何以被神和兽垄断，自己毫无表现。”“他只知道‘尧、舜、禹、鲧之事初为神话，不为人话，’而不知道关于尧、舜、禹、鲧的神话，原是由人话转变来的。”“可惜他们对于这些科学，不独未曾深入，连浅尝都没有，因此把图腾的遗迹如朱、虎、熊、罴等，看做真正的兽。”“不过专就杨先生所说的上帝和神话，是可以用历史学派的方法来解释的，即一切神原来都是酋长帝王大战士圣贤或造福人类的人，他们在生前，既已出类拔萃，所以死后逐渐被视为神明了。”可以知道李先生并没有读懂杨先生的大著，杨先生的论证，是在证明后世尧、舜、禹、鲧的传说是由于古代的神话分化演变出来的，神话的产生，当然有其历史、背景，读了《中国上古史导论》的末节《古代神话与历史背景》，就可知道杨先生并没有认为“我国在三四千年以前没有人的传说或历史，只有神和兽的传说”，如果没有人，试问神话怎样会产生的呢？杨先生明白地说：“古史传说起于神话之演变，神话为宗教观念所产生，而宗教观念则又为当时社会生活环境中之产物。”（《古史辨》第七册上编一二〇页）又曾说：“吾人证夏以上古史传说之出于神话，非谓古帝王尽为神而非人也。盖古史传说因多出于神话，而神话之来源有纯出幻想者，亦有真实历史为之背景者。”“由于原始神话分化演变而成者，固不免有原始社会之史影存乎其间”（同书七〇）。杨先生只是否认三皇五帝唐虞夏等朝代的古史系统，而认为这些神话仅是殷周东西二民族原始社会的史影，何尝认为我国三四千年前没有人的历史呢？杨先生也认为这等神话有出于图腾遗迹的可能，只因“吾人以史料不足征，犹未敢断然判定也”（同书四〇四页）。他又说：“古代神话之原形如何及其历史背景如何，尚有待于吾人之深考。”这种审慎的态度是科学的历史家所应有的，李先生不能因为他自己的大胆妄为，一定强迫旁人也用武断的玄学方法来治史吧！
顾颉刚先生和杨宽先生认为后世出尧、舜、禹、鲧的传说，是由古代的神话演变而来，而那些神话决不是由于后世尧、舜、禹、鲧传说的神话而来，是有着充分的理由和证据的，最重要的是有许多明显的证据摆在眼前：
（一）这类传说在时代较早的书籍上是神话，较后的书籍上才演变为人话的。
（二）这类传说在文化较高的中原地带已为人话，而在文化较为落后的地方还是保持着神话的状态。
（三）这类传说在儒士的嘴里是人话，而在民间传说里还是保存着神话的色彩。
（四）儒士们把神话润色为人话的痕迹，尚多可寻。
关于第一点，杨先生曾说：“《虞夏书》既非尧、舜时实录，《尚书》除《虞书》外又无及尧、舜者，《诗经》中亦绝无尧、舜之踪迹；后世以伯夷、禹、稷为尧、舜之属臣，而《吕刑》乃以为上帝之属神，为上帝所命；则尧、舜、伯夷、虞、稷非皆出神话而何？《吕刑》称皇帝遏绝苗民蚩尤，而后世传说乃以为黄帝伐蚩尤，尧、舜窜三苗，《洪范》称鲧、禹为天帝所殛所兴，则黄帝、尧、舜、禹又非出于天帝之神话而何？《诗·玄鸟》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又称‘帝立子生商。’是商人为天帝所降生，而后世传说乃以为帝喾生商契，而帝喾又非出于天帝之神话而何？……《墨子·非攻下》篇则称禹受天帝高阳命而征有苗，后世传说乃以禹为尧、舜所命；《墨子·尚贤中》篇称鲧为天帝之元子，为天帝所刑，而后世传说乃以鲧为颛顼之子，为尧、舜所殛；则颛顼、尧、舜、鲧、禹又非出神话而何？”（《古史辨》第七册上编一一七至一一八页。）这类证据顾、杨二先生曾提出很多，我们怎样倒果为因，便说前出的神话是由于后出的传说演变的呢？
关于第二点，杨先生曾说：“古者南方文化较低，又宿好鬼神，神话怪说在中原已润色为人话史说者，而南方犹能保存其原样。淮楚本与殷人同族，殷民族固有之神话多保存于南方，前已论之。《楚辞·天问》与《山海经》《淮南子》等所述昔人视为荒诞不经者，今日始知其为探索古史传说之瑰宝也。”
