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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9年7月的第一周，一群教民聚在怀门德姆（Wymondham）的非国教教堂，参加全天的化装游行活动。民众情绪激动，他们钟爱的建筑——教堂，根据爱德华六世的父亲亨利八世颁布的国教政策被列为清理拆除的对象，这实际上就是打砸抢。1534年，亨利八世宣布自己为英格兰教会的首领，与罗马教皇和天主教决裂，并着手剥夺古老修道院的财产、土地，消除其影响力。1538—1540年，超过200座修道院建筑，8 000多位修道士、修女以及教士（神职人员）的家园遭到查封，他们的财产被国王没收，他们不得不出售土地以换取现金。
怀门德姆的教民深深地希望能挽救这座教堂，但他们是否有能力对抗上谕仍值得怀疑，不过这也并非是不能实现的。随着游行活动的继续，一股教民聚在一起，向莫利（Morley）行进，他们在这里将农场主搭建的圈地围栏捣毁。围栏和围栏里边的羊群是有钱人的象征，他们拥有羊群，就等同于可以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本地大多数民众之上。
捣毁莫利的圈地围栏并不能完全平息怀门德姆民众心头的怒火，同时这一行为还引起其他人士的不满。其中一位名为约翰·弗劳尔迪爵士（Sir John Flowerdew）的大农场主对他家部分围栏被捣毁的遭遇非常恼怒。弗劳尔迪是一位律师，住在赫瑟西特（Hethersett）的村里，他的儿子与托马斯·格雷沙姆私交甚好。出于报复，弗劳尔迪变态地面向大众提出悬赏，寻找愿意毁掉当地另一位农场主罗伯特·凯特（Robert Kett）家圈地围栏的人。
有6人接受了弗劳尔迪的出价，然而他们不大可能将凯特视作仇敌：凯特是本地人，热衷于教堂建设，以制革为生。尽管凯特家的日子红红火火，地产价值达670英镑，但却算不上高门大户。因此，推倒凯特的圈地围栏前，这6人恳请凯特将土地还给公众使用。他们向凯特保证，他们此举并不仅是为自己或者弗劳尔迪，更是为“平民百姓的利益”。
凯特并未回避他们，也没有保护自己的圈地，他甚至都没有捍卫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相反，他向这群抗议者表达了同情，并称“他们的不幸让他感同身受”。他说：“名门望族把控的权力如此之大，贪婪欲望如此之巨，残忍行径如此骇人听闻，这一切必须加以限制。”
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凯特加入了他们的游行队伍，与他们一同来到自家的圈地，亲自动手拆除围栏，而后参与到捣毁本郡其他农场主的围栏行动中。很快，凯特被拥戴为抗议民众的首领。随着捣毁围栏行动的蔓延，最初寥寥数人的队伍很快发展壮大为颇具规模的抗议大军，行动也从开始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诺福克郡的田地、牧场以及林区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拆掉篱笆并洗劫所到达的村庄。他们走到毛斯霍尔德希思（Mousehold Heath）时，队伍已发展成一个群情激愤的庞大组织，巅峰时人数估计达到两万人。毛斯霍尔德是诺福克郡首府诺维奇（Norwich）郊外的一片开放区域。
他们在毛斯霍尔德安营扎寨，并建立了指挥部。自此，反抗民众的行动已覆盖诺福克郡大部分地方。短短几天内，一小股怀门德姆抗议人群发展成了不可小觑的反抗势力。反抗民众控制了诺维奇，扫荡村落、寻找食物，在此期间，他们屠宰并吃掉了两万只羊。他们还抓走了当地少数不愿抛家舍业地逃走的乡绅，将其作为人质围在树林里。
圈地的围栏不仅是反抗民众陷入困境的实体象征，而且是他们表达愤怒的首选攻击目标。他们起草了一份请愿书，罗列了22项权益请求，并将请愿书呈送国王爱德华六世。这封请愿书列出了权利的详细条款。其中一项直指圈地运动核心，其余内容则针对居高不下的物价、高昂的租金和混乱的租赁条款，并要求修改捕鱼权，进一步规范调整交易中不合理的税费，而且对牧师的职责范围提出了质疑。
