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一个数字化的幽灵在全球化的社会徘徊。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个幽灵，一方面满怀喜悦和希望，另一方面充满恐惧和担忧。还有哪些工业或服务行业没受到数字化影响，还有哪些人没有分享数字化带来的幸运和乐趣？这一现状产生了两种结果：数字化已经被所有国民经济学家承认是权力的象征；现在已经到了最后时刻，指出它在发展的轨道上出现偏差的位置并马上纠正，使之为人类造福而非带来灾难。毕竟，未来不会自己到来，未来由我们创造！问题的关键并非我们将怎样生活，而是我们想要怎样生活。

伟大的巴洛克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向汉诺威的奥古斯特公爵提议，把全世界语言编码为一种万能语言，即只有1和0的二进制语言。他不曾预料到，这种数学模式会使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和劳动世界发生革命性变化，它改变了我们的相互理解和思维的方式。他也不曾料想到，这种语言会导致自主互动的机器、万维网、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出现，每一个程序编程师都梦想机器能够超越人类大脑所有功能。

所有这些听起来好像是实现了一个人类古老的梦想。我们像天使一样自由地穿梭于时间和空间；我们把自己从强度劳动和无聊工作中解放了出来；我们为自己拼装一个虚拟世界；我们战胜所有疾病，说不定什么时候将会长生不老，甚至永生不死。但是，如果人们以这种方式赢得现实而丢失了梦想，那么情况将会怎样？所有那些来自非科技领域的、对很多人非常重要的、精神生活层面的、非理性的、神秘莫测的、偶然的和有生命的，这些又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技术的世界图像会不会毁灭“那些须对心灵世界有所理解的、从事精神劳动的并以此为生而且收入不菲的神职人员、历史学家和艺术家”？“邪恶根源”的数学会不会把人类造就成地球主人的同时把人类变成机器的奴隶呢？ ^[2]

这些问题是一个坦率正直、酷爱数学的工程师作家提出来的。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写下了数千页来描述技术革命将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的影响。正如他的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的书名，技术革命会把我们变为“没有个性”的男人（和女人）吗？穆齐尔开始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时代是一个具有革命特色的时代，今天我们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那是一个工业集成化生产的时代，是福特工厂宣布启动流水线的时代。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穆齐尔就预言人类将被彻底解放，走向一条通往所有功能将被分工细化的发展道路；人类内心世界将会枯竭，他预言一个个体尖锐而整体麻木的可怕的混合社会正在形成，人类将在每个独立单元组成的沙漠中被孤独地抛弃。穆齐尔问道：“清晰的逻辑思维对给人类的精神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初期，人类所有的生活领域几乎都在发生激烈变革。又是技术创新引发了这场变革，正如穆齐尔所提问的那样，技术创新将对我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对我们的共同生活有什么意义？它要强化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还是要以其他形势代替？我们可以把这次的激烈变革跟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相比较。18世纪和19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把很多农业国家变成了工业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在20世纪初期开创了现代消费社会。这两次工业革命给很多人带来了幸福，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长远影响，为社会稳定成功地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市场经济繁荣打下了基础。然而，在发展的道路上也曾发生过不可预测的灾难和悲剧，发生了完全失控的社会变化：英国煤矿井下的童工失去了他们的童年，甚至失去了生命；19世纪生活在伦敦和柏林没有光线的阴暗后院里的结核病患者，像茅坑里的苍蝇一样死去；流落在大城市里的贫民没有事故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他们的父母还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更富有戏剧性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其后果带来了生活的立体交叉变化。高楼大厦、自动电梯、电气化和机械化城市交通，这些虽然加快了现代化进程的节奏，但同时也加剧了暴敛苛求、抵制运动和民粹主义仇恨等，激化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唯有第三次工业革命——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微电子革命，相对安静地走上了舞台。然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如它所展现的，影响的指针摆动振幅明显加大了。这一次不仅仅是机械制造发生了变化，就连信息仪器也发生了变化。在现在和未来，信息交换速度和互联网速度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计算机芯片的储存容量在过去的十年内增加了数千倍，在未来十年内还会继续呈爆发式增长。

