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序言

我把我现在完成的著作托付给整个人类——不是给这代人，或我的同胞——我相信它们对人类不至于没有价值，虽然也有可能这价值只迟缓地被评定，正如其他形态的优秀之物不可避免的命运那样。只有为了整个人类，而不为了这来去匆匆的一代，跟着片刻的虚幻在那儿鬼混的，我的心才几乎违反意志地透过漫长的一生持续地追求它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就算人家多么冷漠，也不能动摇我对它的价值坚定的信念。我一再目击错误、不良的东西，最后还看到荒谬、没有意义的玩意儿受普遍尊崇；我对自己说，要是那能够体认真正正确东西的知音之士不是那么稀少，弄得我们居然花了二十年的光阴，徒然地苦寻伯乐，则能够创作这类东西的人，或许不至于少得让他们的作品以后成了俗事之无常当中一个稀罕珍贵的例外。这样一来，后代将无乐观的远景可言，这样的远景正是每一个有高尚目标的人为了确保立场所不可或缺的。任何人从事并严肃地追求一件并不导致物质上有好处的事，便不该奢望博取同时代人的同情。倒是说，他多半会看到，同时代肤浅的一面却风行于世，像是理所当然。因为事情本身也必须是为了它自己的缘故而被追求，不然就不可能成功，要知道，每一个企图，每一个目的，要把它看透的话，都是很危险的啊。因此，就像是文学史已经完全地证实过的一样，每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要有长时间才能掌握得住威信，尤其是那属于指导性质而非享受性质的；同时，错误常如百花怒放。因为要把事情跟它肤浅的表面结合，即使并非不可能，也是极困难的。的确，这正是这贪得无厌的世界的不幸，每一件东西都要来满足它的渴想、它的需求，并受它的支配。所以，世界并不准备让每一项高贵且庄严像是跟着光明与真理走那样的努力，蓬勃生长、毫不受阻挠，并为着自己而存在。但甚至当这么一个努力一旦能够确立自身，它的观念就这样被介绍进来的时候，物质利益和私人目的，马上就把握住了它，把它当作工具和掩饰。所以，当康德再度把哲学导向批评的境地后，它就注定要立刻变成高高在上的一些人政治的工具，和底下一些人私人的目的了——当然，正确地说，被这样利用的，不是哲学而是它的替身。这情形我们早已司空见惯，因为，简直让你难以相信地，有那么多数不清的大众，天性上根本就无法容纳除了物质目的以外任何的东西；他们甚至连体会那些其他的东西都谈不上。所以，真理的追求对我们来讲总只是一个高不可攀、异于常规的事物，无法盼望所有人或大部分人，甚至保守的极少数几个，能严肃地参与它。但要是我们看到了，就像目前在德国的情形，看到了一阵出奇的忙乱，普遍汲汲营营着、写着跟讲着哲学的东西，那么，我们可以有自信地假定说，尽管看上去再怎么严肃、确定，那真正称得上是这个运动 primum mobile [最初的动机]、背后的动机的，其实还得算那实际的目的，而不是理想的目的；这就是说，在这里，注重的是私人的、官样文章的、世俗的、政治性的，简而言之物质的利益，造成的结果是，在这些动机中，派系的目的为自己安插了许多伪哲学家之笔进去。这样，企图取代了智慧，变成这些自寻烦恼者的指标；的确在这种关系当中，真理是他们最后才考虑到的。真理找不到同伴；相反地，它只能沉默而孤单地，穿过这些哲学的纠纷与喧嚣，就像是穿过黑暗世纪的冬夜，而追求自己的路，这个黑暗世纪，埋首于教会严厉无比的信仰当中，而这种信仰，又是只能当作少数人享有甚至唯有写在羊皮纸上才算数的高不可攀的理论来传授的。事实上，我敢说，再没有比一个时代，可耻地把哲学一方面当作一个政治工具，一方面作为生活的手段那样，更有损于哲学了。不然，是不是我们应该相信，以这种努力、喧嚣，真理，即使是违反了自己的意向，还是能够大放光明？真理可不是妓女，把手臂环抱在那些并不爱她的男人颈上；相反，她是娇贵的美人，就算那牺牲了一切想赢得她的人，也不见得能够获得垂青呢。

