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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2年末，一群商人、朝臣、学者与塞巴斯蒂安·卡伯特商议后，制订了新的商业冒险计划，并起了个相当亮眼的名字：探索未知陆地、岛屿和海域的商人冒险家合作专业协会（以下简称商人冒险家协会）。这项计划的目的在于促使众人“集思广益”来“做出判断”，并且为冒险行动“提供必备资金和物资以保证盈利”。
商人冒险家协会很难算英格兰第一家公司性质的组织。众多中世纪的伦敦商人行会联合起来保护和推动某一特定贸易，逐渐演变成同业公会。这些同业公会享受皇室授予的特权，其组织者穿着讲究，与众不同。其中的十二大公会比较著名，由纺织公会领导，这些都是国家最有权势的机构之一。他们通过学徒制度，决定谁可以进入他们的行业。同时，他们还制定了质量标准：例如，金匠会在一座大楼里工作，他们会将质量好的产品做金色标记，因此也就形成了检验标记。最重要的是，这些同业公会授予他们的会员自由民的身份，即市民资格。没有这种资格的人，禁止在伦敦城内做生意。未经公会准许做生意的会被视为“闯入者”而遭驱逐。
商人冒险家协会也有这类传统同业公会的特征。协会名称中“mysterie”一词来自拉丁文的“ministerium”和盎格鲁-诺曼语的“mestier”，意思是“技术”或“神圣的天职”，彰显这是一个职业团体，是某一领域或行业的专业机构。不过“商人冒险家协会”这一名称有些名不符实，掩盖了这个组织真正的公司特征。与十二大公会相比，商人冒险家协会的成员不是单一的同类人群，而是将英格兰商人、朝臣两大统治精英以新的方式集结到了一起。
要了解英格兰政商关系，必须首先了解伦敦的地形。1572年出版的16世纪50年代的伦敦地图显示，这是座生机勃勃的城市。泰晤士河上商船云集，非常繁忙。东边是伦敦城，伦敦塔耸立其间，四周是罗马人垒建的城墙。当年罗马人选择将伦敦作为横渡泰晤士河的地点时，便修建了这些城墙。伦敦城是商业中心，商人在这里占据统治地位。西边则是威斯敏斯特，这里的建筑都围绕着中世纪的修道院而建。皇宫和议事厅都在这里。这两个区域通过斯特兰德大街连在一起，而街边尽是豪门望族的临水豪宅。
一直以来，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的商人与朝臣保持着紧密的共生关系，双方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商人填满皇家金库以获取商业特权。不过这一切随着修道院的瓦解而发生了变化，朝臣作为皇家的支持者借机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房产。例如，约翰·达德利将德拉姆宫据为己有。这座位于河岸街边的宅邸原本是德拉姆主教的私产。商人们也从中渔利，比如，纺织公会占据了伦敦城正中心宏伟的教堂和修道院及其相关土地。这些地产曾属于前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t）。
随着伦敦城的商人和威斯敏斯特的朝臣财富越积越多且都享受着皇家恩赏，双方开始分享权力。商人冒险家协会便是他们在共同目标下合作建立的首批合资机构之一，且独具特色。它在共同目标基础之上建立起一种新的商业组织形式，属于全球最早的股份制结构形式之一，同时也是英国第一家合股公司性质的组织。在此之前，无论是去安特卫普、波尔多、里斯本还是塞维利亚，甚至前往地中海东部，英国的远洋贸易一直由个体商人或商会资助来保证商业活动中所需要的资金。但商人冒险家协会提出的前往中国的计划耗资巨大而且极具风险，没有哪个商人或者大臣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支持这项计划，而且由于爱德华六世的财务状况已处于崩溃边缘，也不能指望皇室出资。
为解决这一难题，商人冒险家协会的管理层选择了合股组建公司性质的组织形式。这可能是塞巴斯蒂安·卡伯特的建议，因为与商业行会一样，股份制方案是意大利商人的首创，而塞巴斯蒂安非常了解意大利商人的经营活动。意大利商人也设计了公司的基本理念，他们称之为“compagnia”（公司），这个词是由拉丁文“cum”和“panis”结合而来的，字面意思是分吃面包。这能让通常有亲属关系的个人为共同利益而团结一心，并将时间和财力投入到唯一的合伙机构或家族企业中。股份制的形式让公司的概念又进了一步，它提供了管理架构和长久性经营的企业状态，因此大批个体投资人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共同出资、均担风险。这些投资人不局限于家族成员，而且并非所有人都直接参与公司运营。这极大地激发了朝臣们的投资意愿，因为他们可以投资获利，同时又省去了参与烦琐的商业管理。股份制公司还允许投资者向他人馈赠股权，或者以高于原始投资的价格出售所持股份。