目前我们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已被数字化，从采购原材料到生产制造、再到市场营销，从物流到售后服务，每个环节都被数字化。新的经济形式占领了传统的经济领域，所谓的“平台—资本主义”让客户自己主导商务活动，例如eBay电子商务平台、Uber打车平台、Airbnb租房平台，未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通过区块链和金融科技从事经济活动的网络平台。很多新型经济模式的动力是极具颠覆性的——这是数字化革命的一个符咒（Zauberwort）。落后的技术和守旧的服务业不是一步一步被改善，而是被简单粗暴地取代了。出租车让步于优步打车；酒店行业被Airbnb埋葬；无人驾驶汽车取代传统汽车制造业的大功率发动机；制造业里的大部分产品在未来将用3D打印机完成；银行传统的客户业务将很快消失，数字化支付手段不再需要中间人和中介机构，相当一部分的附加值产品也由此被分散了。

所有这些发展不是受自然法则进展的影响，而是被某种思维方式和经营方式所决定，即受效益思维的驱动。人们无论生产什么总是以追逐金钱盈利为目标，这不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倘若真是这样的话，人类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都还一直违背自然属性生活。就好像世界上今天还有某些地区，比如在东非伊图里原始森林（Ituri-Urwald）部落，马赛人或者菲律宾芒扬人（Mangyan）的部落生活。直到14世纪和15世纪，意大利商人才开始把成本—利润—预算引入主流文化。中世纪之前人们还固守着同业行会不变的体制，坚持固定和统一的价格，极力反对任何变革和进步。人们仇视破旧立新，有权有势的教会男人们，比如中世纪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竭尽一切能力对变革行使妖魔化。那时候金钱的名声很糟糕，贪婪是罪孽，收取利息被禁止。即便教皇和侯爵们常常破坏规则，那时候的主流意识依然是停滞不前而非进步。

如果我们今天更加有效地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那么我们是在延续一种逻辑，这种逻辑始于15世纪的支票兑换和信贷体系的爆发式广泛应用，它使工业制造的发明、继而使集成化生产成为主流文化。从此，经济效益、生产效率和优选优化成为推进我们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我们使用石油和煤炭等石化原料，燃尽于昨日的瞬间。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无止境，总要不断有新的突破。不仅物质原材料，精神原材料也成为资本主义的资源。从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时间就被视为金钱。当年福特的流水线所展示的生产过程中无情的速度，如今已是我们生活中的常态。时间被分分秒秒地精确计算，它成为一种昂贵的商品，要充分利用而不得浪费。效益思维，正如自麦克斯·霍克海姆 和特奥多尔·阿多诺 以来的哲学所言，“工具理性”遵循一种无情的利用逻辑，它变得更加冷酷无情，也越来越快。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效益思维是全新的，它不仅要求生产程序的优化，而且还让人类保持自我优化的渴望和需求。硅谷的预测家们宣告要让人机融合。在他们看来，在人类大脑里嵌入一个芯片就能使智人优化，但是目前来看这还没有实现。那么究竟是谁提出了人类要优化呢？当然，人非完人，人需要发现并重新找到自己。这个观点自柏拉图以来就是哲学探讨的传统，但是这里所说的自我优化是人要更加正义、更加理智，当然，也要更加博爱、更加谦虚、更加和平友好。这不会使我们人类受到损害，对金钱、声誉和权力的渴望和追求也会得到更好地遏制。不过，所有这些并不是数字化革命所要优化的，它要的是最大利益的优化！而人的“优化”意味着把人变得更像机器——不是变得更加人道，相反，而是更加非人道。

我们所要质疑的不仅是无数被打上无效益标记的经济形式、商业模式和企业，还有我们人类的自我认识、我们“无效益”的方式、我们怎样共同生活，以及政治运作的形式。如果说人类更“智能”，我们彼此更“优化”相处，那么我们人类是不是会更“美好”、更幸福呢？是谁说的，最优方案永远在节省的时间里、在简单而直接的方式中？难道说，我们越是盲目听信技术就越个性化？是谁提出的这个范式，又是出于什么目的？一个透明的、随时可以检索到的生活比不透明的、不可预测的生活更有价值吗？