我们为什么可以相信《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的记载比较儒家的传说较为初相，这是有充分理由的，第一，就是淮楚和殷人本是同族，近来史学家已有定论，胡厚宣先生的《楚民族源于东方考》（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一册）考证尤详。第二，就是《楚辞·天问》和《山海经》《淮南子》中的神话传说，和殷人东夷的传说相合最明显的，《山海经》上帝俊和王亥等神话和殷墟的卜辞相合。第三，就是《楚辞》《山海经》中善良的天神在中原传说里都成为淫佚荒唐的帝王，例如羿启等都是，分明是楚淮地带的作品，也还保存着殷人东夷神话的初相，而中原的传说不免出于民族间歧视的心理所造成。（详见《古史辨》第七册上编一五一页）第四，由于淮楚地带的楚民族一直到战国汉初，还保持着浓厚的宗教色彩，所以神话的原形还都保持，我们根据上述四种理由，相信《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可以作为探索我国古代神话的枢纽。还有像《史记·秦本纪》所载的祖先神话，当是根据秦国的史记——《秦记》的，它说伯夷是玄鸟的后裔，而其后裔又有鸟俗氏而鸟身人言，《吕氏春秋·古乐》篇上又有颛顼令鱓为乐倡“以其尾鼓其腹”的神话，因为《吕氏春秋》也是秦国的作品，秦国是文化上比较落后的。又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的一席话，就有一大套的鸟神神话，少暤手下的官都是一群鸟，也因为郯子是东夷，文化比较落后，也还保持着神话初相的缘故。
关于第三点，例子也很多，《楚辞》《山海经》所记的古史传说所以与儒家的典籍不同，因为《楚辞》《山海经》等书所载是本诸民间的传说的，这也是个原因，墨家的古史传说所以还保持者神话的初相，也因墨家本是个平民团体，他们《天志》《明鬼》的主张就是当时民间流行的宗教，因此他们所谈的古史传说也还保持着民间传说的样子。儒家本是传统的知识分子，等到春秋以后，人本主义兴起，这些神话便不为儒士所深信，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便是个代表，这些神话因此在儒士的口中渐次润色为人话了。太史公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又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传》）从这里也可考见这类古史传说在儒士嘴里已为人话的，而在民间传说里还保持着神话的色彩，我们读了《史记·秦本纪》所载的祖先神话，《秦本纪》是根据秦国的国史《秦记》的，便可以知道太史公所以不敢言的《禹本纪》《山海经》之类，倒确是比较原始的传说，就是《尧典》里益让朱虎熊罴的记载也可信其为原始的传说了（今本《尧典》当然已经战国秦汉人的改造，但也还保存着这类神话的残影）。
关于第四点，例子更多，最显著的便是夔一足的神话，儒士们曲解为“非一足也，一而足也”，不是一只脚，是因夔独通于音乐一个人就够了。黄帝四面的神话，儒士们曲解为“四人治四方”，并非真有四个面孔，黄帝活三百年的神话，儒士们又曲解为生前和死后共影响三百年，儒士们这些润色神话的惯技，一直到后世也还应用，例如王充《论衡》就有不少地方把神怪传说曲解为人事的。