尽管满腹怨恨，但抗议民众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国王的忠实拥护者，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匡扶正义并且申明要“实现共同富裕”。但少年国王爱德华六世的辅政大臣爱德华·西摩，却将凯特等人的行为看作对至高无上的王权以及国家和平的严重威胁。西摩命令北安普顿侯爵威廉·帕尔（William Parr）带领一支皇家卫队镇压反抗民众。不过非常出人意料，凯特的人马击败了皇家卫队。
第二支皇家卫队整装待发，西摩不容有失，他将指挥大权交给了他的老朋友兼枢密院同僚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约翰·达德利44岁，是沃里克伯爵（Earl of Warwick），他身上有股子闯劲儿，是卷入英格兰危机的另一类阶层典型代表。他既不是格雷沙姆那样的商人，也非史密斯式的知识分子，他出身贵族，也是实干主义者，凭借在骑士比武等军事训练中胜出而声名鹊起。约翰·达德利的父亲埃德蒙·达德利（Edmund Dudley）是亨利七世的亲密顾问，但亨利八世继承王位后，他以谋反罪将埃德蒙处以极刑。父亲死后，约翰被寄养在国王的一位爱将家里。他很快就崭露头角，他注定要做大事的。因在与法国的战斗中表现出色，约翰19岁时被授予骑士封号。同期西摩也获得了爵位，两人在军队中结下了友谊。接下来的20年里，约翰一直是亨利八世的坚定支持者，并从土地赏赐和官职上获得了丰厚利益。1543年，他以海军上将的身份进入枢密院，负责英格兰的海军事务。亨利八世死后，国王爱德华六世封约翰为沃里克伯爵。作为少年国王，爱德华六世将约翰视为良师益友，甚至某种程度上把他当作父亲般的长辈。
凯特不大可能再次获胜，约翰·达德利的军队人数远超威廉·帕尔。他带领6 000步兵、1 500名骑兵，其中包括1 400名德国和意大利雇佣兵，挺进诺维奇。快接近凯特的营地时，约翰命令大军停止前进，在托马斯·格雷沙姆家休整过夜。托马斯认识弗劳尔迪，而且他家的房产英特伍德庄园（Intwood Hall）位于诺维奇南边约5千米远。
第二天清晨，约翰·达德利准备袭击毛斯霍德的抗议人群。但在发动进攻前，约翰只身一人冒险进入凯特的大本营，试图说服对方投降，如果凯特照做，将得到宽大处理。约翰流露的同情之心似乎与指挥官的角色不相称，特别是这位指挥官马上就要去镇压他眼中的叛乱分子。然而，达德利白费苦心。凯特不信任他，也不相信他给出的承诺，拒绝让步。
由于凯特负隅顽抗，约翰·达德利别无选择，只能命令皇家卫队发起进攻。双方的战斗最终演变成一场大屠杀。凯特的杂牌队伍难敌约翰的雇佣大军。也就在8月份，3 500名抗议民众在杜桑德尔（Dussin’s Dale）被杀。眼见大势已去，凯特仓皇而逃。追随者都非常伤心失望，最终选择了投降。
第二天早上，反抗队伍中的大部分头领均被围捕并处以绞刑。接下来的几周里，约翰·达德利负责主持审理工作，很多毛斯霍德的反抗者被处死。其中一部分人的受处决方式令人发指。最终，凯特也被逮捕，他在诺维奇的城堡顶楼被吊死。
对于反抗者的严惩没有平息当地部分农场主的心头之恨，他们要求动用更严酷的手段。不过约翰·达德利对此提出异议，他说：“即便是惩罚也必须有尺度。”同时他也为反抗者辩护：难道就容不下谦卑的请愿书？难道就没有丝毫“宽容和仁慈”了吗？他的怜悯或许是真情流露，但他清楚地知道凯特的叛乱为国家带来了潜在危险。从此起义事件在英格兰遍地开花——从诺福克郡到康沃尔郡（Cornwall）再到德文郡（Devon）。促使民众起义的动机各有不同，但都涉及绵羊、圈地、纳税、补贴、新的宗教约束以及关于流民和叛逆等法案。在大众的心底，对贪得无厌的贵族和乡绅的憎恶之情与日俱增。只占人口总数2%的贵族和乡绅统治着占人口总数98%的佃农、工匠和学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