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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社会的经济形态有些不同于今天，您看，在24世纪没有货币金钱。获取财富不再是我们生活的动力。工作不仅是为了完善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完善一部分人类。”
这是二十多年前，《星际迷航》里的“占星者”号舰长皮卡德的预言。2373年的未来人类社会将是一个没有金钱和没有雇佣劳动的社会。19世纪的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通过物质酬劳以激励人们为自己和社会做贡献，这对24世纪的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
在系列科幻电影《星际迷航》第8集《第一次接触》中，未来面具的背后所表现的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幻想，而且还是一个古老的人类梦想。这个梦想始于16世纪和17世纪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兴起之际。那时候英国爵士托马斯·莫尔、意大利神学家托马索·康帕内拉和热衷科学的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提出，在理想国里既没有金钱也没有金钱劳酬。19世纪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们醉心于一个理想的新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机器工作，工人唱歌，他们希望通过聪明的自动化就可以进入这个理想时代。“最初的目标是尝试建立这样一个社会，该社会的基础是不可能产生贫困的”，
这是奥斯卡·王尔德赋予20世纪的一个使命。人们梦想通过“自动机”终结雇佣劳动，因为只有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人们才有可能完善自己；谁解放了自己的双手，谁才能获得充实的生活，才能最终获得个人的自由。
最著名的是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所描绘的乌托邦图画。他们满怀崇高理想，沉醉于他们年轻的友谊和无尽的美酒。1845年，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的流亡中提出：“共产主义应该是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允许任何人随意地‘今天做这件事，明天做那件事，早晨狩猎，下午捕鱼，晚上放牧，饭后随心所欲发表评论，不必成为猎人、渔夫、牧人或批评家’。”
“无阶级社会将创造全面发展的人”，“自由活动”将取代社会劳动。
“全面发展的人”应该是维护自我意识、充满社会关怀、承担社会责任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想国与斯大林的国家资本主义相去甚远，长期以来斯大林的国家资本主义绑架了“共产主义”这个词语，用极权主义制度取代了“全面发展的人”的梦想。人们擅长用符合时代的、鲜亮的颜色给自己涂上合适的外表：太阳神的日光浴室里多米尼加僧侣康帕内拉的白色法衣；奥斯卡·王尔德纨绔风格的天鹅绒夹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绘的封建时代牧羊人的浪漫宁静也伴随着工业化的高耸的烟囱。有时候这些看起来像是一个纯净的灰色宇航船，没有任何绿色，好似《星际迷航》中皮卡德舰长的那个毫无想象力的核掩体。
今天，我们面对一个时代的巨变。久久渴望的“自动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让很多人实现没有雇佣劳动的充实生活。在重复劳动的服务行业里，旧的劳动世界已经支离破碎，矿山和钢铁工人的重体力劳动也正在逐渐减少。新时代对我们更有吸引力的是自主的生活，没有异化，没有条件制约化（Konditionierung），没有千篇一律的单调。那么，未来的猎人、牧人和批评家将来会怎样生活呢？谁可以让他们也能从免除社会保险的机器人所创造的巨大利润里分享一杯羹呢？又有谁能资助/负担他们对自主生活的天才般的奇异设想呢？我们将用什么颜色来描绘我们未来的充满生命价值的空间呢？