现在说，要是政府把哲学当作政治企图的手段，那么，学者就可以看到，在哲学教授的位子上，进行着一种养肥了不学无术之人的交易。于是，他们就蜂拥在那班人后头来拥护他们的思想方式，换句话说，拥护着巴结这些目的的做法或企图。他们说一是一；不是真理，不是迷惑的解除，不是柏拉图不是亚里士多德——他们被指定拿来做指南针的，乃是目的、目标；而这些马上成了真的、有价值的、值得思索的东西跟那丝毫谈不上价值什么的东西之间的一个判断标准。因此，任何并不符合这些目标的东西，就算包含了最重要最优秀的成分，也要被指责，或许，当它好像有不安全性时，便受到一致疏忽的无形压迫。只要看看对于泛神论他们众口一词的愤慨就够了：你难道笨到会去相信，这种反对是从内在的坚信产生的吗？像这样被降格成为一个糊口工具，哲学怎么能够振作而不至于普遍退化成诡辩？正因为这必然发生，而“吃谁的饭唱谁的歌”这条原则在哪个时代都通用，于是靠哲学赚钱，在古人当中就叫作诡辩学家的本色。我们还要说，既然在这个世界上，你无法预期任何事，无法做任何要求，为了金钱的缘故得到的除了平庸以外再没有别的，我们这里便同样不得不忍受这些了。自然而然，在所有的德国大学当中，便看到了受到栽培的平庸在那儿使尽吃奶的气力想挤出一人头地，并且，的的确确按照的是一个配好的标准和目标，来成就一个还是根本无存在可言的哲学；一个叫人都不忍心嘲笑的“奇观”。

当哲学这么长久以来被迫在一方面用来达成公共目的，而另一方面则达成私人目的的时候，我叔本华却不受这个事实的骚扰而从事于我的思想三十年有多。我这么做，仅仅是因为受本能的冲动的推动，我别无选择，但这种冲动受着一个信念的支配，就是确信一个人所能构想的任何真理，他所解明的任何困惑，将总会在某个时间被另一个有思想的心灵掌握，并且喜欢上了它，被它感动和抚慰。我们对这种人娓娓倾诉，正如同那些会向我们叙述并且就这样变成在孤寂生命里我们的慰藉的那些人一样。同时，真理是基于本身的理由为了自己的缘故而被追求。现在说到了哲学的沉思，很奇怪的一个情形是，唯有一个人费尽脑汁想通了而且自己从事调查出来的东西，以后才能对别人有帮助，而不是那些一开始就为别人设计好了的。前者，很显然在性质上最接近完美的诚实的地步，因为，我们并不企图欺骗我们自己，或从空洞的外壳孤芳自赏。这样，就省略了任何的诡辩、没有意思的文字之玩弄，结果，写下来的每一句话，都马上值回票价地补偿了阅读的辛苦。自然而然我要说，我的作品是在它们自己的面目上就这么明显地印上了诚实与坦白的记号，以至于它们跟后康德时期那三位声名狼藉的诡辩家的作品之间，真是有着一个惊人的对比，大家会发现我总是站在一个反省的立足点上，换句话说，合理地权衡、诚实地提供消息的立足点，而绝不是站在灵感上，所谓智性的直观或甚至绝对思想什么的立足点上；像那样的东西，真名其实就是吹牛、庸医。所以我，拿这样的精神从事着，同时不断地眼睁睁地看着谬误和不良的东西被大而化之地接受，看到吹牛的和庸医受到最高的赞美、尊敬，我是老早就对同时代人的赞美死心了。一个时代，二十年来这么大声地抬举着一个黑格尔——那聪明的凯立班（Caliban），把他当作最伟大的哲学家，大声到那回声响彻了整个欧洲，这样的时代，是不可能叫那在旁边看的人激起了争取它的赞美的热情的。它不再拥有任何可以颁发给人的皇冠；它的赞美是滥用的，它的批评不能代表任何东西。我这里是心里有什么嘴巴说什么，就像从一个事实上可以看出来的一样坦白，那就是：假如我无论怎样立志要博取当代人的赞美，我还是会一口气写出二十段跟他们所有的观点完全冲突的话，的确一定会多少冒犯了他们。但我认为即使为了那种赞美，牺牲掉一个字都是我的罪过。指导我的星宿是正确的。追随着它，我首先只能争取到自己的同意，我完全背离了一个没落的时代（这是跟一切更高等的智慧上的努力相比而显示出来的），背离了一个败坏的民族文学（仅有少数例外），这个文学当中，那夸张的字句和低级情操混合的艺术已到达了极点。当然，就像所有人一样，我不能免于一些本性上固有的谬误和弱点，但实事求是，我不会没有价值地做一个调人去徒然使那些缺点变得严重。

