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

我们已经认可，知识是有充分理据的真信念。我们也认可，信念是一种心理状态，具有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的思想内容。这里说的 思想内容 是什么意思呢？人们通常会说，信念通过其中包含的概念对世界做出了 表达 。如果我没有“牛”这个概念，我就不能相信我面前的那个动物是一头牛。如果我没有“啤酒”这个概念，我就不能相信啤酒喝光了。这些都属于我们用来给事物分类的普遍概念。有了普遍概念，我就能指着某个事物，应用这个概念了：埃利奥特是只狗，杯子里有啤酒。如果这个事物具有我认为它有的属性，那么我的信念的内容就是真的。

那么，我们的概念从何而来？我们只能使用现有的这些范畴来分类吗？这不就是靠社会习俗和人类的方式来构建世界的例子吗？我们的概念和我们的语言联系在一起，而语言显然是人的建构。那么，我们怎么能说真理是客观的呢？

这些都关联着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中心观念：既然我们用来描述世界的概念是人的建构，那么就产生了一种视角主义，即认为真理永远是相对于某个既定（而任意武断的）视角的真理。举个例子，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称，拉美西斯二世不可能死于肺结核，因为公元前1223年他死的时候，这种疾病还没有被发现。拉图尔提出，直到后来人们掘出拉美西斯的遗骸，用X光等现代技术手段加以检查，拉美西斯二世死于肺结核才成为一个事实。以我们现有的概念和技术为前提，我们才能把那种细菌带回过去，赋予他的身体一个新的属性：肺结核。 ^[7] 尼采显然是这方面的先驱。在尼采看来，世界实际上是一团混乱，表面上的秩序是我们任意武断的习俗和利益带来的。客观真理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我们加于世界的视角（强者的视角则起决定作用）。我们发明“哺乳动物”之类的概念（分类方式），然后去检查一头骆驼并骄傲地说：“看哪，哺乳动物！”尼采称，这完全是一种拟人（anthropomorphic）的真理，与世界本来的样子无关。真正的艺术家会看透这一切，将自己从一切范畴分类中解放出来，迎接混乱。 ^[8]

我们的概念是人的建构吗？这个问题很复杂。在建构什么之前，必须先有概念。因此，在刺激物的作用之下，我们先看到一团无差别的东西，然后再决定去以某种方式加以整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哲学巨擘、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主张，所有思想和知识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存在某些基本的概念，能够组织从我们感官传来的信息。 ^[9] 比如，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就是一切有认知能力的生物（人类和非人类）都必须有的：从我们感官传来的信息需要根据时间和空间概念来组织。康德认为，由此看来，这些概念不是我们的建构。 ^[10]

当然，康德并不认为所有的概念都是必需的。大多数术语和观念是经验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经验得到它们。他的意思只是，如果要有所经验，获得客观知识，就必须先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如何获得和什么时候获得了那些经验概念，属于发展心理学研究的范围。比方说，发展心理学家会研究小孩怎么获得最初的概念，就是那些对小孩来说很重要的范畴（父亲、母亲、食物）。这些概念让小孩能开始探索世界，以此为基础习得语言。孩子习得语言后，具备的概念就快速增加，认知能力也因此迅速增强。学会语言后，孩子获得了抽象概念，就是与那些不能用手指出来的东西相联系的概念，比如时间和数字。最后，孩子的认知能力会发展到能随意创造新概念的程度。但这个技巧很难获得，也不是我们所有概念的基础。

不过， 语言 是人基于任意武断的习俗建构出来的，对吧？如果语言对我们的概念那么重要，那么我们所认为的现实难道不就是语言的武断创造吗？接受这种假说的人主张，每种语言都创造了自己的概念体系，也就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如果你和我说的语言不一样（特别是在两种语言关系不近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真正了解彼此的，我们也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的。结果就产生了一种语言相对主义，通常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萨丕尔和沃尔夫是两位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语言学家。沃尔夫主要研究霍皮人的语言，他们的语言和我们熟悉的印欧语系的语言差别非常大。他得出结论：由于霍皮人的语言描述时间和空间的方式完全不同，因此他们看待时间和空间的方式完全不同。萨丕尔的思路也类似。比如他说，不同社会所处的世界是彼此区隔开的，并不是用不同方式描述的同一个世界。 ^[11]

