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矣!说之贵于怪也!怪则人信之,不怪则人不信之矣!”在崔述的《丰镐考信录》里有这样的几句话。这真的把学术界的一般心理,一语道破了,现在一般流俗的学者,也真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点,这所以怪不得怪说奇论,层出不穷,渐次“层累地造成”了!
我们回头看一看晚清的今文学家,尤其是康有为,他们能一口咬定《左传》是刘歆的作伪,非但《左传》,一切古文,也全是王莽、刘歆窃篡的勾当。不但一切古文,只要与古文有一点的相同,也无非是刘歆所窜入,这样刘歆的本质,真要比夏禹治水的本领要大得多呢?不禁使我疑心,恐怕刘歆是神而不是人了!我们不能不佩服他胆量的大,能这样的“发奸露覆”,二千年来,真是第一人了。他这种偏激的主张,在当时,虽然碰了个大大的钉子,他《新学伪经考》这书,三次给朝廷降旨毁板,但是社会一般的心理是这样的,愈是查禁的书,愈有人搜求,也愈有人看,康有为就因此成了学术界的巨子了!甚矣!说之贵于怪也!
康有为把一切古文都说是刘歆作伪,连与古文相同的也说刘歆窜入,凡是遇到古文说相异之处,矛盾之处,说这是刘歆作伪的痕迹和证据;凡是遇到古书和古文说相同之处,暗合之处说是刘歆改窜的,又说这是刘歆作伪的周密和巧妙。这全是成见的作怪!拿这种考证方法来考证,真是把两面锋的剑了,重心向东,就向东劈,重心向西,就向西劈,什么书,什么事,无有不可说它是伪的。做学问的人,尤其做历史考证作辨伪工夫的人,最不可有什么偏见,有什么门户,方法要客观,论断有审慎,更千万要不得“立异求胜”“沽名钓誉”的勾当!
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的叙录,自叙他的史学方法是:“以《史记》为主,遍考《汉书》而辩之。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辩之。遍考周、秦、西汉群书,无不合者。虽间有窜乱,或儒家以外杂史有之,则刘歆采撷之所自出也。”他把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辩之,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方法,全是成见的作用而已!他把群书和今文合者,拿来做今文“货真价实”的证据,也算是刘歆作伪的铁案,很欣然的说是:“遍考周、秦、西汉群书,无不合者!”至于群书和古文合的,他就轻轻地一笔,说是“间有窜乱”,或则“刘歆采撷之所自出也”,他在卷三上又说:“歆既多见故书雅记,以故规模弥密,证据深通。”刘歆这样一个“规模弥密,证据深通”的大骗局,到康有为才能破案,我们非但要惊叹刘歆这个骗子的本领高强,还得深深地发叹这康有为侦探的神通广大了,正是二千年来第一人了!非但二千年来第一人,“孔子大矣!孰知万世之后,复有大于孔子哉!”(康氏礼部试文结语),怪不得他在《考信录》末了,很负气地说:“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著,吾虽孤微,乌可以已!窃怪二千年来,通人大儒,肩背相望,而咸为瞀惑,无一人焉发奸露覆,雪先圣之沈冤,出诸儒于云雾者,岂圣制赫暗,有所待邪?不量绵薄,摧廓伪说,犁庭扫穴,魑魅奔逸,雺散阴豁,日黋星呀,冀以起亡经、翼圣制,其于孔氏之道,庶几御侮云尔!”他这样一番苦心,我们不能不感佩,他恨不得把《左传》等书,全部烧毁,也可见他主见的强了。
顾颉刚氏在《古史辨》第一册序里说章太炎氏,是纯粹的古文家。是从经师改装的学者,其实康氏何尝不是经师,他何尝不是站在纯粹今文家的地位说话?而且是晚清今文家的地位呢?康氏这种偏激的态度,除了崔述曾替他和调外,连他一同做书的弟子梁启超,后来也不敢多谈了。梁氏曾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里声明过,可是现在又在死灰复燃了,最近几十年又闹得乌烟瘴气了,这不是别人,就是说“夏禹是虫”的顾颉刚!顾氏拾了康氏的余沫,挂上了新的旗子,说是“超今文家”,惜夫,未见其“超”也!
从前顾氏忘却了假物命名的例,据《说文》:“禹,虫也”的通训武断的说:“禹是动物,出于九鼎。”后来学术界舆论哗然,弄到不得不放弃这主张,只得割爱了,但顾氏也因此竟成了名,甚矣!说之贵于怪也!顾氏张起了“超今文家”“历史学家”的旗子,做了《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也说《左传》里的古史是刘歆伪造的,五帝的少昊是刘歆插入的,甚至说《国语》里的古史,也有窜入的部分,他的说法,和康有为一般无二,何尝有一点“超”呢?所走的路,仍然是晚清今文家的老路,决不是历史家的途径,更不是考古家的新途径!还是再割爱了吧!
顾颉刚最初主张的是层累地造成古史,以为“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愈多。”这说有许多人誉为“卓识”,其实这是完全根据崔述的,崔述的《考信录》说:“夫《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始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
这和顾氏之说,如出一口,其实古史传说的演变,固自有其事实,不但今文家认识之,就是章太炎也是认识的。章氏论许由传说,以为许由即皋陶,尧让许由传说是禹让皋陶的辗转误迁。其实不但是古史传说,本来一切传说,都是有演变的,有因地而变异的,有因时而变异的,至于因人而变异的,这成分很少,因为一人之力,毕竟有限。崔述之说,是只能说明因时而变异的。最近蒙文通氏主张古代邹鲁、晋、楚三方传说相殊之说,是只能说明因地而异的。在古代交通比较不便,所以因地因时而异的,成分确较多。顾氏从崔述之说,虽然是偏了一面去,还没有上人的大当,现在顾氏又全从康氏新学伪经之说,以为古史皆刘歆一人所编造,这未免上了大当了!
我们研究古史,“疑古”是应有态度,怀疑本来是为学应有的方法,不过这是第一步的工夫,同时应该切实从事整理,渐次踏上“考古”的道路上才是。一味照着自己的偏见,“信口雌黄”“任情臆说”,闹得满城风雨,是会障碍学术的进展的。
在《列子·杨朱》篇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人有亡鈇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鈇也。言语,窃鈇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鈇也。俄而掘其沟而得其鈇。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其行动、颜色、动作皆无似窃鈇者。”假使康、顾二氏做了“亡鈇者”,即使后来掘谷得鈇,必定仍旧要疑心,所得的鈇就是贼赃,是邻之子藏在谷里,贼赃不藏在别处,仍旧放在失主家里,这是邻之子的巧妙!总之怀疑应得有一定的分寸才是!
在今日而研究历史,我们要认清史学家的大道,千万不能再走上经学家的老路。我们应该指出,从康有为一直到顾颉刚的这条歪曲的路,“此路不通”。
(原刊上海《大美晚报·历史周刊》1936年6月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