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人道主义的模式能与硅谷极不人道的技术世界相抗衡。硅谷人承诺的通过科技实现自由恰恰很少给人们带来自由：个人数据被掠夺、私人企业和商业秘密被隐秘监控，每个个体被置于“自我优化”的压力之下。我们世界中的“用户”表层打磨得越是光滑、越是完美优化，堕落为“用户”的人就必将越是感到空虚。终有一天人会发现自己患有功能障碍，就像一直以来人在机器朋友的眼中所设定的那样。不仅是幻灯技术、汽车、唱片、磁带、硬盘和CD等技术消失了，不仅是诺基亚、柯达、大众汽车、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退出了商业舞台，企业公司和管理机构的办公大楼甚至会仅被当作象征进步的废墟保留，就像曾经的煤矿和钢铁厂的命运一样。同样，我们生命的记忆、我们生活的方式，以及许许多多过时的传记和回忆看起来也都和未来的科技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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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社会的讨论还只局限在劳动世界。政客、明星、诗人、预言家和教授们在舞台上、论坛上和峰会上辩论劳动世界的未来，对立双方的预测几乎大同小异。有些人预计会有充分就业的时期，他们的观点基于“科技进步提高了生产率”，“高效生产率提高就业率”的论述。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其著作《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里论述道，科技进步为提高生产率提供了可能性，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不是劳动和资本，更多的是技术。假设这次是更高的生产率、更快的增长率、创造更多的就业，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对这种态度我们只能给予一个微笑。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早在1933年就预言过工业国家的进步将会导致大批失业。是因为“较之于为剩余劳动力开拓新工作领域，我们的发明提高劳动效率的方法太快了”吗，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对此我们可以回顾一段漂亮的历史画面。1978年4月17日德国的《明镜周刊》封面，标题是“电脑革命，进步造成失业”。画面上是一个不甚友好的机器人用其机械臂抓着一个垂头丧气的建筑工人。文章写道：“在工业和服务行业里，微小的电子模块威胁数百万的就业岗位。”但这忧郁的预言落空了。1995年美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所预言的“劳动的终结”，尚无定论，依旧在期待中。

蒸汽机、纺织机、电气化和电子化从未持续减少劳动量，相反更加大了劳动量。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朋友今天保持了客观清醒的头脑，他们不再信任预言。他们认为幻想是多余的，无论如何人们永远无法知晓未来，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可以显示未来的玻璃球。所以，人们不再追问世界进程的走向，并开始嘲讽先知思想家对明后天的设想。除了技术进步每天创造的无数细微的事实、数字和曲线以外，人们不再相信任何事情了。

昨天的预言家可能就是今天的白痴。2016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宣称，数字革命在未来五年将使工业国家失去五百万劳动岗位。这是错误的预警吗？牛津大学教授卡尔·弗雷推算出的数据体系显示，美国当前半数的职业将急剧转变或者被取代。他和麦克尔·奥斯伯 关于未来职业的广泛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地球上发达国家将在未来25年内会有47%的职业消失。 这也是错误警报吗？

研究者也清楚，这些数字并不十分可靠。然而，数百万的财会、财务顾问、行政人员、司法人员、税务顾问、公共汽车司机、货运司机和出租汽车司机、银行职员、财务分析师、保险代理等职业，没有可能在屈指可数的将来，甚至极有可能很快被淘汰吗？每一种职业，凡是它们的日常工作是有规则运作的，原则上都是可以被取代的。语义搜索引擎，例如IBM的沃森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制作电影预告片，回答医学和司法的专业知识问题。无人驾驶自动汽车早已成为现实，并在可预见的将来广泛取代我们习惯的有人驾驶交通工具。无论是司机还是白领，弗雷和奥斯伯两人列出了七百多种职业，这些职业都将会部分或者全部被计算机取代。

