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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有多少往事或被似水岁月冲去，不见踪影；或被洇湿，留下一片模糊记忆。对陈智慧来说，1975年的那个凌晨却清晰如昨，钱库万籁俱寂，河畔的枝头挑起一弯残月，一盏油灯被浓浓的夜色裹紧，变得昏黄暗淡，生得小巧的阿慧上了那摇摇晃晃的小船。船上的人渐渐满了，船划动了，离开了码头。哗啦……哗啦……，断断续续的桨声像鱼似的从水里钻出，又钻回水里。
学绣花后，阿慧早出晚归，风雨不误，师傅教的努力学，师傅没教的偷着学，她不仅跟师傅学，还跟师傅的师傅学。师傅大她十来岁，师傅的师傅大师傅十来岁，年近不惑，是镇上的老师，有文化，有品位，很受尊重。俗话说，看花容易绣花难，阿慧却没被难住，鞋垫、围兜、蚊帐经她的手会游出一尾雍容富态的金鱼，绽放两朵梅花，飞入一两只水鸟儿……
阿慧对色彩、线条、图案敏感，手又很巧，加之勤学苦练，绣花学了半年就出道了。她像师傅那样摆个绣花摊。摊位是跟店家租的，租金不多，每月才几块钱。她的摊一开张生意就好过了师傅。
这活儿远没想象的高雅和“上等”，跟织布一样辛苦。盛夏，钱库像被塞进了烤箱，她嗒嗒嗒狂踏缝纫机，汗珠顺脸滚下，淹住眼睛，一滴滴落在缝纫机和绣布上；雨天，雨滴噼里啪啦打在遮雨布上，雨被风扫落在缝纫机和绣布上……
阿慧渐渐由鞋垫、围兜转向了窗帘门帘、枕套被罩。她发现绣品市场有两大潜在需求，一是结婚用品，二是礼品，这两种活儿不仅要绣得好，还要绣得吉祥喜庆。阿慧在这件绣上龙凤呈祥，在那件绣上鸳鸯比翼，或绣松鹤延年，再绣上“天作之合”，或“金玉良缘”“白头偕老”和“寿比南山不老松”几个文字……绣品就像长出了腿，满街跑了。有的还没绣好就有人订下了。
河风趁夜色撩着阿慧的刘海。对陈家堡和钱库的人来说，温州像天上的月亮遥不可及。有许多人守一村终老，不要说温州，连平阳县城，甚至鳌江镇都没去过。若不是在平阳县买不到的确良绣布，要不是姨妈嫁到了那边，阿慧也不会去温州。
划水声像妈妈唱的催眠曲，单调乏味，催人入睡。早晨5点多钟，船到方岩下，像从梦中惊醒似的停在码头。这时，天已有点儿放亮，一船人顺着条石小道赶到去鳌江的码头。阿慧花一毛五分钱买支竹签，那是摆渡船票。渡过鳌江，太阳已从江面钻出来。她赶到客运站，坐上开往温州的客车。
客车驶进温州已是掌灯时分。姨夫骑自行车赶到码头来接，把她驮到仓桥街的家。这就是乡下人向往的城市？这就是高不可攀的温州？破破烂烂的街道，破破烂烂的楼房，一家一户挤在像抽屉似的房间，里边横的是床，竖的也是床。厨房、厕所几家公用，该“方便”的地方一点儿也不方便。似乎城市的特点就是公用，什么都是。
“你是平阳的？平阳还有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
城里人真会说话，姨妈家邻居的这句话说得阿慧心里甜甜的，美美的。
良言一句三冬暖，也许那句话让阿慧发现了城市的好。城市有电灯，夜晚万家灯火，一片辉煌，这是陈家堡没有的。不要说陈家堡，连钱库的夜晚都是漆黑的、死寂的。温州有柏油马路，钱库没有，马路上跑的汽车、摩托车、三轮车和自行车，马路两边的商店、饭店、学校、影剧院，钱库也没有。温州人穿得很洋气，哪怕劳动布工作服装，哪怕带补丁衣服也有形有样，哪像乡下人穿着粗粗拉拉的土布衣服，土里土气，窝里窝囊，像棉花包似的。
