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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1年末的黑暗日子里，英格兰经济不断恶化，一群伦敦的“忧郁”市民聚在一起，商讨该如何解决英格兰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危害”。
这一“伟大的进步”的设计师、策划者、组织者和推动人，正是贵族出身、杜桑德尔战役的胜利者约翰·达德利。此时，他已晋封为诺森伯兰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and）。乔治·巴尼（George Barne）和威廉·加勒德（William Garrard）这两位杰出商人负责领导组织商讨应对经济衰退的对策，两人与达德利合作紧密。用当时史学家约翰·斯托（John Stow）的话说，他们二人是“重要的实干家”。巴尼与加勒德都来自男装公会（Worshipful Company of Haberdashers）。巴尼年过50，坊间盛传他将被提名为市长候选人，事实上，他的确很快就坐到了市长的位子上。加勒德比巴尼小10岁，斯托评价他是“一位不苟言笑、冷静、睿智且谨慎的公民。才能无人能出其右，绝不逊色于我们这一时代的任何人”。另一个参与商讨的重量级人士为安德鲁·贾德爵士（Sir Andrew Judde）。他年过花甲，来自皮革公会（Worshipful Company of Skinners），才从市长位置上退下来。过去一年来，他着手解决包括呢绒出口量陡降、物价飙升、货币贬值和汗热病等诸多严峻问题，这让他身心俱疲。
尚不清楚威廉·塞西尔是否直接参与了被称为“共商大计”的讨论会，但他肯定为相关人员及时提供了一本学术书供大家参考：首部英译本《乌托邦》（ Utopia ）。《乌托邦》由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所著，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最初用拉丁文写成，1516年首次出版，不过印量很小。拉尔夫·鲁宾逊将该书译成英文，并将书稿送给了老朋友塞西尔。由于同意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书中，塞西尔似乎要为《乌托邦》中倡导的新思想以及挽救英格兰的新方案背书。
《乌托邦》讲述了一位虚构的旅行家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eus）在一座神奇岛屿上生活了5年的故事。莫尔所造的“乌托邦”在当时是个新词，由希腊语“不存在”和“地方”两个词组合而来。虽然希斯拉德是虚构的人物，但莫尔赋予了他看似真实、可信的背景：他自称曾随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出海航行。韦斯普奇是佛罗伦萨冒险家，16世纪初曾沿巴西和南美洲的海岸线航行冒险。
对于英国的悲惨状况，希斯拉德有太多话要说。他将英国描绘成反乌托邦之地：由寄生虫式的贵族阶层主宰，他们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依赖“其他人的辛苦劳作”。物价上涨、羊群泛滥以及圈地运动令英国深陷苦难之中。“你们的羊群过去软弱温顺，”希斯拉德说，“我听说它们如今变成了噬食怪兽而且很有野性，连人都能吃掉。”“羊群不断消耗、摧毁、吞噬所有田地、房屋以及城市。”
通过希斯拉德的讲述，莫尔描绘了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均能得到完美解决的地方：名为“乌托邦”的理想之地。事实上，这正是全新的英国所要达到的境地。莫尔是英国（至少在出版物方面如此）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
1516年《乌托邦》一书首次出版时，莫尔的愿景甚至激发了英国最初的海外殖民的野心。这一行动最初是由莫尔的妹夫约翰·拉斯泰尔（John Rastell）组织和主导的。拉斯泰尔是律师、作家以及出版人。1517年，他与40位士兵出海，前往“新发现之地”建立贸易站和军事基地。英国人通常称这些地方为“新世界”。拉斯泰尔一行人还没到爱尔兰，他的手下就叛变了，不过他将这次探险写成了一部名为《新插曲》（ A New Interlude ）的戏剧，痛惜错失这次远洋的机会。“如果英国人第一个占领并在新世界建立首个建筑和住所，”他写道，“那将多么了不起啊。”
1551年出版发行的英译本《乌托邦》似乎为正在寻求英国危机解决之道的“忧郁”公民带来了相似的催化作用。为确保呢绒行业的长期稳定繁荣，他们必须寻找传统欧洲中心之外的新市场、新消费者。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新市场在哪里呢？他们去哪里能找到所期望的新市场、新消费者？
他们心中认定的理想之地便是中国。