传统培训师的工作在未来也将由机器人完成。很多以前由专业人士完成的工作，现在则是客户自己在自己的平板屏幕上操作完成的。产消者（Prosument），即生产消费者的发展实际上要比数字化更早。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德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超市是怎样逐渐取代了食品零售商店。不仅是因为超市规模大，东西更便宜，还因为顾客自助服务节省了人工费用。同样，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的自动咖啡机、自动售票机以及宜家的顾客自己组装家具等，也都是同样道理。“自己动手”的顾客原则在数字化时代无异于这些“自助服务”的一贯延续，例如预定旅游、办理登机手续、订购衣服和书籍、银行转账，等等。

然而，在未来世界，凡是人们在平板屏幕上能够自己操作的，其背面必然隐含着某种专门职业的消失。正如一位曾是IBM技术总监的数学家冈特·杜克所说的那样，“平板屏幕背面的咨询职业”正在消亡。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资本主义”做所有的交易：商品买卖、住宿、通讯、交通、能源、财务、营养、生活咨询、征友和娱乐等，所有这些都不再需要专业人员了，奥斯卡·王尔德所梦想的那些“自动机”的胜利进军似乎已经势不可挡。

那么，是不是同时也会创造一种新的劳动关系呢？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今天的UPS联合快递公司的司机还将可以用无人机来代替发送包裹，但也只有在此类活动被智能机器化之前。数字化革命时代的低薪职业可能还可以延续一二十年，但是很快它们的时代也会随之终结。

与此相反，未来社会的职业是计算机科学家和技师。目前他们备受追捧，被各个公司企业争相聘用。想要激励德国经济发展的政客看到大批的IT专家即将到来，预判德国正在通向充分就业的道路。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每个人都具有从事这种复杂专业合格的职业技能，大学里计算机专业的学业中断率很高。从长远来看，社会所要寻找的不是覆盖全社会需求的普通计算机专家，而是专家里的顶级专家。如果说人工智能在未来肯定会掌握什么技能，那就是自动编程的能力。只有那些MINT专业里（M代表数学、I代表计算机、N代表自然科学、T代表技术）高资质的顶级专家才会永远炙手可热，例如虚拟世界网页设计师、制造和维修机器人的专家以及能开发新的商业创意的专家。相反，“普通”计算机工程师从中长期来看很有可能将会被取代。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安抚像艾里克·布莱恩约弗森 和安德鲁·迈克菲 那样的MIT科技专家。他们自我安慰地说道，所幸的是，“无论是在高速公路还是城乡小道上，谷歌无人驾驶自动汽车还不能在所有公路上行驶”，“各个行业还需要有人工操作的收银员、客户服务人员、律师、司机、警察、维修人员和经理等其他员工”。 “他们还没有面临被大浪淘沙的危险。”简而言之，并非所有行业的人员都会被淘汰， 那里还会给人们留下少许的工作岗位。然而，这又能让谁宽心呢？只要不是所有人的工作都被淘汰，政治家们就还能心安理得。在一些国家，比如德国，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人丢失了工作，就足以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MIT科技专家们对此的建议则是：我们应该冷静，继续维持现有的经济模式，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率。

读过艾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迈克菲合著的《第二次机器时代》，就会对MIT科技专家们的这种建议感到吃惊。毕竟这本书向全世界阐释了，数字化正在撬动我们整个经济模式的杠杆，并以新的模式来替换。作者沉浸于人工智能时代新机器的欣喜，他们充分发挥想象力，描绘了这个被彻底改变了的世界终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如果涉及人类、社会和政治，想象就会立刻消失。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生活发生了彻底变化，进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式，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在此之前一直是教会和贵族统治的模式。MIT科技专家们认为，尽管社会发生了相似的巨大变化，我们当前的经济和社会模式还将会永远持续下去。劳动市场可以通过对职业培训投入更多的资金、提高教师薪酬、给创业和网络提速注资等措施实现平衡。雇主协会很乐意听到这种建议。事实上，这些可爱的建议令人想起20世纪60年代的民防电影宣传片，影片中建议人们在核战争爆发时用沙袋掩护自己，或者平躺在地上把公文包举在头顶上自我保护。

当然未来也会出现新的职业，核心问题是能有多少新职业？低薪领域里出现的新职业肯定要减少，高效计算机领域以及其他三个领域会产生较多的新职业。第一个领域是高级服务行业。按计划及时竣工建成一个飞机场，这在数字化时代显然也还是一个挑战，项目管理和物流管理仍是未来职业。如果这些工作由机器独立承担的话，社会生活会更加杂乱无章，人们将会愈加不可预测。不管怎么说，《星际迷航》在24世纪里也不能没有人员驾驶……

