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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经济发展必须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目前我国主要农产品已经由“总量紧平衡、品种间调剂”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甚至出现结构性过剩，农业产出台阶式上升或保持稳定成为常态。但在消费者主权时代，实现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地适应消费结构升级需求，需要从追求高产量到谋求高质量转变，提高农产品品质，这需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内在动力，大量文献都已经验证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例如Solow索洛，1957；Arrow阿罗，1962；Romer罗默，1986；Lucas卢卡斯，1988）。关于技术进步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西奥多·舒尔茨（T.W.Schultz）以及速水佑次郎和拉坦（Y.Hayami and V.W.Ruttan，2000），指出技术进步通过技术创新、技术推广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农业经济发展的模式有粗放式和集约型两种类型。从经济增长理论来说，农业经济增长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二是农业科技带来的投入产出比的提高，即农业GDP增长率=因新增投入量产生的GDP增长率+因农业科研产生的GDP的增长率。前者是因农业资源投入要素增加导致的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同期农业GDP增长率之比，即为农业要素投入贡献率。后者是因农业科技进步所导致的农业总产值增长率称为农业科技进步率，与同期农业GDP增长率之比，即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科技进步一般指人们为了实现提高农产品产量、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改善生态环境等而采用科学技术所取得的进展。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本质是农业科研带来的技术进步提高了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提高投入产出比）和降低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
如果农业经济增长的来源主要来自劳动力、耕地、资本等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增加所产生的贡献，则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为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而且随着农业投入的物质要素如土地、水、能源等越来越稀缺，依靠在稀缺的土地上追加更多的要素投入最终会导致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显然这种农业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地少人多的发展中大国，这种粗放式农业经济增长模式更加不符合中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约束条件。这样，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就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依靠科技进步推进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农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农业科技带来的生产要素投入产出比的提高，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对应的经济增长模式即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从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律看，在资源和市场等多重约束下，一国的农业经济持续增长，必须依靠农业生产要素利用率的提升，坚持走集约型增长的发展道路，扩大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从“六五”到“十二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十二五”期间的 2015 年已达到 56%
，从趋势上来看，科技进步逐步取代资本等要素成为农业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但与发达国家的 70%—80%农业科技进步率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我国较低的农业技术贡献率也直接加大了我国在农业现代化水平上与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差距。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 2012 农业现代化研究》显示，与美国、法国相比，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分别相差 90 多倍、100 多倍，甚至连巴西都不如；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相比，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分别相差约 150 年、108 年、86 年、64 年、60 年、36 年。与我国偏低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同时存在的另一种现象是我国农业技术领域的技术创新成果存量却不低。据统计，我国每年农业科技成果有 6000 多项，但约有 2/3 停留在实验室或试验田里，全国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仅为 40%—50%，且真正受我国农业经营主体欢迎和利用的科技成果大约仅为 10%，与发达国家 80%的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相差甚远。
罗尔夫法（Rolf Fare）等（1994）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两个途径来实现。可见，科技进步贡献率是一个农业经济问题，不是一个单纯农业技术问题。技术进步是外延式的，即可能是更为先进的其他技术在农业技术中得到采用而导致农业技术进步，是整个生产前沿的外延（一定技术水平下能够实现的最大产出曲线）；而技术效率是内涵式的，是指向生产前沿的逼近，越逼近生产前沿技术效率越高，通俗地说，就是原有的农业技术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提高，而只是技术利用效率得到了提高而导致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重视技术效率的改进。
此外，从微观经营主体角度，农业技术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只有被农业经营主体采用才能达到提高农业技术效率的目的。农业科技推广架起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一座桥梁和纽带，它对提高农业技术普及率，促进农业生产要素合理配置至关重要。
因此，在推进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加快科技成果的推广和转化的宏伟事业中，在宏观领域，在既定技术进步情况下推进我国农业技术效率，以及从微观层面探索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纳的心理过程，提高技术应用的主动性对构建并完善我国合理高效的科技供给体系，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也是提高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率研究的一个崭新的视角和有效的切入点。
广东是工业强省，也是农业大省、农业强省，有 2/3 的区域属南亚热带地区。
多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业高质量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支持农业农村发展，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十三五”以来，广东农业现代化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现代农业大省，以占全国约 2%的耕地，产出了约占全国 6%的农业产值和 10%的农业增加值。2018年，广东现代农业综合实现程度为 38.87%，农业现代化综合评分排名第 8，位居全国上游。在我国农业现代化投入水平、产出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4 个指标中，广东省农业现代化产出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优势较大，分别位于全国第 4 和第 7 位。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农业创新驱动发展得到扎实推进，推动广东农业快速发展的因素主要有政策、劳动力投入、物质资本投入、科技进步等要素。在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趋于上升、农业比较效益趋于下降情况下，农业科技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成效显著。苏基才、蒋和平（1996）对广东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测定，发现 1990—1994 年期间农业技术贡献率大致为 41.74%—47.07%之间，平均为 44.41%。罗广宁、廖巧霞、吴晓青、孙娟（2012）研究，2010 年，广东农业科技贡献率达 51%，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十二五”期间，广东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更是高达 62.7%。张朝华（2018）将 1991-2014 年分为五个阶段，发现广东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分别为 47.84%、49.10%、51.81%、61.63%，尤其是“九五”“十一五”时期，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超越物质投入的增长率位居第一，成为农业总产值增长的主要因素。2018 年，广东省农业科技贡献率高达 68%，居全国第二位。表明广东农业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业发展已进入主要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的新阶段。但是，即使这样，广东农业科技贡献率与发达国家的 70%—80%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切实将农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上来已成为广东农业发展的共识。
然而，广东农业科研与生产应用长期存在“两张皮”现象，农业经营主体和企业不健全的信息反馈机制和供需对接机制使得技术创新供需双方相对独立和分离，主要表现出重科研、轻应用，创新成果实用性和适用性不强。一方面，技术需求方囿于各种原因事前没有经过认真思考提出自己的需求，另一方面，技术供给方为了追求自己的社会荣誉与经济利益，会有意避开那些急需创新和改进，但耗时耗力、风险较大的自主创新项目，选择容易出成果的项目，这直接导致创新成果严重偏离生产实际的需要，农业主导产业必须的重大疫病防控、优质品种、养殖栽培技术集成模式缺乏突破性创新性科研成果。
显然，农业科技是为农业经营主体服务的，只创新不应用，或创新成果不是农民所需，或者科技成果市场化的时间过长，都会阻碍广东省科技进步率的稳步提升。同时，在需求侧方面也不是铁板一块，现阶段广东农业发展的经营主体存在着小规模的纯务农户、兼业农户、专业农户和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基本经济主体，不同类型经济主体有着显著的特征差异
。由于不同农业经营主体在规模、经济实力、收入来源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农业经营主体对技术需求的显著差异。只有了解广东农业经营主体类型及科技需求，才能更好促进广东农业科技服务于农业经济主体。
综上所述，广东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技术进步的有效支撑，一方面应不断拓展技术前沿面，做好基础的原始创新，但这一过程较为漫长。另一方面，由于广东省地区差异明显，各地对现有技术的利用率不尽相同，找出薄弱环节和地区弥补技术应用的短板也是提高广东农业科技进步率的有效途径。为此，本书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需求出发，重点分析广东地区农业技术相对效率，找准木桶的短板和制约因素，进而扩大新型适用技术在广东大地的应用，支撑广东省农业快速、平衡、全面高质量发展，这就成为本书研究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