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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是由各种相互联系的相关事物组成的集合。陈立辉（2012）对科技供给体系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认为它是一个由科技资源的有效投入，通过科技组织的高效及合理运作，科研成果转化，形成符合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科技产品的一个多元有机系统。一般认为，科技供给体系是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科技产品，有相互联系的事物形成的一个有机系统。主要包括：投入的科技资源、参与的科技组织、提供的科技成果与服务。其中，科技资源是科技供给体系的物质基础，包括直接或间接与科学和技术活动有关的人财物等。科技组织是科技供给体系的主体和主要参与者，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大学、企业和社会组织等。科技成果是科技供给体系的产出，包括理论、论文、专利、科技装备，等等，科技服务则是科技成果与外界沟通的“桥梁或媒介”。邱向军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认为农业科技供给体系必须要符合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贾钢涛（2010）从科学发展的要求出发，认为科技供给体系的本质其实就是一揽子科技政策或科学技术。它旨在通过科技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彻底实现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资源的节约。贾岷江（2011）从系统论的观点进行研究，认为科技供给体系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子系统，两者是从属和服务被服务关系。
在科技供给体系内涵基础上，结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特点，本文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技供给体系主要是指以农业科技创新为前提，将科研成果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过程中推广，以达到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其核心是用科技供给支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有效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层级和水平。其具体内涵可以从以下方面理解：第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技供给体系是一个较为复杂、动态和开放的系统，要求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运行机制，合理配置要素资源。第二，该体系的根本目标是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不断进步与创新，敦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先进技术、使用现代化农业技术装备、运用现代化管理方法进行专业化生产。第三，该体系具有主体多元性，包括政府、高校、科研院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中介服务机构等，且各个主体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功能均有所不同，各有侧重。
经历多年的发展和沉淀，发达国家在农业科技供给体系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形成了不同模式。研究这些模式及其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农业科技供给体系的实质内涵，准确把握基本经验和内在规律，为设计构建广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技供给体系提供实践借鉴。
1.市场导向型：拉力
市场导向型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技供给体系的拉力机制。它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来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这种体系能充分发挥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具有市场自发组织的优点。但目前，我国农村经济中小农经济的特点仍较为突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处于发展中的初级阶段，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还相对比较弱，尚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参与完全竞争的素质和能力。因此，这种体系不能完全适合我国国情，操作过程中需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强力引导。
2.政府主导型：推力
政府主导型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技供给体系的推力机制，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技创新传播、扩散与提升的核心力量。政府在其中承担主要核心功能，农业科技活动多为公益性质。这种体系主要采用行政强力推广方式进行，它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逐步完善，难以再适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现实需要，甚至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深入发展的瓶颈。
3.合力型：“政府+市场”双轨制
有为政府加有效市场的双轨制型是经营主体科技供给体系的耦合机制。这种体系充分发挥了“看得见的手”政府和“看不见的手”市场在农业经营主体科技供给中的特定功能，它不仅重视政府在其中的引导和监督功能，同时又充分发挥了市场在科技供给中的资源配置作用，以合理调配农业科技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各主体间的有效运用。需要注意的是，农业科技应依据市场的不同需求采取相应的运行方式，依靠不同的科技组织进行推广。既要避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限制影响，又要防止过度干预，忽视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强化农业科技对经营主体发展的支撑作用。
1.研究现状
