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史辨》

读本月十二日南京《朝报》，有正躬君《关于古史辨——“为顾颉刚解说”》一文，这文纯粹是为“顾颉刚解说”的，不是客观的批评和介绍，我们本可不必加以讨论。但文中又称“前天本刊（指《朝报》）碧波君说……”，是《朝报》前尚有碧波君关于《古史辨》一文，可惜我没有看到。这两文的讨论《古史辨》，正当在我们前次批判《古史辨》之后，［本刊二十九期为“古史辨批判号”（一）］，至少与我们有相当关系的。那末，我们当然不能轻轻把它放过了。

正躬君说：“有许多人不了解顾先生所研究的范围与目的，硬说他‘一厢情愿地改造古史标新立异’。这一种误解，误解他是在那里著‘真实的古史’，其实他只做建设‘真实古史’的预备工作，只‘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致力罢了’”。这说顾氏在做建设“真实古史”的预备工作，我们不信，虽说有破坏然后有建设，破坏旧的，固然是建设新的预备工作，但是破坏要得有清楚的目标，明确的辨别力，不然，不管真的假的，不管好的坏的，不管可靠的不可靠的，任情把它破坏，其结果将使建设的工作，竟不知如何做起。

古史只是传说，我们固然不能说它全真，也不可随便说它是伪。传说中演变和润色，本来是不可避免的。顾氏主张用整理传说的方法来考察古史，考察它怎样的来源和怎样的演变。这本来也是应有的方法。本来整理古史有二条途径，最可靠的，当然是以实物来证明传说，其次就要算以传说来整理传说了。用传说来整理传说，最要的当然是在考察它的演变，但演变的程度和途径，也有大小曲折之别，我们固然不能把古史看作正正确确丝毫不爽的，我们也不可神经过敏，随便的说古史传说是这样变那样变，甚至说禹本是虫，明虫而演变为人王的了。

正躬君又说：“另一部分人在保存国粹的观点上非难他。我们晓得他在致力辨证的是秦汉以前的经籍，这正与曾经复古派趋相反的道路。在这里我们必须说明国粹的保存，不在盲目的提倡而在加以科学的整理。顾先生虽说在‘破坏辨古史的系统’，但他方面也发挥了所谓国粹的真实价值”。我们的批评，万万不是站在保存国粹的观点的，更万万不是尊经复古派。国粹的保存，当然要待科学的整理，但如顾氏的《古史辨》，那里够上科学的整理。科学的整理，必须要客观的，材料要搜罗得丰富，结论要审慎，根据了一二点理想的推测，就武断地下一个大结论，就决不是科学的方法，只是主观的见解，有许多真的是一厢情愿的，胡说罢了。

顾氏的《古史辨》共五册，第一二册所讨论的中心问题，只是尧舜禹的传说，见解最浅薄、最幼稚，顾氏只是读了崔述的《考信录》，没有作深刻的研究，便妄想作崔述更进一步的工作。崔述说：“夫《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始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崔述只说唐虞以上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顾氏要妄想比崔述更进一步，便要说禹是层累地造成的了。可是，不幸得很，没有充分的证据，不得已翻了翻《说文》，一看《说文》说：“禹，虫也”，于是就算是证据，大胆的发表了。既经许多人的驳难，于是又东找西寻的寻了几种后起来的传说来辩护。到后来到究无法辩护，只得把这怪说割爱了，而这比崔述更进一步的妄想也不想了。

《古史辨》的第三册是讨论《易》《诗经》的，第四册是讨论诸子的，我们且不论。他的第五册，是讨论今古文问题的，主要的是五帝的传说。关于五帝传说的见解，顾氏是全部承受康有为而来的。顾氏妄想比崔述更进一步，是失败了，于是又在那里妄想比康有为超一层了，也说《左传》是《国语》改造的，古文是刘歆伪造的，五帝中的少昊，是刘歆怎样加进去的。他们方法的错误，我们前次已经指斥过了。顾氏五帝见解的不能自圆其说，怕比禹的见解更厉害，我们希望他，比康有为超一层的妄想也不要想了，我们希望他，真的能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古史传说，真的能辨别古史传说的来源和演变。这样一味蛮干，是有损无益的，我们所应走的途径，我们已经郑重声明过，是考古家、历史家的大道，再不能走上经学的老路了。一切胡思妄想，更要不得。疑古是应有的态度，总得要有充分的证据才是。

（原刊上海《大美晚报·历史周刊》1936年7月13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