对很多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来说，一个富有生命价值的未来设想看起来很古怪。他们尚未清楚地看到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文明和我们的文化正处于最严重的危机中。地球气候变暖使得非洲大草原干枯，我们却只顾自己眼前的困境，忽视了地球正被灼热的太阳炙烤；海平面不断上升淹没富饶的土地，吞噬美丽的珊瑚岛；人口快速增长导致兴建很多超大城市，垃圾山堆积成摩天大厦；难民潮就像涌入地中海的三角洲，冲击着欧洲贫困防护墙的壁垒，直到某天彻底崩溃；动物和植物世界的种类濒临灭绝，只有对动物园有观赏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才可能劫后余生。争夺地球资源石油、锂、钴、钶钽铁矿、稀土和水资源的贸易战越演越烈，却披着信仰之争或人道主义干预的虚伪外衣。化石能源时代的大国随着能源的枯竭在做最后一次的挣扎抵抗，他们把世界打成碎片，而不是想办法去拯救世界——如此，能是实现自主生活的乌托邦理想国的沃土吗？这是一个时代转变的开始，还是时代末日的降临？
这种情况令人惘然若失。一方面发展科技和从中赢利的狂热者蜂拥而至，如同正在到来的革命令人“欢欣鼓舞”；另一方面西方世界的大多数人缺失信仰。“未来和资本这两个词听起来如此陌生，尤其是当人们屏住呼吸一字一顿地说出它们时，好像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作家英果·舒尔策
十年前这样写道。我们不再梦想迁居火星或月球，也不再梦想建造巨大的海底城市，那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梦想。西方社会只对当前和“维持原状”许下了诺言，却没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发展做出任何承诺。然而，就在政治家在欧洲到处对他们的选民用“共同应对挑战”“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的生活将更美好”等华丽词藻让他们安心入睡的同时，科技平地而起，碾压破坏所有的生活环境。梦想已久的改变社会生活的“自动机”现在已经出现了：互联网电脑、智能机器人，它们由数据喂养，其数据之大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能力。此外还有越来越有自主行为的人工智能，这些恰恰与“维持原状”的愿望背道而驰。
那么谁来描绘未来社会的宏图，谁来制定未来社会构建的框架和内容，谁来指引未来社会的构建？任由那些短视的最大利益追逐者诸如谷歌、亚马逊、脸书和苹果们来构建我们的未来，还是听任搭顺风车的德国自由主义者“数字化第一，思想第二”的主张？我们要听信世界末日者的预言——世界将出现一个机器大独裁，还是听信经济悲观论者的论断——我们这个星球行将没落，现在已然无可挽救了？
乌托邦和宿命论，人类承诺和人类绝望，如今又像中世纪末期那样被相提并论了。那时，有人期待基督世界千禧年的到来，有人绝望于下一次的战争和瘟疫会使人类社会毁灭。恰恰是两个事件的同期性，正如我们今天所知，催生了新生事物的开始，这正是人性的再生，人道主义的复兴。如果从高空俯视我们自己，会发现当下人类正处于一个相似的历史转折点。如果人们突破臆想的强制逻辑和无可选择的束缚，摆脱怯懦和献媚的低级趣味，那么唯一能够改变厄运的就是相信机遇转折的人。“政治”和“乌托邦”今天看起来似乎不可统一，二者没有共性，就好像舒尔策的“资本主义”和“未来”这一对概念没有共同属性一样。然而我们必须知道，如果你不愿有所作为，生活就不能继续，社会就会走向没落。
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走出固执的宿命论，鼓励人们对未来保持乐观的态度和设想，尝试描绘一幅未来的图景。此外，技术只是硅谷极客们（GEEK）一厢情愿的方法，它从来就不是医治社会的灵丹妙药。相反，我们看待技术的正确态度以及利用技术的正确方法可以预防和制约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险。总而言之，不是技术决定我们的生活——虽然已经出现了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有谁还没用过它们？——而是文化。我们不禁问自己：我们用哪些人类先验认识开发应用技术？技术应该帮助人类还是替代人类？人类真的需要优化吗？难道不应该是技术满足人类真正的需求而不是让人类需求适应技术吗？没有文化基础的经济是非人道主义的。文化不是给富人的电影院、剧院、音乐和装饰品，它能让生活变得更有价值。迁居火星和月球、建造超大型海底城市显然不是有价值的生活，而被茧裹在数据云矩阵中也不算有价值的生活。
正如T.S.艾略特所想象的那样，人们不仅要用大脑来解读数字化，还要“用心脏和神经末梢”。 [1] 数字化的未来不可以使用算法计算，只有数字化的机器使用算法。如果说数字化未来仅仅是它的技术预言成为现实，那么它是不会造福人类社会的。相反，如果它确实能为地球上尽可能多的大众创造生活价值，那么它将对全人类大有裨益。