现在，讲到了目前的第二版，首先我很高兴，在二十五年后我没发现有什么话需要收回的；我基本的信念被证实了——起码对我本人而言。因此，对第一部（就是第一版的内容）的修改并没有涉及基本的，只牵涉次要的东西。的确，它们多数是一些这里那里加进去的简短的解释性增补。只有康德哲学的批判经过重要的修正并作大段的补充，因为这些补充无法像第二部里那代表了我的教义的四部分的补编一样单独凑成一部。至于其他四部，我选择了用第二部把它增补的方式，因为自从第一部完成以来二十五年过去了，我的表达方式和说明的格调已产生了很惊人的改变，以至于要把第二部的内容跟第一部混杂为一，将是办不到的，因为这样的混乱不可避免地会给两方面带来损害。因此我分别地写下它们，并且，早期的解释，即使有很多地方我现在是会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我都没有更改它。我这么做是因为，不想让一种年纪大的人惯有的刻薄批评风格破坏了自己早期的著作。在这方面也许需要修正的地方，读者们在看过第二部以后心里会自动把它纠正过来。就广义来看，只要说，由于我的生命中某个阶段，从智慧上考虑，乃是另一个阶段的补充，那么这两部可以说互为补充。于是我们会发现，不但这一部包含了那一部所没有的，而且，这一部的价值刚好是在于，它在那一部当中是缺乏的。所以要是说本著作的第一部，拜青春之火和充满朝气蓬勃的第一度思想所赐，所以胜过第二部，那么，第二部便将在观念的成熟与彻底发挥上胜过第一部，这是一个漫长的生命跟它的运用以及辛勤操作的结果。因为，当我获得了自发地掌握住自己体系的基本观念的力量，能够马上追究到它的四个部分去，又从这些回复到统一的主干上来，跟着，把整个做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这时候，我无论如何还不能说是已经可以透过我的体系所有的部分，以一种唯有经过许多年对它的沉思才可能得到的彻底性、详尽性和充分性，来从事我的叙述。为了在无数的事实中印证我的体系，并阐释它，用各种性质上不一样的证据支持它，从各个角度对它投下了一道清澈洞鉴的光辉，跟着将不同的观点放置在大胆的对比下，清清楚楚地分割了那复杂的材料并以有系统的次序把它们表示了出来，为了这种种缘故——像这种沉思是需要的。所以，虽然说我整部著作形式上是统一的，而不像现在这样由两个拼起来才能用的半面构成，的的确确那样对读者来讲一定看起来会更顺眼些，不过读者却要想一想，要是这样的话，就非得是我必须在生命里头一个阶段就来完成只可能由两个阶段达成的事不可，因为这一来，我非得在一个阶段拥有那自然分成两个阶段赋予的品质不行。因此，我的作品必须以互补的方式分成两面叙述的必然性，就好比一个接物透镜不能单单由一片镜片构成，它必须由一块光学玻璃所制的凸透镜以及一块平板玻璃所制的凹透镜来组成，它们相加的效果，就达到了意图完成的目标。另外，对于这种使用两部带来的不便利，读者将同时可以在同一个心灵、同一个精神，却是在非常不同的时候，对同一个主题所作处理带来的多彩多姿性与解脱上得到补偿。可对于还不熟悉我的哲学的读者，我一般建议是先把第一卷全部浏览一遍而不要涉及补编，只有读第二遍时才看它。否则，他要掌握住我一连贯的体系将不太容易；因为唯有在第一部中，我的体系才是一贯的，至于在第二部里，主要的理论却是被更详细地个别地建立，更彻底地展开。就算是不打算把第一部再看一遍的读者，也会发觉，只有接着第一部把第二部整个读一遍，才更恰当。他可以一般地照各章的顺序读它——这些篇章彼此的关系，的确是比较松散，而它们的空隙可以借着对第一部的回忆来填补，这是说，假如读者已经真正地掌握住第一卷的话。另外，读者会随时看到书中指出的第一卷里头和它有关的段落。因此，在第一部的第二版中，我给每一节加上编号，原来第一版没有编号，各节之间只用线段隔开。

