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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模式直接源于身体经验。人们在与现实的世界互动体验的基础上，形成了意象图式，并帮助形成范畴和推理，因此建构了人的思维和概念，建立了认知模式（Cognitive Model, CM）。莱考夫（1987）认为：CM具有体验性，是在人类与外界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CM具有完形性，不仅是由各部分组合而成，还被视为一个整体的完形结构；CM具有内在性，是心智中认识事物的方式。认知学和心理学的观点认为，认知模式表征的是“有关某一领域的存储知识的认知、心理的观点”（Ungerer & Schmid, 2008: 51）。
多个CM可以构成一个理想化的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ICM）。莱考夫（1987）提出ICM理论，来解释语义范畴和概念结构。ICM是指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说话人对某领域的经验和知识所做出的抽象的、统一的、理想化的理解，这是建立在许多CM之上的一种复杂的、整合的完形结构（a complex structured whole, a gestalt），是一种具有格式塔性质的复杂认知模型（Lakoff, 1987: 68）。即是说，ICM是被理想化的认知模式，不需要适应世界，可以被说话者使用来识解特定的情景，也可以用来解释语义范畴和概念结构，它是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ICM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心理表征，代表的是一种“理论”，ICM理论是知识表征的连贯体，它们以命题、意象图式、隐喻和转喻等多种方式构成，这种理论当然也对应世界的某些方面、词和其他语言单位相对化的方面。ICM理论丰富，它们是“理想化的”，它们抽象的是整个范围内的经验，而不是表征具体的经验细节（Evans, 2007）。因此，ICM理论可以被用来解释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相关问题。
沙里夫阶（Sharifian, 2011）提到：文化模式的观念已在认知人类学和认知语言学方面得到广泛运用（D’Andrade, 1995; D’Andrade & Strauss, 1992; Frank, 2003; Holland & Quinn, 1987; Wolf & Bobda, 2001）。文化模式这一术语最初用来代替“民间模式（folk model）”，它是后者的“变异版”（Keesing, 1987）。民间模式代表了一整套利用世界文化知识的经营策略，这可以看作对文化模式的一种解读。斯特劳斯和奎因（Strauss & Quinn, 1997）也认为：文化图式的另一个术语（尤其是更复杂的排序）是文化模式。沃尔夫和博达（Wolf & Bobda, 2001）用“文化模式”的概念作为更一般的、总体的概念，以最简方式涵盖了隐喻和图式。沙里夫阶（Sharifian, 2011）认为：文化模式作为概念，分层描述我们概念知识的最高节点，包括了图式的架构、范畴和隐喻。从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挑选出“概念化”“认知”“图式”“范畴”和“隐喻”这样的关键词。这些词或概念在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中经常使用。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文化模式。
文化模式可以具体化和普遍化。特定的文化模式是指属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系统。文化系统使各种文化特征和文化复合体融合。不同的国家或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所以他们的文化模式是特定的。但在文化中，模式也具有内在一致性，原因在于，在一个社会或文化中，人们具有共同的社会价值标准或共同的潜在意图。这就是为什么各种文化特征或复合物可以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文化模式。普遍的文化模式指的是所有文化共享的模式。不管有多少差异，从根本上讲，不同的文化之间甚至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消除表面上的差异将揭示多重的相似之处：人们的希望、抱负、生存的渴望、寻找爱、需要家庭、新生的喜悦、步入老年和潜在的痛苦、死亡等。这种相似性，以一种从明显到微妙的变化，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联系在一起（Samovar et al., 2013）。这些共性从而塑造了普遍的文化模式。认知模式与文化模式的关系如何？并非所有的认知模式都具有普遍性，有些依存于具体的文化（Ungerer & Schmid, 2008）。认知模式的形成源于日常经历的各种情景，而这些情景根植于文化。因此，一些认知域的认知模式最终取决于文化模式。换言之，文化模式可以视为认知模式，但这类认知模式只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认知模式和文化模式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其差异是，前者强调认知主体的心理本质，并允许个体间的差异，后者强调大多数人享有的共同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