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他穿上灰色两面服 和皮鞋，扛着几匹土布去福州“淘金”了

苍南与台湾隔海相望，距台湾基隆港仅一百二十海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苍南是中国海上走私最严重的地方，没有之一。农民跑到全国各地收购银圆，然后用银圆到海上跟台湾人易货。据陈开平说，他父亲在云南大理走私过银圆，父亲把银圆绑在两条腿上，在夜幕下翻山越岭，冒着跌下深渊的危险把银圆带回来。有一次，他们被执法人员发现，父亲丢下银圆就跑，那一刻才发现命比银圆值钱。可是，执法人员穷追不舍，最后父亲还是被抓住了。

苍南走私最猖狂时，从台湾走私过来的东西摆在田间地头，有录音机、收音机、电子手表、服装、布匹，应有尽有，犹如广交会似的吸引全国各地的生意人过来选购……

在陈家堡，陈长许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一个很有故事的人。他生于读书人家，父亲读过国高，母亲读过两年中学。父母在平阳教书时，教过陈定模的哥哥陈定汉。不幸的是父亲英年早逝，扔下五个孩子，那年陈长许才六岁。

陈长许是学完《鲁班学艺》那篇课文离开学校的，那是小学四年级。在兄弟姐妹中，他年纪最小，却胆子最大。在1958年到1960年那段饥饿年代，他居然敢把生产队的地瓜种子拿出来，给奶奶、叔叔、老师和同学吃。

1966年，“文革”爆发了，有文化的或被革了命，或成了“臭老九”，被搞得灰溜溜的，陈长许这个在家里最没文化的发迹了，成为红卫兵头头，不仅每月可以领几十块津贴，还有衣服和各种各样的票证。这真是太癫狂了，那时陈家堡农民割一天稻谷才有三四毛钱好赚。

但陈长许的好景不长，仅享受两年造反派头头的特权就出局了，回生产队去挣那汗珠掉地上摔八瓣才能拿到的三四毛钱。陈长许哪里受得了这个？他穿上灰色两面服和皮鞋，扛着几匹土布就去了福州。他这套行头还有旅行包里的中山装是“造反”的胜利果实，没想到在“投机倒把”时派上了用场。

在福州，陈长许花四毛钱购了一张火车票，登上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的火车。他面朝窗外，见远处的树、村庄、耕牛和农民都围着自己转动着，感到新奇而舒适。他就这么一路看到永安。下车后，这位十八岁的“淘金者”径直去了东方红中路109号，那是堂姐的家。

陈长许在永安做了几单土布生意，赚了点儿小钱就毅然决然地转了行。他在永安发现一个重大商机——那里黑市上的布票比平阳高出一倍还不止。怎么样将浙江布票倒卖到福建？原则上这是不可能的，布票是地方性票证，各省市之间不通用。福建人买浙江布票等于买张一指多宽的，连上厕所都用不上的废纸条。

陈长许却偏要把浙江的布票倒卖到福建！把浙江布票倒卖到福建的先决条件是把浙江布票兑换成福建布票，浙江布票是兑换不了福建布票的，不仅他不能，平阳县革委会主任也不能，除非省革委会主任，要是能当上省革委会主任，谁还倒卖布票？

他发现在福建有许多上海人，他们的父母或家人还在上海，他们每年都会回去探亲。上海人要回上海去买衣服，“乡下” 的衣服他们看不上。他们要回上海买衣服就要用上海的布票，福建的布票指定是不好用的。真是“曲径通幽处”，浙江布票在上海可用，这就意味浙江布票可兑换上海布票。

陈长许跑回平阳，以每尺两三毛钱的价格收购了一大批浙江布票，去上海把它兑换成上海布票，然后再去到福建上海人比较集中的大型企业，跟那些上海人兑换成福建布票，最后以六毛多钱一尺卖给福建人。陈长许狠狠地赚了一笔。

很快倒卖布票就让陈长许兴奋不起来了，这生意琐碎麻烦，布票要几尺几尺地收购，兑换也不那么容易，最后还要几尺几尺地卖掉。他转行倒卖缝纫机了，这生意暴利，足以让人发狂，一百一十八块进货，两百多块出手。那是物资匮乏的时代，几乎除了水之外什么都凭票供应，买缝纫机要缝纫机票，买自行车要自行车票，缝纫机票可不像粮票布票，人人有份儿，没门子的人只能当分母，那些票让谁拿去了都不知道。福建人似乎特别钟爱缝纫机，尤其是在福鼎等地特别抢手。陈智慧学绣花用的缝纫机都是托村里人从福鼎买回来的。不过，帮忙的人很仁义，只收个本钱。

倒卖缝纫机的风险可比布票大多了，陈长许要在大禹码头把一批缝纫机装上二十马力的木船，海运到福州，再从福州运到永安等地。他要挤在三五十人的船舱，在海上漂泊六七十个小时。一次他们“团伙作案”，四人倒卖一百台缝纫机。也许越干胆子越大，也许群体会让人的胆子变大、智商降低，就像木桶效应那样——短板决定一切，最愚蠢的人决定群体的效益。他们放弃了海运，改为陆运，货在浙江畅通无阻，在终点福建的福鼎被查获，这下可赔惨了，每人赔掉两三千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是天文数字，农民辛辛苦苦地干一年也就挣两三百块。损失的那笔钱若靠陈长许种地，需要十年还得不吃不喝才能还上。何况陈长许做那笔生意的本金是挨家挨户借来的，要十分利，一百块每月要付十块利息，两三千块就要付两三百块利息，这陈长许哪里负担得起？