在第一版序文中我已经解释过了，我的哲学从康德哲学开始，所以，要了解我，就必须先对康德有彻底的认识；这里，我要重复这段话。因为康德的学说，在每一个掌握住它的心灵里头都产生了根本改变。这个改变如此巨大，以至于可以被视为智慧上的再生。唯有它，才能真正地除掉那个从我们知性原始的倾向中产生的先天的实在论。无论贝克莱或马勒布朗士都不够格，因为这些人都还太普遍，而康德却走入了特殊的。而且康德把这个工作做得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以说，是在人心里头造成了相当特殊的一个影响，或不妨说直接的影响。结果，心灵就被它引发了一个根本上的恍然大悟，于是以另一种眼光来看万事万物了。但一个人唯有这样，他才能接受我要教给大家的更确定的解释。在另一方面，没有掌握住康德哲学的人，不管他研究过别的什么，他都好像处于一种无知状态；换句话说，他仍然停留在我们都浮沉其中的自然的、孩童式的实在论里，这样的东西，再怎么都不能使你有资格进入哲学的领域。结果呢，这样的人同那跟他不一样的人比起来，就好像毛头小伙子之于成熟的大人。这个事实在今天听起来好像是很矛盾，而的确在《纯粹理性批判》面世之后头三十年情形也是这样——其理由乃是，从那时候起就产生了一个并不真正了解康德的时代。除了操之过急一点没有耐心地背诵，或间接地听别人二手的叙述以外，就再没有别的成就了；至于这种情形，又是因为它受着不良的指导，把时间浪费在寻常的所以是非正式的、半路出家的甚至是一些大言不惭的哲学家的哲学理论上，而这些无益的东西却是被丝毫不负责地交给它的。所以跟着就是，在第一步思想上形成的混淆，和一般来说在虚伪和做作的外衣底下出现在那被这样带大的时代哲学的企图当中的，无法形容的粗劣与笨拙。谁要是想象他可以从别人的叙述里头熟悉康德哲学，那他就是在一个可怕的误会当中徒劳着。相反，我要严重地警告大家别依赖这种叙述，特别是最近的那些。事实上，在最近黑格尔学派的著作里，我已经看到他们对康德哲学的描写——那真是叫人难以想象！一个青春的心灵在受到黑格尔主义之荒谬的歪曲与摧残之后，怎么可能还有能力再继续康德深刻的研究？他们很早就习惯于将浅薄之至的废话连篇当作是哲学的思想，把不忍卒读的诡辩看成智慧，和认定愚蠢的狂妄是雄辩；并且由于接受狂乱的文字组合，弄得心灵徒然地折磨和虚耗自己，构想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而把头脑有条理的组织给破坏了。他们不需要纯粹理性批判或任何哲学；他们需要一种 medicina mentis [精神治疗药物]，先把它当作一服泻剂， un petit cours de senscommunologie [所谓的捷径]，用过以后，你就可以看看到底还能不能跟这班人讲哲学。所以，除了康德自己的著作外，到别的地方去找康德哲学都只是徒然；而康德哲学却是从头到尾完全有它的启发性的——即使在他错误和他失败的地方。由于他的原创性，对康德来讲，就像是所有真正的哲学家一样，的的确确唯有从他们自己的作品当中，一个人才能晓得他们，而不是由别人的叙述当中晓得。因为，那些卓越心灵的思想，是不能忍受一个平凡的头脑的过滤的。它们是从宽大、高广、有优美弧度的额头下面产生的，在那样的额头底下，锐利的眼睛射出了光芒，当它们被移到一个有限、畏缩、厚而硬的头骨那狭小且低矮的天地里头——从那儿泄露出来的是指向私人目的昏眊的眼神，这时候，原来卓绝的思想就完全丧失它的力量和生命了。