第二个领域是跟真实的人打交道的职业，在未来这是人们会非常重视的职业。当然了，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幼儿园阿姨和老师都有可能被智能机器人所取代，但是人们既不希望发生也不可能真的会发生。跟真实的人进行交谈、实际参与和人文关怀仍然是有价值的财富。同样，社会工作者、法律救助人员、理疗师等职业也不可能被取代。酒店前台的接待员、度假胜地的导游、迷人又熟练的售货员、景观设计师、室内设计师和理发师等职业，几乎也都是不可取代的。我们的医疗健康领域也同样。当然，戴在手腕上的智能测量仪的另一端与医院连接，可以维持和拯救一个糖尿病患者的生命；它也可以测量每个男性和女性患者的血压，甚至比家庭医生测量的还精准。即使有了这样的技术，我们就不再需要一个可以跟他诉说自己心理感受和身体感觉的真人医生吗？不需要一个给我们作裸体检查时不脸红不羞涩的真人医生吗？不需要一个不依据我们的面容作诊断的医生吗？如果说家庭医生在技术方面有不足无可厚非的话，那么他身上人性方面的责任感一定强于仪器。也许未来社会的生活指南还真的会给你推荐一位“家庭医生”——一个真实的人类医生上门问诊，他熟悉你的生活环境，倾听你的陈述，关切你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因此，在业余生活、康复保健和医疗卫生等方面仍然是需要优质人力资源的领域。

第三个领域是手艺工匠。因为服务行业越少，其价值就越高。当今需要文凭的职业，在未来的社会不再需要学校文凭。在未来社会，书架的制作由3D打印机生产，这会威胁到诸如宜家这类公司的商业模式。一个优秀的工匠，一个手工打造的桌子，或者人工铺设的大理石地板，人工劳动在未来社会会更有价值，人工费也会比任何时候都更昂贵。在3D打印商店，人们可以把自己设计的或别人设计的东西打印出来，但是仍然需要一个熟练的工匠把打印件组装起来，或者修改加工。即便是家政智能机器人在未来社会也需要有人工来维修和保养。

尽管如此，未来的发展趋势应该是明确的，很多职业在未来将会消失。从低薪工种到简单的服务行业，甚至一些相对来说要求比较高的服务行业，都将被淘汰。在我们不了解新劳动力市场的许多职业的背景下，相信就业会保持不变甚至会增加，这是错判和思维混乱。因为与过去的工业革命不同，数字化革命不是要占领新的领域，而是要提高现有领域的劳动效益。索洛增长模型，如同其他所有的经济教义，并非是自然法则。数字化很有可能会极大提高生产率——尽管索洛本人比他的理论模型对此更持怀疑的态度。但是仅就劳动就业而言，就业率不一定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

至少有两点可以有力地证明上述论断。迄今为止的三次工业革命都蔓延到了全球。1764年，英国的纺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纺织机。那时，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以及西印度公司的帆船早已在世界大洋上行驶了一百五十年了。商船满载奴隶、调味料和棉花在世界各地进行贸易活动。新的纺织技术所做的贡献，则是以源源不断地供货推动了全球贸易。那些遥远的国家那时还仅仅是提供资源和原材料，然而帝国主义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如果没有比利时从刚果疯狂野蛮掠夺来的橡胶原料，何谈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动车制造业。第三次工业革命把东南亚变成了纺织工业加长了的流水线，使巴西和阿根廷成为饲料生产加工地。廉价制造以及开发汽车、机械和电子消费品新的销售市场，生产和销售并驾齐驱，都是为了共同目标而奋斗。

随着经济更有效的生产，对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需求量也不断扩大。恰恰是这个发展进程如今陷入了困境。当前，为获取最后的自然资源，各国展开了资源争夺战。很难想象发达国家把自己的产品大量卖给不发达国家像刚果、中非共和国、南苏丹、索马里或阿富汗等国家，是为了让它们将来成为“亚洲四小虎”一样的国家。与过去的历次技术革命不同，今天的蛋糕被更多国家分摊——更高效率的生产不会带来更多的就业了。

