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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大用得到“证据”这个词，但证据对我们的日常知识和对科学知识同样重要。购物的时候，我想着再买点啤酒。你说不用买，因为冰箱里还有很多。我问“你怎么知道”，你说，你出门前刚看过冰箱。你为自己的话提供了充分的理据，让我看到了证据。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你，而你刚看过冰箱，有充分的理据，因此我确信冰箱里还有很多啤酒，决定这次就不买了。简言之，我们倾向于相信有充分理据的事。
这个例子体现了日常生活中知识的两个重要来源，也是两种获取证据的方式，即通过感官（我们看到、听到、摸到的）直接获取和通过他人（他们告诉我们的事）间接获取。两种方式对我们的生活都很重要。
可以想想你今天都做了什么。你先是醒来，然后大概是吃了早餐。接着，你可能乘公交车去上班，跟其他人聊聊天，做做工作，下班后买菜回家做饭。这些事看起来没什么特别，却需要非常多的日常知识才能做成。首先，你得知道你在哪，怎么才能在走动的时候不伤到自己。这就需要通过感官来接收可靠的信息，一般来说我们会去看、去听、去触摸（当然，不靠那么多种感官也有办法生活）。我知道大门在哪里，会打开门，出门上班。关于门的位置，我的信念的证据来自我接受的视觉刺激（还有我对从前视觉刺激的记忆）。我能避开公交车，是因为我知道它正从我右手边开过来。这方面的证据来自我接受的听觉刺激。我知道车票在我的口袋里，因为我摸到了。这方面的证据来自我的触觉。上班后，我发现11点要开会，因为这是我同事说的。开会前，我读了一份报告，获得了可以在会上讲并帮助我们做决策的新知识。这方面的证据来自专家。回家路上，我知道要去哪里买菜，因为我记得商店在哪里，而这个知识是以过往经验为基础的。
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很少去想证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多重要。尽管我们并不会去有系统地测试日常信念（比如关于我家大门在哪里的信念），但我们依赖从自己的感官和他人那里得来的证据，就像研究者形成理论的时候依赖证据一样。一切正常的时候，没有理由去想我们为什么要相信我们所信的。但如果事态发展和我们预想的不符，我们很快就会想出一些假说并去测试它们。我回家时发现开不了大门的锁了，第一个念头可能是：我是不是拿错钥匙串了？我检查钥匙，还是平常那个钥匙圈，平常那个有点傻的钥匙链。我又想会不会是走错了公寓楼层，但我看到邻居家门口的牌子还是“斯文松”，没错。这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只不过用在了小事上：我获得了与我的信念（我的钥匙能打开我家大门）不符的证据，于是为此想出了不同的假说，然后“测试”它们。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知识和科学知识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知识是认知劳动分工的产物，我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贡献。”
当然，我们的感官明显是知识的重要来源。而我们往往忽视的是，他人对我们拥有的知识而言极为重要。一方面，我们一直在从朋友熟人那里接受信息：他们在哪里，他们感觉如何，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打算干什么，等等。我们通常相信他们所说的（也通常有理由相信），也就是说他们的所言向我们提供了证据。如果一个朋友跟我说，她刚才在城里的广场上看到一大群人在示威，那么我就有理由相信广场上有大型示威，即使我没有亲眼见到。而另一方面，关于世界，我们知道的大部分事情都不是来自我们或朋友的经验，而是从不同类型的专家那里学来的。想想你的地理知识吧：大洲、大洋、山脉、城市、河流。一个人游历再广，也不可能去过、丈量过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你关于世界地理的知识几乎都是从书本、报纸、电视、广播，还有种种网络资源那里得来的。如果你没有这些资源可用，那么你的地理知识就只能是一些关于你去过的地方的松散信念。
我们的知识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知识是认知劳动分工的产物，我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贡献。这种人类独有的现象显然与另一种人类独有的现象有关，那就是语言。得益于语言，知识有办法得到保存，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代代流传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依赖口述传统，而这限制了知识的积累和传递；在几千年前书面语言被发明出来之后（后来又发展出了印刷术），知识的广泛传播就有了基础。于是，我们不必每代人都从头开始，而是可以像艾萨克·牛顿说的那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可以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发现新的真理。然而，知识所涉及的不仅有研究得来的那种专门知识，还有构成人类社会的复杂专业技能网络——牵涉到汽车修理师、面包师、花匠、运动员、音乐家、医生、律师、政治家等等。人类文明的发展受益于人们从事专门职业，在社会中扮演特定的角色，而这也导向了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