事实上，我们不妨说，像这类的头脑就好比不平的镜子，在里头每一件东西都被扭曲、变形，丧失了它的匀称美，变成一幅滑稽漫画。只有从创造者自己那儿，我们才能得到哲学的思想。所以，被哲学吸引的人，必须亲自到那宁静的著作圣殿中找寻哲学不朽的导师。这些真正的哲学家中的任何一位，其主要的作品篇章，所能深入自己的理论，要胜过普通心灵对它们繁复而曲解的叙述千百倍不止，像后者那种心灵，多数还深陷于当代时髦的哲学中，或在他们自己敝帚自珍的观点之中。但说到公众是那么坚决地宁可喜欢抓取那些二手的叙述，这真是叫人万分惊奇，怎么也想不透。的确，在这里好像有一种选择力运作着，由于它的结果，所有平凡的东西都被拉到一块，自然而然地就宁可听取跟他们臭味相投的东西的声音，而抛开了伟大心灵的教诲。也许这跟孩童们最容易从别的孩童身上学到东西，是同一种交互指导作用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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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哲学教授，我还有一句话奉告。我真是经常忍不住羡慕他们那种聪敏的智慧，那种正确而优秀的才能，这样，仗着这些才华，当我的哲学出现的时候，他们马上看出来它是跟他们自己的企图相当不一样的东西，的确，看出来是对他们有害的东西，拿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不能迎合他们目的的东西；而且，我佩服他们同时能采取有效和机灵的策略，仗着这个，他们立刻发现了对付它的唯一正确的手段，我佩服他们完全沆瀣一气地运用这个手段，还那么有决心地贯彻它。这个手段，像大家都晓得的，就是完全忽视、隐藏——照歌德不怀好意的讲法，它真真正正意味的是，压制一切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东西；附带说，它便利的地方是执行起来不费事。这种静默方法的效果，同时被一个狂欢的呼喊所强调所加大了，这个呼喊是那些同样浅薄的心灵在彼此庆祝他们精神上的后代诞生时发出的。这个呼喊，强迫着大众去观看并注意他们彼此标榜装着好像很重要似的表情。谁还看不出这种手段的目的何在？那么，难道说这句格言就没人能反对了：“先过活，再来哲学思考”（ primum vivere, deinde philosophari ）？这些大人先生需要过活——的确要靠着哲学过活。他们一家子老婆孩子全指望着哲学，不顾彼得拉克的那句话：“哲学哲学，你贫无立锥之地！”（ povera e nuda vai filosofia ）他们靠它牟利。好啦，现在我的哲学可不是每一个人可以靠它过活的。它缺乏成为一个可以带来好收入的“教授哲学”的第一个不能少的要件——就是思辨神学，思辨神学应该而且必须成为所有哲学的主题——别去理会那个惹人讨厌的康德跟他的理性批判；虽然，这样的哲学，它的工作就是永远地讲着它根本不能了解一丁点儿的东西。事实上，我的哲学是不容许有像这种的小说家言，这种哲学教授很聪明地发明出来变成对他们来说不可或缺的东西的，也就是，关于一个能立即并且绝对地认知、知觉或体会的小说。一个人只要在刚开始时把这个小说推到读者头上，这样，好像是再舒服不过地驾着一辆马车开到一个经验所从来不可能有的区域里头去，就可以完完全全把我们关闭在了认识康德的门外。于是，在这样一个区域里，刚好就可以发现，那些马上暴露出来安排得花团锦簇一般的，现代的、犹太式的、乐观的基督教各种基本的教义。而我冥想的哲学，缺乏这些基本的要件，缺乏生计的手段和考虑，却是把真理——那赤裸裸的、没有报偿的、不友善的、经常是被迫害的真理，当作我唯一的北极星，我的哲学笔直地驶向它，既不左顾又不右盼。