现在很少有人赞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原因之一在于支持他们假说的证据很弱。比方说，沃尔夫并没有通过研究霍皮人如何使用语言来学习他们的语言，而只是从书本上了解这门语言而已。因此，他仅仅基于语法等表面上的语言区别，就认为存在世界观方面的重大区别。 ^[12] 近几十年来，认知科学家也研究了语言影响思维和世界观的程度。比如埃莉诺·罗施·海德（Eleanor Rosch Heider）在1972年测试了“表示颜色的词汇影响人体验颜色的方式”这个假说。 ^[13] 她研究了新几内亚达尼人（Dani）的语言，这种语言里只有两个表示颜色的词：mili指深色，mola指浅而鲜艳的颜色。她的结论是，达尼人和讲英语的人辨别颜色的方式差不多，记住颜色的能力也同样好。后来的研究证明，语言影响思维这种说法有一定的依据，特别是在抽象概念（时间、空间、因果性等）方面的语言。 抽象概念方面的语言差异对思维的影响更大，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无法通过与周遭环境的直接接触来习得抽象概念。举例说，讲中文普通话的人往往会把时间想象成纵向的（从下到上，例如“上个月”和“下个月”，而不是横向的），讲英语的人就很少这样。然而，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无法理解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如果花点时间把纵向的时间概念教给讲英语的人，他们是可以像讲中文普通话的人那样思考的。 ^[14]

所以说，语言上的差异不至于使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而无法彼此了解。概念比语言的普遍性大得多，即使我们用的术语不同，如果经过解释和理解，差异也不是不能克服。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当然，对事物有许多不同的分类方法，但其中一些范畴在解释和预测方面更有效，也因此更具普遍性。日常范畴（母亲、牛奶、树木、鞋子）和科学范畴（比如元素和基本粒子）都是这样。有些范畴对解释和预测毫无作用，比如“我星期二买的东西”。从我星期二买的东西里学不到什么，也做不出什么有意思的预测（“啊哈！X是在一个星期二买的，这就意味着X同时也是……”）。而如果我把一个东西归类为狗，就能马上知道很多事情：它是哺乳动物，它会叫，它吃肉，它可以被人类训练。不可否认这里有实用的成分，因为要考虑到目的，但哪些范畴能服务于那些目的，并不是由我们决定的。

这就联系到了另一个要点。即使我们的概念中有任意武断的成分，即使它们是我们“建构”出来的，也并不代表 世界 是我们建构出来的。如果没有“哺乳动物”这个概念，我们就没法想到埃利奥特是哺乳动物，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想法是真是假取决于我们自己或者只是个“视角”问题。从前，我们不认为鲸鱼是哺乳动物，我们还以为它们是鱼。而即便“发明”了“哺乳动物”和“鱼类”等概念的是我们，我们那时还是错了。而且，并不是我们所有的术语和概念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概念找不到现实对应，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比如燃素说和以太 ）和社会中（比如女巫）都有很多。我们在选择术语上有一定的自由度（虽然有些范畴是完全没法用的），但我们没有自由来决定世界上是不是有能和这些术语对应起来的东西。即使接受语言是一种社会建构，也不代表语言 所指代的 （狗、柠檬、电子、麻疹等等）是社会建构。 ^[15]

当然，有些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建构，哲学家称之为“ 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的特点是以人类机构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瑞典球员兹拉坦·伊布拉西莫维奇（Zlatan Ibrahimovic）进球了，我的车上保险了，8.9个瑞典克朗换1美元，如果没有某种人类机构，没有一套规则，上述这些事实都不可能存在。 如果人类从地球上消亡，这类事实就会消失。但并不是 所有 事实都依赖于人类机构和规则：那东西是狗、柠檬或麻疹，并不以人类机构为前提。社会事实也需要 非 社会的事实。伊布拉西莫维奇进球，有赖于关于他的身体和足球在空间中运动情况的事实。当然，如果我没有可用的语言，就无法描述这些事实，而语言可能是一种社会建构（尽管只是 可能 ，因为也能设想一种只有一个人说的语言）。当人类从地球上消亡，所有对这些事实的描述都将消失，但事实本身不会。即便没有人类，即便没人有关于它们的知识，狗、柠檬和麻疹也还是存在。拉美西斯二世的确在公元前1223年死于肺结核，即使当时不可能有人 知道 这件事，因为那个时代没人有“肺结核”这个概念。

某些概念很迷惑人，因为它们不仅和人类机构有关，也和我们的价值观有关。在这样的地方很容易出问题——它们是自然范畴，但显然同时沾染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性别的概念就是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的价值观塑造了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女人的观念，影响了我们给人分类的方式，从而协助维护了有害的结构。 对种族的概念是个问题更大的例子：这个概念听起来在科学上是中立的，但实际上缺乏科学依据，也渗透进了很多价值观。近年来，哲学家对这些有问题的概念产生了兴趣，新的观念也扎根了。如果一个概念协助维护了压迫，因而有害，那么哲学家就应该对它加以评判，提出去除了那些有害价值观的更新、更好的概念。 ^[16] cG0eJZ/FJ8/WWFqjAePV1PHhsR2Szipx/JYT0sAqz4OyCBp0t/A0voBzCNN3hM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