对于伦敦商人而言，中国是一切神奇事物的缩影：商业乌托邦。Cathay（中国）一词来自契丹族的名称“Khitai”。10世纪时，契丹族的耶律氏统治着中国北方地区。亚洲其他国家对伦敦商人也很有诱惑力：印度西南沿海地区出产胡椒；拥有“香料群岛”美誉的印度尼西亚群岛出产丁香和肉豆蔻。中国更是梦幻般的远方，激起了他们内心的崇拜之情。
1275年，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在元世祖忽必烈的朝廷中待了约17年。在《马可·波罗游记》（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中，他称元朝的国土遍地是香料、白银和丝绸。就拿杭州来说，这座重要城市被称为“人间天堂”，城市横跨160千米之长，拥有1.2万座桥，内有一个长宽各约48千米的湖泊，城中耸立着两座皇家宫殿。对大多数威尼斯人来说，马可·波罗的故事并不可信。事实上，他描述的有些夸大，甚至到了被人嘲讽为“马可·百万·波罗”的地步。
但马可·波罗讲述的大部分中国故事还是真实的，到16世纪，人们才广泛认可了他收集到的忽必烈统治中国的信息。但时过境迁，忽必烈早已过世，一个新王朝——大明，正站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中央。15世纪早期，宦官郑和带队开启了一系列了不起的航海发现之旅，这段时期内，中国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商品令人惊叹。郑和的巨型远洋宝船长130余米，拥有9个桅杆，配备了近100只补给船，船员达2.8万人。郑和的船队到访了波斯湾以及非洲东海岸。但在15世纪30年代，中国开始闭关，断绝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让远洋航海活动戛然而止。然而，凭借对全球经济的吸引力，当时的中国仍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度。到1500年，中国占全球商品和货物输出量的25%，相比之下，英国仅占1.1%。
整个15世纪，繁荣的商贸活动和往来路线将中国和欧洲连接起来，这些商路绵延8 000千米，横跨海洋、山脉、草原和沙漠。这些商路被德国探险家冯·李希霍芬男爵（Baron Von Richtofen）在19世纪70年代命名为“丝绸之路”。各式各样的奢侈品由船只、骆驼和马匹在这条路上运输。到达欧洲时，这些商品的价格可能会增长1 000%，而且通过了众多中间环节，包括批发商、零售商、朝廷管理部门等。这些中间环节会收取费用、赚取利润、少付货款、征税以及索贿。
几个世纪以来，威尼斯商人一直承担着向欧洲进口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商品的重任。阿拉伯商人将亚洲商品运抵地中海东部，包括埃及的亚历山大和叙利亚的阿勒颇等重要市场，威尼斯商人则从他们手中买入这些商品。这是个非常赚钱的生意，因为威尼斯人有效地垄断了该行当。葡萄牙人出海探索，成功找到了一条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通往东方的商路，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威尼斯人对香料贸易的绝对掌控权。近一个世纪的冒险后，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在1498年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驾船驶入印度洋，最终到达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城市卡利卡特（Calicut）。卡利卡特是东方重要的贸易中心，与威尼斯和安特卫普的地位不相上下，印度、阿拉伯和中国商人常来这里做生意。
英国上流社会一直是东方特色商品的狂热消费者。12世纪，十字远征军带着各色奢侈品从圣地（Holy Land）
返回欧洲时，英国上流社会便开始青睐这些商品。大部分产自热带的舶来品非常稀有，特别是香料，它的英文名Spice与“特殊的（special）”有相同的词源，因为香料产量极低。除了番红花（Saffron）
，其他香料都只能在原产地生长。这些奇珍异宝般的调味品不仅能保存、提味食物，还被认为能防治疾病、焕发性欲、召唤神灵等。香料的价值取决于购买和使用它们的人，几世纪以来，只有君王、贵族和主教才能买得起。
然而英国商人没有能力像葡萄牙和西班牙人那样同东方国家直接进行贸易。事实上，直到16世纪50年代早期，英国人才意识到他们必须开始寻找欧洲以外的新市场。但英国没有商业对手那样深厚的远洋技术积累。幸运的是亨利八世的海军上将约翰·达德利知道谁能解决这一难题，前提是他能说服这位人士返回英格兰。
达德利心中的人选是塞巴斯蒂安·卡伯特（Sebastian Cabot），塞巴斯蒂安·卡伯特是全欧洲最棒的航海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