说到生产，很多数字化的商业模式其特殊魅力在于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完全不再制造什么了。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商务活动，而非通过传统的贸易公司和银行，这种行为不会创造附加价值。同理，通过掠夺个人数据有针对性地对消费者投放广告，也不会产生附加增值。企业赢利跟机械、汽车、飞机、道路交通、建筑大楼等国民经济效益是相辅相成的，而脸书和谷歌的赢利跟国民经济效益没有什么关联性。庞大的数据交换、在自动化算法处理的基础上做出决定，这是一个巨大的商务交易活动。那么，它于何人有利？它未必“造福于所有人”，其创造的就业岗位也少得惊人。德国的eBay电商，其30亿欧元的营业额只带来80个就业岗位；YouTube在线视频网所带来的工作岗位则更少。

我们看到了太多关于数字化后果的评价：数字化发展正在加大贫富两极分化，因为没有国家层面上的，确切地说，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管理政策和明智的政治决策。数字化把楔子任意地插进社会深层，社会学家多年前就指出，这个楔子会给社会带来弊病，它把中产阶级分离为中产上层和中产下层，通过资本收益、遗产继承，以及不公平的子女教育机会等完成了阶层剥离。当前，对未来社会的恐惧已卷起地面上的黑褐色的残渣尘土，漫天飞扬。

然而，又有谁真正严肃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呢？经济论坛上，那些未来研究家和趋势预测家们很是喧嚣。他们要求人们迅速彻底转变思维，他们极力宣传的未来职业是讲童话故事者、网络幕后操作者、监控管理员，等等，就好像国民经济可以真的依赖它们得以持续。他们不无理由地告诫年轻人，要有勇气成为“创业者”，不要把他们的小船系在自以为安全的大企业的港湾；抱怨德国缺少“允许犯错误的文化传统”，因为根本不容许人们犯错误；批评德国过分看重分数和毕业文凭，而不是看一个人的真实本领。但那些盘点德国习俗特点的人往往缺乏政治思维，这些听起来几乎都对的声音不过是一种用打气筒改变风向的尝试。

政治家们不如多办实事少些官僚。如果很多德国年轻人鼓足勇气去创业，其中很少人获得了成功，又很快被美国五大软件公司收入旗下，这又有什么用呢？这种情况确实到处都在发生。有哪些国民经济的问题因此获得了解决，又创造了哪些就业岗位并使之得到保障呢？只需看一下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一个高度创新的数字化经济本身并不能拯救国民经济。硅谷繁荣发展的同时，各地的传统工业寿终正寝，由此导致大批的失业、绝望和拥护特朗普的选民。就连最勇敢的乐观主义者也不会相信，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德国企业的软件开发（或许SAP例外）或者社交网络发展会对硅谷形成严肃有力的竞争而不立刻被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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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经历了一百年，19世纪贫民窟里饱受剥削的无产者才逐渐成为有了一定社会保障的劳动者，多少积蓄了一点儿财产。取得这一进步不单是依靠企业精神，还有在社会压力下引入的社会福利立法。如果回顾过去几年德国联邦政府的政策，特别是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劳工部的政策，很难发现他们有什么好的政治思路。当然，人们乐于见到最低工资标准的推出，毕竟覆盖全国各个行业的工资协议使很多工人和职员受益。但是，如果一二十年以后他们的工作岗位没有了，他们就不会再拥有什么了。如果有稳定工作的人越来越少，劳工还竞相售卖他们的劳动力，工会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还有谁会一如既往坚定地与工会团结在一起呢？

现在和未来雇佣劳动的消失关乎数百万人心理上的自尊。现在人们还能给他们的业绩能力定义为“道德”，准确地说，是追求职业道德意义上的“实力”。然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时代，对很多人来说很有可能赖以生存的工作不复存在，不会再有以钱的形式支付工薪的工作了。这意味着我们当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或将终结。越来越少的劳动者不得不负担越来越重的社会保险，这是非常荒谬的。那么劳动社会的出路在何方呢？

