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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的内容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不断变迁。生产要素种类的演进是与经济发展相一致的，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过程的投入不尽相同，由此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内涵日益丰富，不断有新的生产要素出现。因此，生产要素的构成也相应做出了调整，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从历史演变的规律看，生产要素越来越表现出多样化和细分化。每种生产要素都参与财富价值的创造，但生产要素的自身变化以及生产要素所有组合的演变影响着价值创造中各要素的作用。
生产要素又称生产因素，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指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它是维系国民经济运行及市场主体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因素。所谓生产要素，是说这一经济资源对于全要素生产力的充分发挥、对经济社会的全面持续发展、对经济组织与参与个体非常重要，不可或缺。
一般而言，生产要素至少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及其结合因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所以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最基本要素，是因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它们始终是生产不可缺少的要素，前者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后者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但是，对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处于分离的情况，它们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要素。它们要成为现实的生产要素就必须结合起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是人类进行社会劳动生产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它们的结合，就没有社会生产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进行劳动，使劳动对象发生预期的变化。生产过程结束时，劳动和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物化了，形成了适合人们需要的产品。如果整个过程从结果的角度加以考察，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由于生产条件及其结合方式的差异，使社会区分成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内涵日益丰富，不断地有新的生产要素（如现代科学、技术、管理、信息、资源等）进入生产过程，在现代化大生产中发挥各自的重大作用。生产要素的结构方式也将发生变化，而生产力越发达，这些因素的作用越大。这些生产要素进行市场交换，形成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价格及其体系。
长期以来，我们只强调劳动在价值创造和财富生产中的作用，而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及其对国民收入的分割不是被忽视了，就是重视不够，因而一直只强调劳动参与收入分配的问题。而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要在继续凸显劳动作用的同时，给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以足够的重视，使它们也合理合法地得到回报。这其中特别要强调两种要素的作用和回报：
一是人力资本。各国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大，教育对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正在大幅攀升，人的素质和知识、才能等对经济发展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如何使人力资本得到足够的回报，对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国民收入的分配变得非常重要。
二是土地以及资源性财产。它们对于财富生产的作用早已为人们所认识，但对于它们参与收入分配的必要性却一直存在模糊认识，这表现在我国土地和自然资源在很多情况下是被免费或低价使用的。因此，土地和资源性要素如何参与分配，是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时应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
尽管生产因素也和普通产品一样要通过买卖关系才能实现其自身的价值，但是，两者在买卖结束后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于产品来说，买主得到了产品以后就进入了该产品的最后消费环节，通过消费该产品实现其一定程度的满足。而购买生产要素的买主不是把生产要素用来消费的，而是进一步投入生产过程中，并且生产要素在进入生产过程之前仅仅是可能的生产能力，只有在它们进入生产过程并按照一定比例结合起来，创造产品和服务之后，才变为现实的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只有在这时生产要素才能体现出其价值，此时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才能获得相应的收入。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就是生产要素的价格。比如，劳动者的收入就是工资，即劳动的价格；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就是利息，即资本的价格；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就是地租，即土地的价格；企业家的收入就是利润，即企业家才能的价格。因此，反过来也可以说，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问题是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分配问题。
从经济学的发展角度看，生产要素的种类经历了从单要素论到多要素观的演变。1662年，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指出：“所有物品都由两种自然单位——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因为它们都是由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创造的。”即土地和劳动创造了财富并成为价值评价标准。土地和劳动体现了生产要素的二元论。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他们每年消费一切生活必需品的源泉。”“只有劳动的价值的普遍尺度”但“无论是什么社会，商品的价格归根到底都分解为劳动、资本和土地三个部分或其中之一”。斯密指出劳动是衡量价值的标准，并提出了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要素观。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于《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正式提出了三要素论：“价值是劳动、自然所提供的各种要素和资本的作用联合产生的成果。”明确指出劳动、土地和资本是最基本的3种要素，既是构成价值又是衡量价值的标准。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组织”（即企业家才能）对生产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作为第四种生产要素，并提出了包括企业家才能的四要素观。2012年，林毅夫认为要素禀赋结构表现为该国的劳动力和劳动技能、资本以及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度，即定义为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四要素观。20世纪，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生产要素的种类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运用统计方法分析了各国经济增长后认为“先进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允许的来源”；罗伯特·索洛的研究也揭示了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入技术要素后生产要素的种类演进到了五要素观。1990年，张浩等将生产要素的范围扩大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生产管理、经济信息和现代教育7个方面。2013年，张幼文等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将生产要素分为一般劳动力、货币资本、土地与自然资源、技术、品牌、高端人才、经营管理方法和营销网络8个方面。
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蓬勃发展，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互联互通得以实现，数据量呈爆发式增长。庞大的数据量及其处理和应用需求催生了“大数据”从开始的概念走向规模化应用，数据日益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资产。从计量角度看，PB是大数据的临界点。根据IDC（Internet Data Center，互联网数据中心）的《数字宇宙报告》，到2020年人类拥有的数据量以ZB（1ZB=1 048 576PB）计量。预计随着IoT（internet of things，物联网）的应用普及和在线化，人类将迎来“数据核爆”。数据记载着信息，信息蕴含着知识，这些信息与知识，过去分散于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不易量化，也不好积淀为显性数据与知识。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识别数据的经济价值，充分发挥其影响全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日趋重要，也具备了识别、计量与管理海量数据的算法、算力等工具，于是将数据单列为生产要素就具备了现实条件，其作用也会与土地、设备、原材料、资本、劳动、技术同等重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数据将如同农业时代的土地、资源、劳动力，工业时代的技术、资本一样，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生产要素。数据资源将是企业的核心实力，谁掌握了数据，谁就具备了优势。
作为生产要素的形态，数据正逐渐成为一种资产。由生产单位拥有或者控制的，能够为生产单位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以物理或电子的方式记录的数据资源，称为数据资产。数据，尤其是大数据是数字经济社会的智能基础，通过汇聚海量数据以及基于之上的分析挖掘和处理，让数据实现从信息到知识再到智能的价值转换和升华，为社会提供智能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任何生产要素都不是独自存在的，也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需要与其他要素协同联动，共同支撑价值创造。
2017年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字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习近平强调：“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离不开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我们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造业加速迈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2019年11月1日，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在介绍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有关情况时指出：“要鼓励勤劳致富，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这是中央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出数据可作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某种角度上，可以看做技术参与分配在逻辑与发展趋势上的一个延续，有着深远的意义。2020年4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是中共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第一份文件，明确数据成为生产要素。这可谓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表明数据将会是未来社会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的主要基础。当前，数据已经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生产要素。
不难看出，大数据正在改变各国综合国力，重塑未来国际战略格局。国家竞争不仅包括对土地、资本、人口、资源、能源等的争夺，还增加了对大数据的争夺。既然数据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那么其生产效率和分配效率都会对经济的总体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为了让更多数据被有效地生产出来，同时让生产出来的数据得到更为有效的配置和利用，科学设计相关规则，规范人们的数据生产和交易行为就变得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