姨妈领阿慧下一次馆子，给她点了一碗两毛五分钱的猪脏粉。阿慧吃一口，哇，没想到世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酥烂软糯的猪大肠，滑嫩可口的猪血，还有细细的米粉，配上鲜美的高汤和几段大蒜叶，太完美了，奢侈无比。
在温州的小南门，阿慧把带去的粮票布票卖掉了，赚得百八十块。当时城里工人的月薪为三十元左右，百八十元相当于他们三个月的收入。粮票、布票是她挨家挨户收购来的，钱库有很多人家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去买布？乡下人穿的都是自家织的土布，发的布票有人给点钱也就卖掉了。这是阿慧第一次倒卖票证，却有种轻车熟路之感。
“交通不便，人家没跑过，我们才有生意做。”采访时提起这事儿，阿慧说。
赚这么多钱，阿慧到食品店买块蛋糕，先犒劳一下自己。三毛钱一块，半两粮票，蛋糕入口即化，好吃得没边没沿儿。还得说是城市，陈家堡和钱库哪里能享受到这种美味？
听说有一位理发师在家里偷偷烫发。烫发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不允许的。可是，无产阶级的阿慧太爱美了，爱得忘掉了阶级。晚上，她摸到理发师的家，两条大辫子咔嚓、咔嚓就剪掉了。等她出来时已是满脑袋翻腾的海浪。
“好马配好鞍，好船配好帆。”烫过头的阿慧得有一件好衣服。她在街上扯了一块粉红色布料，在裁缝铺做了一件像旗袍似的带大襟的、琵琶式盘扣的蚕丝棉袄。穿上棉袄，抄起镜子照一下，里边冒出一个女孩儿，小圆脸儿，笑吟吟的，既新潮时尚又有古典美。这要是走在钱库的街上，准会有女孩说：“阿慧，你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她要给她们的就是这个感觉。
该买的都买了，钱花差不多了，她没急着回去。绣花生意除绣功精湛，还要讲究新潮时尚。时尚是液态的，流淌的，它像山涧的瀑布，自上而下，由大都市流到中小城市，再从中小城市流到县城和乡镇，末端就是陈家堡那样的村子。
时尚犹如市场的菜蔬，早晨刚从地里摘下的黄瓜顶花带刺，挂着露珠；傍晚还没卖掉的就蔫头耷脑，无精打采，难以见人了。村里的时尚就像摘下好几天的黄瓜，顶花早已枯萎。阿慧想把刚流进温州的时尚直接引进钱库。她逛了仓桥街、广场路的绣花市场，又去了五马街，听说那儿有一家闻名遐迩的绣花店。
开店的是一对夫妻，他们的绣品让人惊艳、震撼，爱不释手。没想到绣品还可以绣到这等境界！原以为钱库的绣品就像栖落枝头的孔雀，扇动一下翅膀就飞上云天，没想到它却是麻雀，变不成鹦鹉。人家那是白天鹅，哪怕浮在水面也那么雍容华贵。
余下的日子，阿慧天天去五马街，去那家绣花店，去琢磨那对夫妻的绣花。
“我要学刺绣。”回到陈家堡，阿慧对老妈说。
那对夫妇绣的就是刺绣。
“你不是绣得很好吗？”
老妈疑惑地看着她，阿慧的绣花在钱库是数一数二的，怎么跑一趟温州就要重新开始了呢？
“我不能挣眼前那点儿钱，只有绣得更好才有挣不完的钱。”
阿慧学会刺绣后，她的绣品更走俏了。她带了一批又一批徒弟，最多时有十一个。她赚起钱来像老妈似的拼命，别人两天半绣一对枕套，她一天绣十对枕套；别人一天赚一块钱，她一天赚二十多块。最多的一天赚四十来块，比普通工人的月薪还多。
赚得多，付出也多，她要起五更爬半夜。在昏暗的油灯下，她绣着绣着眼睛就睁不开了，脚还机械地一上一下踏着，缝纫机嗒嗒嗒地转着，手还在机台上忙活着，人却睡着了。蓦然一阵钻心之痛袭来，她睁开眼睛，见缝纫机针穿透手指，断在里边。她用牙把断针拔出来，这下好了，头脑清醒了，可以干下去了。
哪个“猴子”没有一把辛酸泪？哪个出身底层的“人上人”不是靠“苦中苦”那碗酒垫底过来的？