我国“三农”问题突出，长期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强调科技供给体系在解决现代农业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关于农业科技如何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有关内容，也引起了国内学者长期而深入的研究。贾可等（2017）、姚思玲（2016）、夏正元等（2016）认为人才是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科技创新是驱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力量，科技供给农业的主攻任务是加大创新资源整合投入力度，建设我国现代农业科技供给体系，应在若干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取得突破。谯薇（2012）认为农业科技供给体系是一个以农业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有机系统，该系统目的是合理配置农业知识、技术、人员、资金等资源要素，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贾钢涛（2010）指出我国农业科技供给体系的内容，包括农业科技投入体系、农业研究开发体系、农业科技推广和服务体系、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刘会想等（2012）则认为我国农业科技供给体系包括农业科研创新体系、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体系、人才支撑体系、科技保障体系等。杨伟兰（2007）等分析了我国农业科技供给体系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分析了影响我国农业科技供给体系完善的几个因素，主要包括提高村民素质、增加农业产值、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等。付娆（2014）、刘辉等（2013）研究了制约我国科技供给现代农业的因素，主要是科技创新机制不健全、农业高新技术储备不足、产业关键技术待突破、科技创新人才少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等。
马佳和俞菊生（2009）以上海为例，深入研究了上海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内涵、构建、实现途径及其制度保障等方面内容，对加快构建上海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有较强指导意义。张想平（2009）在分析甘肃垦区农业科研推广体系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基础上，认为建立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应当先建立科研创新与示范推广平台，完善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陈泉江（2009）分析了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六大制约因素，提出了应加快我国现代农业制度创新的建议。王福军等（2010）以中国农业大学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在加强体系组织、经费管理和为岗位科学家提供工作支持及保障等方面的具体对策和措施。
2.供给系统构成
根据上述概念，新农主体科技供给体系由农业科技投入系统、农业科技创新系统、农业科技推广系统、农业科技服务系统、科技合作系统和农业科技激励六大系统构成。其中，（1）农业科技投入系统主要指农业技术支撑体系的物质保障系统。（2）农业科技创新系统主要指科技和人才支撑系统。（3）农业科技推广系统指农业技术支撑体系的媒介系统，起着将科研信息传播给农业生产和经营者的作用。（4）农业科技服务系统农业技术支撑体系中科技成果的输送系统，起着将农业科技产品与技术提供给有需要人的作用。（5）农业科技合作系统是农业技术支撑体系中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系统，起着将科研成果转化的作用。（6）农业科技激励系统是农业技术支撑体系的动力系统，起着为农业科技投入与创新、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与合作提供物质或精神激励的作用。六大系统功能对比如表 2-2 所示。
表2-2 农业科技供给体系六大系统功能对比
六大系统之间的关系是：投入系统、创新系统和推广系统是主体系统，激励系统、合作系统和服务系统是保障辅助系统，发挥着可持续发展和锦上添花的作用。一般而言，激励系统对应投入系统，合作系统辅助创新系统，而服务系统支持推广系统。每个系统均涉多元主体，形成一个立体的科技供给网络。如图 2-1。
图2-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技供给体系六大子系统
1.投入系统研究现状
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作为我国公益性农业科研的重要力量，承担国家层面的基础性、应用性研究，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和社会性，政府投入的强度直接关系到这些公益性科研机构运行经费的保障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理应是我国农业科研政府投入的重点。范静（2008）、高启杰（2009）以 2007 年的数据为例，对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的财政资金投入规模、结构变动以及投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优化财政资金投入结构的政策建议。张晓泉等（2011）对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 2006—2008 年的政府投入总量、结构以及 3 类不同机构的差异化进行了研究。刘振虎等（2010）对国家级农业科研单位修购专项经费投入情况进行了分析。侯向娟等（2012）运用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 2006—2008 年的财政拨款数据，具体分析了国家级农业科研单位保障经费的投入现状和实际需求现状。农业科研机构科学事业费基本支出投入情况课题组（2006）对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科学事业费基本支出状况进行了研究。毛世平等（2013）选择 1997—2009 年的中国农业科研机构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其科技投入的现状、特点与规律，与国家整体的科研投入情况进行了横向比较。黄敬前、郑庆昌（2013）运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研究了我国农业R&D（是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缩写，研究与开发）投入和农业技术推广投入的合理比例以及农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投入的合理比例，发现我国农业R&D活动投入结构比较合理，农业R&D投入与农业技术推广投入日趋合理，但这种资金配置的合理性，是建立在低水平投入的基础上。李金祥（2014）等对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政府的投入缺口进行了分析，认为无论是在总投入、基本支出财政拨款，还是项目支出财政拨款与研究经费的投入上，都存在较大缺口。
2.投入效率研究现状
