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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费投入不足
研究经费是农业科技开展的基础。FAO（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在其1982 年《粮食及农业状况》的报告中指出：80 年代中期世界各国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平均值约为 1%，发达国家一般为 2%，北美国家高达 3%。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远低于非农业部门，是世界上农业投资比重比较低的国家。数据显示，我国农业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仅为 0.4%左右，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1/3。1998—2019 年，广东农业科研和技术开发机构经费支出总额占农业GDP的比重，最高时也仅为 0.77%，虽高于我国平均水平，但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明显（见图 3-2）。
图3-2 1998—2019年广东农业科研投资强度情况
2.投入结构不平衡
世界农业发达国家在研究、推广、生产各环节的投资比例一般在 1:10:100左右，我国在后面两环节的投入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普遍出现三个环节相互脱节现象，直接削弱了农业科技整体的工作效率。即使是主要在研究环节的投入结构也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广东农业科研的主体集中在政府事业科研单位，经费来源渠道单一，主要靠政府财政拨款（见图 3-3），这些科研活动往往与市场需求脱节，运行机制、分配机制、激励机制也僵化落后，难以适应广东农业转型的现实需要。相比而言，企业科技创新可以更加符合市场实际需要，在管理和创新激励方面也更灵活。
二是结构上，农业科研投入经费中直接投入科研的比重太低。农业科研经费主要有事业费和科研费两大部分。现实是我国农业科研单位的事业费支出大幅度增加，而我国人均科研经费仅约 2.3 万元，远低于美国、韩国的 80 万、48 万元，广东情况也类似。政府在科技投入方面还带有急功近利的色彩，偏重于产中环节的“短、小、快”的农业应用型研究，导致农业基础性研究、公益性技术研究相对薄弱，资金支持不稳定。
图3-3 1998—2019年广东农业科研投入情况
3.科研机构、科研人员投入不足
1998—2019 年，广东农业科研和技术开发机构数、职工人数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725%、-1.533%，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几乎不变，尽管经费收入从 73633 万元增长到 253409.3 万元，不考虑物价变动的影响，年均增长 6.062%（见表 3-9）。
表3-9 2000—2019年广东农业科研和技术开发机构基本情况（单位：人，万元）
注：1.关于政府拨款，由于 2014 年前后的统计口径不一致，2015—2019年政府拨款用科技活动收入替代。
2.1997 年之前广东农村统计年鉴中关于“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活动基本情况”统计口径不一致，所以没有列示。
2012—2019 年广东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由 1676 个下降到 799 个，专业协会会员人数由 126029 人下降至 71875 人，农村科普示范基地 690 个下降为 554个。科普示范街道（乡镇）由 204 个下降至 145 个。科普示范社区从 740 个增加到 1341 个，增长 35.54%。科普示范（户）20727 个减少到 821 个（见表 3-10）。
表3-10 广东省农村科普活动开展情况（单位：个）
农业科技活动所需要的主要条件是科技资源，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所有生产要素。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农业科技资源不仅包括投入到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财力、人力、物力和知识信息等资源，还包括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但总体上看，广东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不合理，运行效率低下，导致农业科技的贡献率、转化率低于发达国家。主要表现在：
一是各农业相关部门、学科领域和产业间科技资源配置不合理。主要表现科技资源偏重于种植业、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忽视农业工程技术、信息技术和环境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研究；科技资源偏重于应用研究，忽视长期性的基础研究和公益性研究；高水平科研人才主要集聚在重点高校和国家级科研院所，而多数与地方联系最紧密的地方农科所则严重缺乏。
二是各生产环节科技资源配置不合理。据调查，近年来，广东农业科技资源尽管有向农产品采后处理、精深加工及质量安全检测与监控等产后增值环节转移的趋势，但目前仍主要集中在农业产中的育种环节上，产中的病虫害防治、机械设备，产后的处理与加工等环节所占比重仍很小。
三是各区域间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不合理。在广东科技资源配置方式上，行政手段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同一地区间由于经济、环境和文化等差异，将导致科研力量和技术推广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存在严重不平衡。