我们不妨换个思路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有什么必要维持以前的所谓绩效社会？如果消除了单调无聊的、异化了的劳动，生产率由此获得提高，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自从远古的智人和直立人第一次把燧石敲成有锋利边缘的手斧以来，人类就开始梦想通过技术更大程度地节省劳动力。遗憾的是过去的三次工业革命对此贡献甚微。生产率是提高了，但是，正如其所显示，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也随之不断增长，减少并改善劳动的进步却无迹可寻。直到19世纪，英国、法国和德国80%的大众，其生活状况并不比古罗马时期的奴隶好多少。他们几乎没有政治权利，也没有私人权利，不是死于工伤就是死于职业疾病。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形象生动地为我们展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流水线工人的劳动场景，工人仅仅是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今天有谁还会为过去的劳动世界悲伤？有谁会为19世纪末期地狱般的工矿和钢铁厂哀悼？又有谁还会怜悯农田里的辛苦劳作？有谁会在百年之后为现在所失去的无数枯燥无聊的工作后悔？或者怀念又脏又臭又危险的道路交通？

减少劳动或者完全不必为金钱而劳动，这是一个承诺而非诅咒，至少对于生活在一个相应持续发展的文化里是这样的。因为，人的价值不取决于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的劳动效率，它并不是人类学的永恒定律。劳动效率完全是17世纪英国经济学的一个概念，会让我们联想到一些英国经济学家的名字，例如：威廉·配第，约翰·洛克，达德利·诺思，约瑟亚·柴尔德。人类历史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发展，人类社会认识了其他形式的社会美德和社会差异。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生产率更高的层面上去发现新的道德概念呢？

问题并不在于用技术简单地取代雇佣劳动，而在于当技术失去管控，被应用于不道德的目的。令人惊异而又非常遗憾的是，在一些很强大的商业模式上这种情况目前经常发生。那些计算机专家、程序员、网络设计师不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而工作，而是为少数人谋取利益。他们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共同生活体，却没有任何民主的合法性。他们成千上万次重复的承诺是要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简单”，而不是更“民主”。让生活更简单的承诺仍是遥遥无期，每个试图简化我们生活复杂性的尝试，反而使我们的生活越加复杂。

如果说要我们对数字技术和它的推动者有所感谢，那就是日益全球化的同一文明。数字代码轻松地跨越国家和文化边界，用一种由0和1组成的技术通用语言横扫全世界，无论是在尼罗河流域还是在莱茵河或者亚马孙河流域，人们都可以无障碍沟通。最终迎来的是全球同一文化，一些人为其胜利而欢呼，另一些人为其损失而悲哀。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每一次进步的同时又是一次退步。人类文化的生物多样性将变得越来越少。这一过程始于效率思维的凯旋进军，强化于它最有力的工具——金钱，唯一且只用数量衡量质量的工具。哪里有金钱统治，哪里就消除了边界。平静安逸的集市成为原材料、商品和投机商的全球市场。人们用文化交换富裕繁荣，我们相互适应彼此的生活方式，先是在欧洲和北美洲，然后在亚洲和世界各地。社会的差别和传统也被否定了，贵族或平民，天主教、基督新教或佛教，阿拉伯人、印度人或德国人，男人或女人——除了贫富差别外，金钱把他们变得不再有什么不同。如果说今天的世界是扁平的，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2005年在其世界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所宣称的那样，不但世界像屏幕一样扁平，而且它的文化也是扁平的。 ^[3]

同一性的逻辑就是金钱的逻辑。自从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古国的吕底亚人发明了钱币，金钱就一直试图打破它的物质界限。如果说钱币的价值最初还跟它的物质价值相符，那么后来它就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象征。随着15世纪引入货币交换，18世纪初期引入银行纸币，钱币就完全摆脱了它的真实价值，变得越来越虚拟了。这也不足为奇，在很多工业国家实物钱币正在消失，支付流通成为交叉立体的、没有现实价值的、没有灵魂的非现金流通支付工具，它在计算机上以毫秒的速度穿梭于高频交易之间。