关于农业科研投资经济收益的研究。从最初格里切斯（Grillches）（1958）研究美国杂交玉米开始，用科研投资回报率来反映农业科研对经济的影响的研究非常多，特别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这方面的研究发展迅速，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方法不断改进，各种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差异较大，从非常高到甚至为负，但平均范围为 40%—60%（奥尔斯顿等Alston et al.，2000；埃文森Evenson，2001）。樊胜根（2000）认为，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农业产出的快速增长可以归结为 1979 年开始的农业科研投资制度和市场化改革，并测算中国农业科研的投资回报率，结果表明农业科研的总体经济收益大约相当于 1997 年农业产值的 1/3（但在 1975 年只占产值的 5%），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回报率从 36%到 90%不等，比当前的商业利息（名义 10%左右）高得多，而且还发现农业科研的回报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上升趋势。黄季混等（2003）用中国政策模拟模型（CAPSiM模型）模拟各种情况下的农业科研投资回报率，得出中国农业科研投资的内部收益率为 56%—60%。李锐（2004）应用了参数一非参数混合的方法，测算了 1976—2002 年中国农业科研投资效益，得出农业科研投资内部收益率约为 30%。赵芝俊等（2006）运用CD（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又称“C-D生产函数”）函数的扩展式测算 1994—2003 年我国农业科研投资边际内部利润率的值，10 年的平均边际收益率为 76.22%。另外，学者们还研究了科研项目的收益。樊胜根等（2005）分别研究了水稻和小麦的研究收益，研究结果表明，水稻品种改良研究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与印度的水稻产量，他还利用水稻品种的使用面积和单产数据测算了过去 20年中国和印度水稻品种改良研究的总收益，水稻科研的收益占水稻产值的比例，得出在中国为 14%—19%，在印度为 15%—23%；小麦品种改良研究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小麦的产量，1982—1998 年，小麦品种改良研究带来的收益占小麦生产总值的 10%—30%，收益是研究总支出的 6.6 倍。张社梅（2007）运用经济剩余法分析了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棉区的转基因棉花的科研投资回报率，发现转基因棉花科研投资回报率为 60.57%，高出常规棉花近 25%。姚延婷等（2014）研究了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在整体上，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每增加 1%，引起农业经济增长增加 0.375%，而环境友好技术推广程度每增加 1%，则引起农业经济增长增加 0.542%；在短期内，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在滞后 2 期与滞后 3 期才缓慢地显现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在长期内，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广程度对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是缓慢且长期有效的，而农业经济增长是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持续的动力，对技术创新的推广起到先强后弱的促进作用。
黄季焜、胡瑞法（1998）对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做了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研究的范围涉及中国农业科研投资的总量分析、中国农业科研投资效益及其利益分配、中国农业科技投资体制与模式的现状及国际比较等诸多方面。研究表明，我国农业科技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当严重，按不变价计算，政府对农业科技投入的财政拨款，在“七五”“八五”期间平均增长率为负数。从 1985 年开始的 10 年间，我国农业科研单位项目人均经费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农业科研单位的科学事业费也严重不足，农业科研投入的减少已经影响到农业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他们的研究还表明，我国农业科技投资强度长期低于国际水平，以 1996 年投入强度计算，不到发达国家的 1/10，差不多只有 30 个最低收入国家政府对农业科研投资强度的简单平均数的一半。从农业科技体制来看，我国农业科研体系存在条块分割、结构重叠，研究力量分散、科研项目低层次重复，科研、应用、推广和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需求相脱节，农业科技队伍不稳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3.推广系统研究现状
如果说农业技术创新增加了农业增产的可能，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则是挖掘了农业增产的潜力。基德（Kidd）、拉默斯（Lamers）和菲卡雷利（Ficarelli）认为，不论采用哪种形式的农技推广模式，关键是要保证经营主体能够获得他们需要的农业技术。学者们将世界各国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归纳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综合型三种模式。其典型国家代表及具体构成内容是：第一种以荷兰为代表的、以农民组织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其推广体系主要由国家、地方、农民合办、三种农协组织（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和皇家农会）四个方面的推广力量构成。第二种以日本为代表的、由政府和农业经营主体来共同分担推广责任的模式；其推广体系由全国农协组织、县级农协、基层农协三部分组成。第三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由政府和大学相结合共同推广的模式。到目前为止，美国各地已建立了大量农学院、州级农业试验站以及县级农业技术推广站，并通过各级试验站和推广站等反馈信息，及时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埃弗·罗杰斯阐述了美国农业技术推广机制的成功经验。
我国学者王济民等（2009）、王利清（2013）将我国现有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推广模式分为四种类型，即推广机构主导型、政府科技项目带动型、市场导向型和第三方指导型，四种类型又可细分 14 种模式。并指出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的出路应该从农业经营主体需求出发，以农业合作社为依托，构建“自下而上”的推广模式。何得桂（2013）通过分析“农林科大模式”的做法、成效，认为要提升基层农技推广服务能力必须创新农业科技推广模式。苏会荣等（2017）、邬德林等（2017）通过调查发现我国农业科技推广模式仍然存在管理体制不顺（“条块结合，以块为主”）、投入保障不足、基层农技推广组织松散和人员素质不高等困境，提出须理顺管理体制、加大政府的支持和投入来构建主体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旷宗仁等（2013）认为要去除我国现有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弊端，关键是要彻底改变推广传播的理念、体制、方法、内容。