这么许多的理由，或许李季先生因为顽固成性，还不信服，认为文化较为落后地带的神话是由人话转变来的，但是后世的古史传说里的帝王为什么会和后世的帝王一模一样呢？是不是我国从三皇五帝一直到战国秦汉，历史的形态是一模一样的呢？如果我们相信这些后世的古史传说的话，那么我国的历史至少从五帝以来，就和战国秦汉时代相同了。这可信么？如果许多古史的神话反由人话演变而来，为什么早出的书籍是神话而晚出的书籍反是人话？为什么中原古史传说中的恶人在文化落后的地带都变成了最良善的天神呢？为什么民间传说中神话儒士们一定要曲解润色呢？顾先生说：“试看《左传》，神降于莘，赐虢公土田（庄三十二年）。太子申生缢死之后，狐突白日见他（僖十年）。河神向楚子玉强索琼弁玉缨（僖二十八年）。夏后相夺卫康叔之享（僖三十一年）。真可谓‘民神杂糅’，历史传说是社会情状的反应，所以那时的古史可以断定一半是神话，我们可以说：在战国以前古史的性质是宗教的，其主要的论题是奇迹说……”（见《古史辨》上编七—八页），这些话真是道破了古史传说的真相的。
李先生批评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说，所用证据都是“默证”，完全建立在“不言＝不知＝没有”的公式上，这一点张荫麟先生在二十年前早已提出，在史学方法上完全利用默证来作考据，当然是件最危险的事。但是顾先生的学说，事实上并不完全建立在“默证”上，他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
（一）从“后”“帝”“皇帝”“皇”等神号渐次的产生，与“后”“帝”“皇帝”“皇”等古史传说的变化出现，完全相合上，可以见到古史传说中“后”“帝”“皇帝”“皇”等名称是由神话中演化得来，而“夏后”“五帝”“黄帝”“三皇”等古史传说正同神话中“后”“帝”“皇帝”“皇”等神号的渐次出现相同，而后世的古史系统三皇五帝及夏恰与相反，分明是层累地造成的了。
（二）人间尊号的由“王”而“帝”而“皇帝”，正与古史传说中古帝称号之“后”而“帝”而“皇帝”而“皇”相合，分明人间尊号是受古史传说的影响，而古史传说之层累造成，也可证明。
（三）从唐虞夏等朝代系统的层累出现，也可证明古史传说之由层累造成。
或许李先生认为这些理由还是建立在默证上，但是“后”和“帝”“皇帝”“皇”本为神号，是有客观的证据的。《诗》《书》和金文的“帝”“皇帝”，本指上帝，卜辞中的帝和后，本是庙号，是无可疑的，人间尊号的由“王”而“帝”“皇帝”观乎战国时列国的王号运动，秦齐之帝号运动，也很明显。古史传说中的帝王，由神话中逐渐演变而出，转相层累的痕迹是很明显的，而人间尊号之因古史传说中帝王称号层累地出现而一再增高，也是显然的。朝代的层累出现，《墨子》中最可见，《墨子》一方面说“禹夏商周三代之圣王”，一方面又说“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墨子》固然不是历史书，不一定会把朝代系统都写上，但是把“尧舜”也包括在“三代圣王”里，禹夏商周明为四代而又称三代，虽增出了虞代，一时不便改口，还是混称三代。如果说“三”字是“四”字之误，可是照后世的古史传说尧也不在四代之中，无论如何是没法曲解的。
最后我们还得指明，《古史辨》并没有腰斩中国历史，只是想把虚伪的古史传说恢复他本来的神话面目，准备进一步从神话中再探索远古的历史背景的，如果认为《古史辨》只干着破坏历史的工作，殊不知他们的破坏伪古史，是要把古史传说还其本来面目，恢复其史料上的原有价值，也就在建设真的古史呵！
这里还得附带替郭沫若先生叫屈，郭先生的《古代社会研究》三版跋文作于民国十九年，不在二十九年，今《古史辨》第七册在文中和目录上都误作了二十九年，这点是编校这册《古史辨》的先生们该向郭先生道歉的，郭先生决不会到二十九年还会相信殷代是金石并用时代，同时李季先生也不想想，郭先生多少年来正埋头研究金文和卜辞，连殷墟卜辞发掘的成绩还会不知道吗？
（原刊上海《东南日报·文史周刊》1946年7月4日第6版，署名刘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