任何人只要投入25英镑，就可买入一股股份，成为商人冒险家协会的股东。尽管现在看起来这笔钱不值一提，但在当时，25英镑远不是大多数人承受得起的数字。一位熟练工人3年的收入 [1] 也到不了这个数。然而对于巨富阶层来说，25英镑只是一套精美铠甲的价格，因此每股25英镑合情合理，甚至很有诱惑力。哪有其他地方可以花这么一笔钱就能干一场大事业的呢？因此，商人冒险家协会最终募集了6 000英镑。与之相比，60年前亨利七世资助约翰·卡伯特第二次出海寻找新发现之地时，总共才花了50英镑。商人冒险家协会的投资者名单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如果每位认股人只买了1股的话，意味着有240人乐于或愿意拿出大量资本投入很容易满盘皆输的冒险活动之中。
随着组织结构的确立和资金到位，商人冒险家协会的成员，特别是乔治·巴尼、威廉·加勒德以及安德鲁·贾德等人开始筹备出海远航计划。这3人组成了一支超强的团队：资金雄厚且管理经验十分丰富。巴尼、加勒德在伦敦分别担任市长和警长职位，而贾德则担任羊毛集中地——加来的最高长官，负责监管加来的羊毛贸易。尽管托马斯·格雷沙姆当时被任命为国王的管家，在安特卫普负责处理皇室的生意，但他在英格兰本土仍有很大影响力。
商人冒险家协会组织者的首要任务是建造3艘能出海远航、穿行险恶水域的大船。为此，他们四处寻找最新设计和制造的舰船。在这方面，约翰·达德利给予了很大帮助。在他担任海军上将期间，积累了大量的相关知识。舰船要能装下大批商人和船员，同时有足够空间存储18个月的给养和装备，还要有宽敞的存货地方，能放置呢绒、其他出口货物和他们希望从目的地带回的商品。
商人们竭尽全力地开展筹备工作，确保所用材料质量上乘，包括“非常坚固且经得起惊涛骇浪的木板”。勤奋的造船工人“夜以继日并以精湛的技术”将舰船打造得“坚固牢靠”，能经受住恶劣环境的考验。与此同时，他们一起努力为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准备。例如，商人曾了解到一种名为“蛀船虫”的虫子甚至能在最坚硬的橡木板上钻孔，这将对船只造成严重影响。为解决这一难题，造船工人在龙骨外包裹上了一层薄铅板。
建造舰船的同时，商人冒险家协会着手处理远航任务的关键环节：招募指挥此次冒险的专业人员，还有船员等。与西班牙的竞争对手不同，商人冒险家协会的商人无意占领遥远的土地或者在那里兴建军事要塞。他们的目的是与海外市场的首领建立友好关系，或者用国王爱德华六世的话说，是建立“密不可分且天长地久般的友谊”。他们希望在海外设立商业总部，推动贸易合作向盈利方向发展。
显然，英国没有具备这些能力的合适人选。因此，商人冒险家协会认为挑选一位贵族军人作为船队的最高指挥官是最明智的决定。这名贵族军人要出自健全的家庭，拥有无可指摘的性格和过人的精力。基于以上条件考虑，商人冒险家协会选定了休·威洛比（Hugh Willoughby），他是“优秀人才”，家庭出身也符合要求，而且年龄在30岁左右，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威洛比有从军经验，在与苏格兰军队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被授予骑士封号。此外，威洛比十分渴望得到这次机会。正如克莱门特·亚当斯所言，这位年轻的骑士“诚恳地请求”指挥这次出海远航。
威洛比符合诸多商人冒险家协会的遴选条件，但他缺乏一项重要资本：航海经验。因此商人冒险家协会同意任命一位首席领航员负责整个船队。他们选择了塞巴斯蒂安·卡伯特中意的人选理查德·钱塞勒（Richard Chancellor）。1550年，钱塞勒参加了塞巴斯蒂安组织的远航训练。训练船为“奥舍号”（Aucher），由达德利家族密友兼朝臣威廉·奥舍爵士（Sir William Aucher）出资赞助。“奥舍号”航行目的地是黎凡特，船只由包括钱塞勒、斯蒂芬·伯勒（Stephen Borough）和威廉·伯勒（William Borough）两兄弟以及造船师马修·贝克（Matthew Baker）等一群年轻的天才船员操控。船长罗杰·博登汉姆（Roger Bodenham）日后表示，所有船员都非常出色，已做好驾驶船只出海冒险的准备了。
钱塞勒还得到了贵族亨利·西德尼（Henry Sidney）的赞誉。西德尼出身贵族，是达德利的女婿，同时他与国王爱德华六世还是多年朋友。西德尼20岁出头，双唇精致，上眼睑有些下垂。他是出色的演说家，力挺自幼在他家长大的钱塞勒。“你们通过报道知道这个人，”西德尼说，“我则是凭借他以往的经历；你们通过文字知晓他，我则是依靠他往日的活动；你们通过演讲和公司熟悉他，我则是通过他的点滴生活全面、彻底地了解他。”
不过，是钱塞勒对海洋的丰富知识而非西德尼的夸耀打动了这些理智的商人，同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甚至认为，“生意兴隆的愿望”几乎完全要仰仗这位年轻的领航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