陈瑞星比阿慧小一岁，也是陈家堡人。读小学时，他跟阿慧一个学校。他的中学是在钱库读的。还差半年就初中毕业时，他却退学了，那年他刚十三岁。他有个小伙伴很早就学了手艺，他俩总在一起玩。三玩两玩，陈瑞星就把读书的心玩丢了，不想上学了。
他父亲在福建做生意，回家的次数远比寄的钱少，一年只有三两次。父亲把家和儿子都扔给了母亲。陈瑞星兄弟姐妹六个，有两个姐姐，男孩中他是老大。母亲对孩子采取散养，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给他们充分自由。
陈瑞星退学后在家待了两年，觉得有点儿无聊。十五岁去了福建，想跟父亲学做生意。到福建才知道父亲是个货郎，挑着货担在深山老林里的村庄转悠，卖点儿针头线脑什么的。当时，举国上下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投机倒把”，一旦被抓住，轻则罚款、进学习班，重则判刑坐牢。做生意的人比做贼还狼狈，像老鼠过街，东躲西藏，哪怕做“鸡毛换糖”
小生意的进村连拨浪鼓都不敢摇。进到城市就更难了，没有介绍信，住不了店，除了蹲票房子，就是蹲桥洞子。全国最宽松的就是福建，那里是前线，解放台湾比“割资本主义尾巴”更为重要。在福建山村，你就是挑着货郎担横着膀子晃荡都没人管。
福建是钱库农民外出做生意的首选之地。那个年代，交通落后，钱库人步行几天就可以走到福建。龙港市陈家堡同乡会会长陈开平的父亲，就在那边做过“鸡毛换糖”生意。他挑着麦芽糖担子走乡串村，乡下孩子想吃糖，就把家里的鸭毛、鹅毛、鸡毛拿来换。陈开平的父亲把换来的鸡毛鸭毛鹅毛再倒卖出去，即便赚得很少，也比在家种地强许多。在陈家堡，“留守”男人会被人小觑，被认为不男人，没担当，比当下“吃软饭”的男人还让人瞧不起。
父亲领着陈瑞星到福州进了一担货，坐车到德化的一个小镇下来，挑担上山，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卖。村与村之间近的要走一两个小时，远的两三个小时。越走海拔越高，越高村子就越稀少，还越来越小，有的七八户人家，有的两三户人家。父亲领他转一圈儿下来，正好是一周。
下了山，父亲就把那副货郎担子交到陈瑞星的手上。从那以后，他就一个人单练了。山上只有羊肠小道，有的要在树丛穿行，担子得顺着。晴天还好，偶尔会遇到一两个上山的或下山的，可以聊聊天。遇到阴天下雨，连个人影都没有，孤寂得让人抓狂。一次，树丛中一阵让人恐慌的响动之后，钻出一头不知是什么的野兽，他被吓得号啕大哭，哭得伤心、可怜。他身高一米六七，看上去像成年人，可是才十五岁。他边哭边往前挑着走。在深山老林，哭是没用的，哭死也没人听见。那树，那草，那山涧，那石头听见了，既不会同情，也不会安慰。这时，他才知道父亲那钱赚得不易，知道家里有多么温馨，老妈的饭菜多么可口，待在家里多么享福。
村庄终于从森林中冒出来，他像遇到救星，见到久别的亲人，那种喜悦没法形容。山里人古道热肠，像接待亲人似的请他吃饭，拿出平日舍不得吃的好东西与他分享，跟他打听山外的事情。如果天黑，他们会留他过夜。山里人家住得宽敞，几乎每家都有空闲的房间。
陈瑞星很感激，送他们一枚顶针、几根针或一匝线。他不是小气，山里人很穷，买的是几枚针、一匝线、几粒纽扣、一把梳子……他赚得很少，在山里转一圈才赚几块钱。
陈瑞星干两年货郎就跑回家种地了。十九岁那年，他跟着同乡跑到江西上饶刮松脂精。松树夏天会溢出松脂精，松脂精经蒸馏可提取松节油和松香。他们那伙人把一个县的山都包了下来，每人分一片山林。陈瑞星分到的那片很大，跑一圈儿要一整天。山林大树本来就多，出松脂精也多，赚钱就多，他很开心。