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现代农业要求农业技术创新要向产前、产中及产后的各个生产环节、食品质量与安全、生物质能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拓展。适应这一要求，农业技术创新应由原先实现单一的增产、增收，向利用最少的投入与最低的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向转变。有关部门对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尤其是领军人才和优秀创新团队）的建设重要性和认知不足，人才计划投入不足。加之，有些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科技创新供需脱节，技术创新的方向和重点不明确、不突出，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还远不能发挥科技对现代农业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一是创新意识不强。由于技术创新投入多、回报慢、风险大，容易产生“搭便车”现象，而广东涉农企业经济实力较弱，难以支撑吸收高素质科研人才和开展相关技术创新研究的费用，加之，企业普遍存在着“科研由政府出资，由院所开展”的惯性思维，导致了广东涉农企业普遍缺乏自主创新意识，不愿意投入人、财、物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二是创新能力偏低。在技术创新模式上，广东大部分农业科学研究始终停留在“跟踪式”“模仿式”和“转化式”三种模式，结果是：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科学研究的共性问题，如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和产业发展关键技术成果供给匮乏。
虽然广东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广东现代农业发展以及广东改革与建设总体目标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据统计，全国参与农技推广人员占农业经营主体总数的 0.053%左右，与发达国家相差很大。推广度仅约 25%，推广经费不足农业总产值的 0.2%，而发达国家已接近 1.0%。农技推广领域推广人员和推广经费匮乏，推广力度不够，导致成果转化和关键技术推广不畅。
第一，推广体制不顺。现行广东农业科技推广体制以政府驱动为主，其特点是农业科技成果由农业科研部门研制，由农业主管行政部门推广，通过政府行政指令，强制性地组织农业基层单位实施。这种政府驱动模式下的推广模式，已严重制约着广东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影响广东农业科学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第二，推广机构基础条件薄弱。随着广东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的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基础设施简陋、推广手段相对落后，必要的办公设备缺乏等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问题显现出来，影响了服务功能的发挥。据初步统计，广东基层农业推广站缺少相关仪器设备的达 40%。受经费制约，各推广中心（站）设备配置陈旧，硬件设施差，推广渠道狭窄，推广手段单一，推广群体单一化。不少地区推广农技的主要渠道依然是报纸、杂志、黑板报、开办学习班等狭窄的、传播时间滞后的旧渠道，准确、即时又方便的网络推广渠道利用仍然不充分。推广手段仍以“示范基地+农户”为主，忽视科技人员和公司、企业、社会经济组织等因子的作用，“公司+农户”“科技人员+农户”“科技人员+公司+农户”等模式仍较少。
第三，推广机构人员素质不高。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是农业技术推广的关键因素。但目前，广东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少，且综合素质低。与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与农业人口的 1：100 的比值还有很大差距。而且，在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普遍还存在技术人员老龄化、技术技能不能满足当地农业发展需要的问题。数据表明，农业技术人员以 50岁以上为主，中青年偏少。此外，农业技术和推广人员教育培训还需加强。统计显示，农技人员 3 年内参加过培训的人数不足 50%，即平均每年只有不到 16%的农技人员才有培训机会。大多数农业技术和推广人员参加的技能培训时间为 1 个星期左右，每年低于 5%的农技人员接受 3 个月以上的培训。
广东农业科研与生产应用长期存在“两张皮”现象，农业经营主体和企业不健全的信息反馈机制和供需对接机制使得技术创新供需双方相对独立和分离，主要表现出重科研、轻应用，创新成果实用性和适用性不强。一方面，技术需求方事前没有经过认真思考提出了自己的需求，另一方面，技术供给方为了追求自己的社会荣誉与经济利益，会有意避开那些急需创新和改进，但耗时耗力、风险较大的自主创新项目，选择容易出成果的项目（例如发文章），这直接导致创新成果严重偏离生产实际的需要，农业主导产业必须的重大疫病防控、优质品种、养殖栽培技术集成模式缺乏突破性创新性科研成果。据统计，我国每年全国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仅为 40%—50%，且真正受经营主体欢迎和利用的科技成果大约仅为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