但是，里韦拉（Rivera）发现欧洲的公共推广体系在大规模缩减。马尔维奇尼（Malvicini）实证研究发现菲律宾的农业推广权力下放，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业推广服务的相关性与响应度，但要求农业科技研究具有分散性和参与性，且需要打破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推广方式。卡亨（Kahan）认为高附加值的产品或经济作物成为农业生产追求的趋势，农民需要在知识和技术方面的更新，从而要求农业推广在内容上、方式上、甚至体制上进行改变，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目前在北美和西欧，给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技术服务支持的，主要是私营企业高素质的农业推广专家以及生产农资的企业。东欧国家中波兰和甸牙利仍以公共农业推广体系为主。欧洲其他英联邦国家和独联体国家正在走私营化推广体系改革的道路。总的趋势是，农民一般是不愿意通过付费获取农业技术推广服务，除非与农资的销售或其他市场化的营销服务或技术服务捆绑在一起（沃德班克World Bank 2006，里维拉Rivera和亚历克斯Alex 2004）。信息技术带来的革命以及分权战略的实施，使世界各国家的农业科技推广受到了挑战，农业推广体系多元化、多层次化成为趋势。罗斯本（Roseboom）和麦克马洪（McMahon）等分析了拉丁美洲农业研究和推广体系改革中的一些现象，例如私有化、权力下放、多元化推广，以及大量非政府组织、大学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推广等，这对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改革都有借鉴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渐建立了较为一条较为完备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命令式”的、从省、市、县、乡到村一级的农技推广体系，探索出很多较有成效的农技推广模式。我国政府也长期通过增加支出加大农业技术推广的力度。然而，由于农技资源有限性、服务对象分散性和需求异质性，农业技术供应和推广的有效性遭到理论界和农技需求者的质疑。尤其是在面对小型农业经营主体（即农户）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太大改善。新技术扩散缓慢在中国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为此，我国农技推广体系开启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断奶”式改革，以及 2006 年的自生自灭式体制改革，多次冲击了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尤其是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一些地方的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已名存实亡。但由于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分化，农业经营环境悄然改变，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和结构的变化，我国农技推广体系的时代滞后性凸显，投入不足、体制不顺的弊端仍长期存在。不健全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带来的后果，从技术需求方角度来看，多元化的农业经营主体选择个性化技术需求的渠道越来越窄，接受农业新技术越来越难，农业技术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从技术供给方角度，则降低了我国有效农业技术供给率。农业科技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失衡的状况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已成为制约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瓶颈问题”。
一个高效且完善的农技推广体系，理论上，内格尔（Nagel，U.J）等通过对单一的以政府部门为基础的推广体制的研究，发现推广组织中的等级和官僚主义，以及技术推广服务者的经济、社会心理和技术等原因，使推广工作无法实现其最大潜能。因此，阿布拉姆布鲁姆（Abramham Blum）认为，国家层面必须有一个研究和推广密切合作的协调机制，地区层面则应考虑如何使研究成果更适应当地农业经营主体的需要。加里（Gary）认为，不管是基于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原因，都需要对农业科技推广活动进行公共财政资助，一些农业技术信息的传递、培训活动应始终在公共部门的职责范围之内。关于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决策模型的研究，大卫（David）（2012）等认为建设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关键要创新，应构建科学清晰的决策模型，分析模型的各个变量因子，整合体系内部的信息资源，实现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合理化、科学化。卡尼（Carney）（1995）指出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还需解决好农业推广机构某些职能的角色定位问题。
此外，国内学者柏振忠（2009）通过比较分析美国的产学研结合型、法国的链条式环保型、英国的政府引导型和德国的信息化生态型农业科技（或创新）发展模式的优势和劣势，提出了促进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和创新的政策建议，对完善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有一定指导意义。
4.推广效率研究现状
黄季焜、胡瑞法（2000）对中国农业技术推广投资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农业技术推广经费总量增长较快，但人均经费严重不足。农业技术推广的经费被推广人员数量的增加所抵消。由于农业技术推广投资的减少，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收入低于其他行业，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工作时间减少，不安心本职工作，农业技术推广的速度下降。也有研究者在大量实际调查的基础上，通过计量经济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发挥其公益性技术推广职能；政府投入虽然近年来有明显提高，但总量仍然严重不足；不同体制下政府投入的效果显著不同（智华勇、黄季焜、张德亮，2007）。在地方层面，有研究者对甘肃省的农业科技投入进行了分析，发现 2006—2010年甘肃省农业科技投入额每年都有增加，呈逐年增长态势，但是各年的增长率呈现上下波动情况，没有形成良好的持续增长趋势。省级农业科技项目投入结构不尽科学合理，基础与应用研究类项目投入比重太小，不能给省农业科技发展和创新提供充足的储备（樊红梅、田愉、张晓娟，2012）。黄敬前、郑庆言（2013）用协整理论与方法，分析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科技进步之间长期的均衡关系，认为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促进了农业科技进步，其中农业技术推广投入的作用较R&D投入的作用明显；同时，农业技术推广投入对农业R&D投入具有拉动作用，但是农业科技进步并未推动农业科技投入的增加。因此，促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管理体制改有助于提高投入的效果。石晶、肖海峰（2014）通过协整分析法、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研究了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与短期动态关系，结果显示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弹性是 0.654，短期影响弹性 0.169，表明长期的农业技术推广投资战略对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