陈长许没了退路，回陈家堡又借下一大笔高利贷，继续干。在福建三明市，他的缝纫机又被查扣了，说凭平阳县革命委员会的证明才能领回来。对农民来说，别说县革委会的证明，就是县革委会的大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杨恩柱想自费跑业务，为一张介绍信大队开了三天会，要不是队长开会恼了，还拿不到啊。

不过，这次却没难住陈长许，他学会了刻公章。每次外出他随身携带盖有各级行政机构公章的通知和公告，急需时将半透明的薄纸覆在上面，把公章临摹下来，翻过来贴在木板上就可以刻出一枚足以以假乱真的公章。有一年，公社想组织一批社员到郑州出民工，那边答应每人每天给一元五角五分，不过要跟县里签合同。县里偏偏不同意，这下公社坐蜡了，人都组织好了，社员们摩拳擦掌要去赚那一元五角五分钱。最后，公社干部没招了，只好去求陈长许。他给公社刻了一枚县革委会公章，公社革委会“代表”县革委会签下了合同。

陈长许伪造了一份证明，盖上自己私刻的公章，把缝纫机取回卖掉。接着，他又去倒卖粮票。那年代粮食定量供应，男孩多的家庭都要到黑市买粮或买粮票。作为“讨饭县” 的陈家堡人最知道吃不上饭的滋味，他们纷纷跑到宁波等地收购粮票，倒卖到其他地方。

粮食属国家统购统销物资，粮票是严禁倒卖的。倒卖成千上万斤粮票如被抓是要坐牢的，甚至有可能丢掉性命。陈长许怕路上被稽查抓住，便买了许多螃蟹，把盖揭开掏空，把成卷的粮票塞进去，将盖扣好。他每次去福建都要带几篓“螃蟹”。

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三明翻车。那里有支筑路队，按国家规定的粮食定量工人吃不饱，吃不饱饭就会影响施工质量和进度。于是，筑路队每月要从黑市买入大量粮票。陈长许跟他们谈好，三角八分一斤，四万斤粮票一万五千二百元，他能赚三千六百元。陈长许偏偏被抓住了，而且是在交易时。他被关押半年之久，如不是趁人不备逃掉，说不定被关到长绿毛。

那几年，陈长许连栽几次。在大女儿一周岁时，他在永安卖掉一批粮票，以超低价钱买回一批铜。

“我有八百多斤铜，你收不收？”他对一位收废品的瑞安人说。

“六块一，你卖不卖？”

“胡说，昨天还卖六块四呢！”

“我看看可以吗？”

“可以。”

陈长许把瑞安人领回了家里。

“八百斤太多了，我没那么多钱，收二三百斤行不行？”

“不行，要收全收，不收拉倒。”

“我一人吃不下，我问问其他人吧。”

晚上，瑞安人回话，可以全部吃下，不过陈长许要送过去。

次日一早，瑞安人就把钱送了过来。陈长许把铜装上了船，按照瑞安人说的地点划了过去。船靠岸时，突然窜出两条船，把陈长许夹住。原来瑞安人找人合伙买铜，却被对方报告给了县公安局。八百斤铜，价值五千一百二十元，这是大案，县公安局副局长亲自出马。

陈长许又被戴上手铐，押到钱库派出所，关进一个房间。

房间外边传来广播报时的声音：“嘀，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嘀，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十一点整。”

每播报一次，陈长许的心都像手铐紧了一扣，汗流下来。那八百斤铜是赃货，他花两三元钱一斤从窃贼手里买下的，自己不过投机倒把而已，现在卷入了盗窃案，掉进河里也说不清了，弄不好要被重判。这还不是他最牵挂的，最牵挂的是那笔钱，瑞安人付的五千一百二十元还在柜子里，下午警察肯定会去家里搜查。

在北京时间十二点整时，陈长许从扫帚上撅下一根竹枝，打开了手铐。爬到窗户，用脚把铁筋踹弯，钻出去。他跑回家把钱塞进皮包，搭船逃到金乡，辗转逃到福建，在外躲了半年多。警察追捕的情景不时出现在他的梦中，五十年后还梦到过一两次。后来，陈长许还倒卖过走私布匹，结果在江苏邳县被查扣。那次介绍信也不好使了，私刻公章也用不上了。

改革开放后，到处都是阳光大道，陈长许成为苍南“十万购销大军”的一员，在全国各地跑印刷、徽章等业务。他去学校承揽校徽，两毛钱一个，在金乡找家作坊两分五制作出来；少先队的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标志，几分钱买来，五毛钱卖出去。

侄儿从青海一家大企业承揽下四千多元钱的饭票业务。陈长许说，像他们那样的万人大厂起码要做一万元。陈长许又跑了过去，找到司务长：“你听我说，我们国家的人民币才十八块八毛八分 ，而你要订制的饭票多是十斤的、五斤的、三斤的、二斤的、一斤的、半斤的，二两、一两、半两的太少了，还需要定做一批。你想他要是拿一斤的饭票去食堂卖一两油条，你要找他一张半斤的，还有两张二两，或四张一两的饭票。你们这么大的厂，每天有多少饭票丢失，有多少损坏，你都要算进去。”

陈长许又从那家企业揽了七千多元业务。1980年时，他已积攒三万多元。 a3C6FKK6tj80hkpPntyZQUcq6HsRL/BMjbPhp0Axp6OUCPFJ5kpYqqfmsJGbAV1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