这一切都是受效率思维的驱动，从佛罗伦萨到伦敦，越过旧金山海湾，效率思维为自己赢取了全世界，它扫平了全球的差异。它的终端是一个不讲究穿着、足蹬运动鞋的创业者，没有风格、没有立场，不再有传统，也没有传统意义的包装。它承诺人类，如果不能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最起码还可以生活在自己的个体世界里：通过网络搜索、网络痕迹和路径形成自我。过去，人们遭受命运捉弄；如今，人们躲在自我陶醉的玻璃镜小屋，背后站着戴着面具的牟利者虎视眈眈地窥视着你。

充斥着众多个体世界的世界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它有双重荒谬性。表面上全面拆除了社会等级制度，实际却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表面上许诺人们的自由越多，背后获取的越多。尤其是民主和社会秩序所依托的基石——启蒙价值遭到了破坏。马克思超越时代的观点再次被证实——所有重要的社会进程都是在人们背后的政治无意识空间进行的。

启蒙价值的处境令人担忧。未来社会，启蒙价值怎样才能得到拯救？如果说雇佣劳动的终结对很多人只是意味着数据而非劳动被分析和评价，那么数字化所许下的唯一诺言就会褪色。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言，是拥有创造性的个人主义决定文化，而非异化了的雇佣劳动。

20世纪下半叶成长起来的德国人常常很难相信，西方文化的历史和经济形式不是一条无限上升的直线。经济繁荣发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在德国，人们很难对本国的经济秩序会持续不断取得胜利这一观点产生怀疑。怀疑的人会被看作是知识分子中牢骚满腹的人，就会被贴上“左派”的标签。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离奇的论断。因为，坚信科技和经济势不可挡的进步正是左派最深刻的思想基础。科技应该不懈地改善世界，帮助劳动者获得权利、保险、教育和富裕生活。而右派和保守派却总是持与之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自由发展和自由主义的发展意味着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衰落。

两百多年以来，激进的左派和保守的右派形成鲜明对立的阵营。今天，数字化革命的发展与非左既右的阵营全然不同。它不必属于左派，却对世界上每一种形式的保守主义都会造成普遍性威胁。它以一种最极端的游戏形式出现，且游刃有余。它躲藏在亿万用户的背后，可以在每个民主监控鞭长莫及的彼岸操作不透明的交易。它在设计得绚丽多彩的虚拟生命世界里，操控用户的行为方式，并且行使能左右人们潜意识的权力。对此，20世纪的独裁统治者们也只能是望尘莫及。而且，数字化无孔不入，它闯入所有的社会空间，包括汽车、住宅，渗透到朋友圈和人们的爱恨情仇。

终极利用一切、特别是从人类身上谋取利益的压榨掠夺行为，都是非人道的。对此多数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在很多富裕国家比如德国，这也让很多人感到困惑：一种经济模式，由于它的成功获得人们可以理解的首肯，但是同时它又造成文化和价值的丢失，对此人们同样表示可理解的悲哀。如果一个人被分割为百万数据，由此所获得的鲜明个性被装进袋子里出售给竞价最高的人，把他操纵为一个贪婪购物狂，那么，“个性”又该怎么解释呢？此外，更显而易见的是那些噪音、速度、广告和各种干扰尘埃，它们闯入所有的社会空间，挤进家庭聚餐的饭桌，降低凝聚力，打破安全、平静、隐退和独处的生活。

尽管我们的时代出现史无前例的繁荣（繁荣还总是不均衡），我们的社会仍然缺失乐观精神，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企业老总们用热烈的言辞在员工面前对数字化未来慷慨激昂，两杯酒过后就连他自己都不再相信数字化社会一切都会美好，更不要说将会更加美好。从经济层面看，世界内部正在四分五裂。一项艰巨的任务摆在了我们面前。捍卫启蒙价值、保卫生命世界，绝不是一个个体能独立完成的，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因此，这项艰巨紧迫的任务就落在了政治家们的身上，他们必须帮助我们设计构架一个富有生命价值的未来。面对这个巨大的挑战他们成熟了吗？ z8WWoXRoe/LLc1SKydYIETCKutD4DC9+bcaS0qWE7J0WN0y6ceISR9hqzGsE9o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