那么这样一种哲学，对那个 alma mater [母校、好妈妈]，那有好处的、可以谋生的大学哲学，那负担了成百成千的企图与顾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东西，还有什么可以奈何的？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它们眼前总是考虑到对神的畏惧，部长的意思，教会的训条，出版商的要求，学生的鼓励，同事的祝福，还有天晓得其他的什么。对于真理，我沉默的、连续的追求，又怎么能跟那些学院派为了鸡毛蒜皮大吼大叫而其最深刻的动机不过是私人的目标的那种辩论，混为一谈？相反地，这两种哲学根本不一样。所以，在我来说，可没有什么妥协、折中，也跟交情扯不上关系，除了也许那些一心只追求真理的人，没人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利益；所以，今天的哲学学派没有一个是够资格的，因为它们追求私人的目标。但是我能提供给大家的只有洞察和清清楚楚的辨识，而这是不适合那些目标的，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以那种精神创造的。要是我的哲学有一天居然可以登上教授席位，那一定会给整个时代带来彻底的改变。所以，这样一个没有人可以靠着过活的哲学，要是有一天能够获得光线呼吸到空气的话（别提普遍的尊重啦！），那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但是要一个人跟争辩及反驳去打赌是很不容易的；再说，这又是很危险、很保不准的手段，正因为那样将把大众的注意力引向了它，而阅读我的著作又可能破坏了大众对于那些哲学教授作品的苦读。因为，尝过了严肃的滋味的人是不会再去欣赏滑稽的东西的，特别是当那些东西性质又是很乏味的时候。所以，大家那种一致的静默，倒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我只能劝告大家这么做，并且，只要沉默在那儿起作用，就继续保持这个态度——换句话说，除非疏忽就暗示了无知的话；那么，你就还得等些时候才能清醒。同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这儿那儿拔它几根羽毛作为自己的装饰，因为，关闭在自己家里头的观念上的丰富、过剩，通常不会形成很大的威胁的。所以，疏忽和保持沉默，可以仍然维持一段时间，也许至少在我有生之年如此；只要这样的话，我以为已经收获不少了。要是同时间，这儿那儿可以容许你听到一个挑衅的声音，那么它马上会被哲学教授大声的说话掩盖过去，这班教授一副像是很要紧的样子，很晓得怎样用标新立异的东西去娱乐大众。不过，我建议大家稍微严肃地观察一个一致的现象，特别是年轻人的批评，他们有时真的很不容易被安抚。即使这样，我还是不能保证说，这种好现象可以永远继续下去，我无法告诉你最后的结果。这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这是关于群众的领导——虽然整个来说它是好的，是易于处理的。虽然，我们看到像高尔吉亚和希庇阿士的人，几乎总是高高在上；虽然一般说荒谬的总是爬到极顶，而一个人的声音要想穿透愚人者与被愚者的合唱似乎根本不可能，但是，各个时代真真正正的作品，还是留下了一个相当特殊的、静默的、缓慢的并且有力的影响；于是，就像由于一个奇迹，我们终于看到它们从纷乱之中超拔，就像一个气球由尘世的混浊浮升到更纯净的区域。一旦到达那里，它安息了，再没有人可以把它拉下来了。

1844年2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