这活儿比货郎还苦，还孤寂，还难熬。天亮他就拎着砍刀钻进山林，一通狂砍，在每株松树上留下两道刀痕。不过，可以狂砍却不能随意，砍得好松脂精才会流出来，砍不好就等于白砍。砍好后，他还要在刀痕下边挂上一个竹筒，让松脂精流进筒里。好的两天能流一筒，差的要七八天。
陈瑞星把一筒筒乳白色的松脂精收集起来，挑到十多公里外的收购点卖掉。森林里连条羊肠小道都没有，他要挑松脂精油行走于八十多公里的蒿草丛中。上午，他卖掉松脂精；下午赶回来，或砍树挂筒，或继续收集松脂精。
他们5月份进山，8月回家，每人能赚千八百块钱。在当时，这已经很多了，城里的工人差不多要两年才能赚那么多钱。这差事他干两年就放弃了，实在太辛苦了。
1981年，苍南出现“百万大军”揽业务，他们跑遍全国各地，陈瑞星去了湖南长沙。除了原子弹，他什么订单都接，接下后回苍南找厂子加工。陈瑞星主要承揽的是印刷业务，什么饭票、洗澡票、理发票什么的。他什么地方都跑过，连湖南省委大楼、省公安厅都进去过。
离乡，便成了陈家堡“猴子”们的选择。陈智慧有了钱，在镇旁边的村子租了一间小屋，这样晚上就不回家了，可以多赚一个小时的钱。在镇上读中学的弟弟中午过来，她招待他一碗炒年糕，或几个菜包。他吃得香极了，对乡下孩子来说，哪里吃得上这种美味。平时，老妈给他带午饭，再给五分钱，让他中午买碟青菜。五分钱一碟的青菜哪有炒年糕和菜包好吃？
“帮姐一个忙……”弟弟吃完了，阿慧拿出一块白布。
布上描着老虎、斑马、小兔子、长颈鹿，她让弟弟放学回家把图剪下来。
阿慧去温州见城里小孩的衣襟、衣兜、膝盖处都贴布后绣上各种小动物，既时尚又有童趣。她去书店买回一本绣花图案，用复写纸把图案复印描到布上，剪下贴到小孩衣服上，再绣上眼睛、鼻子、嘴和毛，大受欢迎。
弟弟把布上的动物剪了下来，夹在书本里，板板正正地送过来。她给弟弟五毛钱，弟弟很开心，到姐姐这儿不仅有好吃的，还有钱赚。
“你等一下放学回家时，到姐这儿来一下，把纱帮姐挑回去。”
阿慧让弟弟把纱担回去，分给那些没钱买纱的农户，让他们织成格的或条纹的土布，她每匹布给他们一元五角加工费。布织好后，弟弟担回来，她销往河南等地，做成被子或衣服。后来，土布衣服和被子被淘汰了，她又把土布卖到佛山等地，做沙发的衬布。
二十三岁那年，阿慧嫁到了钱库区芦浦镇。芦浦位于鳌江入海口，是座古镇。溯历史长河可至唐五代，吴越王在那屯过兵。阿慧的丈夫是芦浦乡下人，不过他当兵转业后分到了信用社，成了“公家人”，拥有了城镇户口。
阿慧如愿以偿地嫁到了镇上。她进了芦浦鞭炮厂，那是全县效益最好的鞭炮厂，她在厂里做出纳员。芦浦靠海，海鲜充足。丈夫在信用社，在社会上有地位；她每月收入一百多块，很让人羡慕。
幸福犹如西湖龙井，耐不住岁月的冲泡，渐渐变得寡淡乏味。不如意犹如海里的礁石，潮水一退就裸露出来。他家在乡下，镇上没有房子，他们暂住在信用社楼上的一间八平方米小屋。两夫妻住着还凑合，女儿一个接一个出生后，那房间就显得拥挤不堪，让人感到缺氧。
看到前后左右的房子一幢幢拔地而起，盛夏二楼对面的一户人家坐在阳台纳凉，手摇蒲扇，好不惬意。阿慧睡不着觉了，她想在芦浦建一间楼下有店铺、楼上能住人的房子。于是，她又捡起了绣花。
午休时，同事或休息一会儿，或打打扑克，她却头也不抬地忙着绣花。
“阿慧啊，你这是赚几辈子钱哪？”同事开玩笑说。
阿慧要在芦浦镇上建一幢自己的房子，急着赚钱。
1982年，阿慧真就在芦浦的街上戳起一间楼房。她在一楼开家绣花店，让在老家的妹妹来看店，除卖绣品之外，还卖衣服和他们鞭炮厂生产的鞭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